秦汉的用印遗迹 用印遗迹指的是使用印章后遗留下来的痕迹，主要有封泥、戳记等。 1．秦汉的封泥 封泥之名始见于《后汉书·百官志》，其中少府属官中有守宫令一人，本注中称其职责为“主御纸笔墨、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普遍①见孙慰祖：《古封泥集成》第2581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使用封泥了。后世真正发现封泥是在清末，此前的金石家一直将封泥误认为“汉世印范子”加以著录，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等。封泥随着陈介祺、吴式芬、吴大澈、吴云等金石家的收集、著录、研究，开始广为人知。封泥的发现在学术和艺术两个领域中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罗振玉在《郑厂所藏封泥》序中称封泥“可考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由于存世的古代官印不少是为殉葬而仿制的明器，非实用印，而这些封泥却是当时官方和私人印章日常使用的遗蜕，最能体现古代印章真实的面目和风采。另外，秦汉印章尤其是官印几乎全部是阴文，朱文印在古代印章中所占数量很少，封泥是由阴文印章抑于泥后，经千馀年后再墨拓而出，呈阳文的形式，这对印章的形式是个极大的补充，对篆刻艺术也有极大的启示。陈介祺曾说：“汉印少朱文，近年出封泥之多……真足为朱文之矩镬，松雪不足道也。”晚清赵之谦对古代文字的取法最多，镜铭、诏版、货币、砖瓦文字莫不人印，但受时代局限，在其《续寰宇访碑录》中也将封泥误为印范，从而对封泥凝炼、浑朴、苍莽、充满动态的风格，以及粗犷沉雄、斑斓微妙的边沿样式没有汲取，十分令人遗憾。而吴昌硕浸淫、得力于封泥已为人所熟知，他所称封泥“方劲处兼圆转，古封泥时忽见之”，“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皆是会心之论。以后的陈师曾、赵石、邓散木等大家莫不得益于封泥。 存世的先秦封泥数量很少，这里不多作介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公认的秦代封泥不超过十枚，但90年代之后，西安出土了一千馀枚秦代封泥，使人们对秦代印章、封泥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封泥涉及的职官名覆盖极广，仅中央职官名就达800馀枚，其品类超出以往所知秦汉封泥中央职官数目的总和，故有人视之为秦代百官志及地理志的索引。秦印大多刻得较为浅显，这些秦封泥的文字也呈疾浅纤劲，与汉代封泥文字的浑厚雄沉不同，如“永巷丞印”（图2.3-181）、“丽山猷官”（图2.3-182）、“中厩马府”（图2.3-183）、“废丘”(图2.3-184)、“中谒者”（图2.3-185）等，清晰地呈现出秦代印章的真实面目，为篆刻艺术的取法增添了新的契机。 封泥是印章实用的遗迹，更能反映当时印章的原貌，这里就依据汉印的分期，举出每个时期典型的官印封泥①，对理解汉代印章的艺术会有极大的帮助。①参见孙慰祖：《古封泥集成》“古封泥述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西汉晚期：大司空印章（图2.3-192）、淮阳相印章（图2.3-193）、容丘国丞(图2.3-194)
新莽时期：常安东市令（图2.3-195）、师尉大夫章（图2.3-196）、豫章南昌连率（图2.3-197） 东汉前期：山桑侯相（图2.3-198）、新蔡侯相（图2.3-199）、朗陵侯相(图2.3-200) 东汉后期：东乡家丞（图2.3-201）、勘阳丞印（图2.3-202）、汉青羌邑长(图2.3-203)
两汉封泥中私印封泥仅有250枚左右，基本反映了两汉私印的面貌。私印封泥大小悬殊，臣妾印一般较大，甚至有大至方寸的。肖形印很少，宗教印如“黄神越章”、“天帝之印”（图2.3-204）等印也有存世，鸟虫书印也屡见不鲜，朱白文相间印也时有所见，还有一枚“江义印信”（图2.3-205）阳文印封泥。
2．秦汉的戳记
戳记主要指的是在手工业制品如陶器、漆器上以印章钤印的标记，说明该产品制造、管理机构和工匠名，即所谓“物勒工名”。
秦代戳记以陶文为大宗，如“咸亭当柳恚器”、“安陆市亭”、“咸郧里致”（图2.3-206），
印文萧散无局促，得浑穆天真之趣。用于按抑陶文的印章形制、质地现已难考见，其尺寸大于当时的官私用印，也很少使用当时普遍使用的界格，但其印文仍用小篆，以圆转取势，茂密紧凑、雄浑古穆处已开汉印风气，与秦印的秀雅形成强烈的对比。另外，秦还有陶质量器，采用事先刻制好的印文进行钤盖，以加快速度，共有十方印，每印四字，钤盖出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从而构成一幅优美的“篆刻作品”。
汉代的按抑陶文内容主要是制造机构、陶工印记以表明用途，也有少量吉语、私印。汉陶文出土地点多在汉城遗址，散见于各文物类杂志。与汉印的整饬、平正、肃穆相比，汉代陶文大多笔画较为粗壮，雄浑劲健，不斤斤于安排，虽草率而时有古趣，如“日利”（图2.3-207），采用装饰意味很浓的鸟虫篆，蜿蜒密集几无空隙，“日”字外沿还增加了若干装饰性笔画，“利”字盘曲缠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