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6日，考古人员对河北行唐故郡东周时期的车轮实施保护。 新华社/TAKEFOTO
1953年发行的邮票上图案为记里鼓车。岁末年初，考古领域又传来佳音：一辆东周时期的高等级马车近日在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清理过程中逐渐显露“真容”。这辆堪称豪华的马车出土于河北行唐故郡遗址大型殉葬坑2号车马坑中，经过工作人员对车辆遗存的测量，初步确认这辆马车拥有两个直径达140厘米的较大型车轮，每个车轮拥有辐条38根，车厢横宽142.5厘米，纵长106厘米，车厢残高达50余厘米，一条残长近280厘米的车轴横亘于车厢底部。车厢左右侧和前后端立板的外表除了饰有繁复的彩绘图案外，还镶嵌有成组对称的金属质兽形牌饰，其表层粘贴有刻画纹饰的金箔饰片。虽历经约2500年的埋藏，经发掘清理后依旧折射出耀目的金光。车厢内外还有8柄青铜戈。这辆马车的发掘为复原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
当然，与此次新发掘出的东周时期马车相比，1980年发现的秦陵铜车马复原得较为完整。秦陵铜车马一组两乘，因年代久远，两乘车出土时破碎成3000多片，经过近8年精心修复，1989年陈列展出。两乘铜车马一为“立车”，一为“安车”，均为古代单辕双轮车，并按秦代真人车马1/2比例制作。
参观这些考古人员发掘出的历代交通工具，不由得感慨，人类始终在完善和改进交通工具。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只能在马匹的数量和车辆的构造上下功夫，而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动力，使交通工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中国在工业革命时期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从未停止追赶的步伐。即便是民国初期的军阀们，也有过造车的梦想。1931年5月，东北的民生工厂造出了我国第一辆载货汽车，当然，没过几个月，日军就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民生工厂也落入日军手里，打断了中国人造车的梦想，甚为可惜。
本期的“品读”就为读者介绍我们国家在车轮上的“革命”。
首辆马车为奚仲所造
在古代中国，人们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是轿子、畜力车或人力车。这种原始状态的交通方式沿用了几千年，一直持续到清代后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造车的历史悠久。“轮子”的使用是造车的基础，我国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轮子的国家之一。《淮南子》载：“见飞蓬转而知为车”。飞蓬是一种草本植物，其形为圆球状，干枯后随风转动。《后汉书》也有：“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飞蓬的转动启发出先民对车的概念。《周礼·考工记》载：“察车自轮始。”可以看出我们祖先首先发现了轮子具有一定的功能，从圆轮得到启发，后经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慢慢产生了车的雏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车马形式的运载逐渐成熟。
从史书对中国马车的记述来看，轮子用于车子的源头可追溯到黄帝时代。《汉书·地理志》记载：“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 年代最早的马车是从殷墟出土的，由此可见，4600多年前，黄帝时代已经有了车。以及《古史考》载：“黄帝造车以后，少昊（公元前2598-2525，三皇五帝之一，又称白帝）时用牛拉车；到了夏禹时，奚仲改用马拉车。” 由此，马车的问世追溯到夏禹时代。
马车的发明是中国交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马车是一种便利、快速的交通工具，将先民从繁重的体力运输中解放出来。随着车辆的不断发展，马车的功能也在完善，用途更加广阔。
世界上是谁发明了首辆马车？史学界有着众多的探索和争议。根据《左传》载，在公元前2250年夏朝初的大禹时代，奚仲制造出了具有车架、车轴、车厢，并且是两个车轮的第一辆车。《墨子》的“非儒”篇中有：“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意思是：古时候后羿制造了弓箭，季伃制造了铠甲，奚仲制作了马车，巧垂制造了船。奚仲造车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发明的世界上第一辆马车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由此奚仲以德成神，被后人们尊为“车神”。
关于奚仲为史上第一造车人，史料记载还有很多。在《荀子》《说文解字》《通志·氏族》及《纲鉴易知录》《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君守》等书中均有记载，奚仲是夏禹之时的车正（古代职掌车服诸事的官职）。现代的一些学术和汽车学会也一致认定：马车是在4000多年前发明的，奚仲是“造车鼻祖”。
奚仲是东夷薛国人，《春秋左传注》：“薛之祖先奚仲居薛。”奚仲是黄帝曾孙帝喾的后代，帝喾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即是奚仲的父亲。奚仲的父亲和他的儿子吉光都是交通工具的发明家。《藤县志》载：“当夏禹之时封为薛，为禹掌车服大夫。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以木为车盖仍缵车正旧职，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服大夫”。马车的出现不亚于“四大发明”，故有“祭拜奚仲，平安出行”在民间流行。
薛国的故里在今天的山东滕州市张汪镇和官桥镇之间，有记载：今古城昭昭依存，巍峨壮观。《齐乘》有载：“其城高厚无比，以抗楚、魏。”《滕县志·古迹考》载：“薛城，在薛河北，周二十八里，古奚仲所封国，城则田文增筑。” 薛国故城东南角，内城中心位置的“御花园”处，在上个世纪末曾挖掘出与奚仲封薛时代相对应的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夯筑，被称作龙山文化时期的薛国宫城。不仅在文献上，而且在考古证据上，也确凿证明了奚仲封薛的事实。
记里鼓车可记载行驶里程
史料记载，周代车制沿袭殷制，马车已被广泛使用。从西周燕都出土墓葬马坑考证，周代的马车多为四匹马拉车，车厢、车辕、车轮的尺寸没有统一规定。周代时马车不仅是贵族的交通工具，更是战争的利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主要用于战争，拥有战车的数量，可以证明诸侯国的国力，遂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考量。
到了先秦时代，车分为小车和大车。驾马和车厢小的称为小车，也称轻车或戎车。驾牛、车厢较大的叫大车。小车除了当作贵族乘坐之用外，主要是用于战争。这个时代，列国没有统一的制度，各地的马车大小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秦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古时候都是土路，车轮反复碾轧之后会形成与车轮宽度相同的两条硬地车道。马车长途运输的时候，让车轮一直放在硬地车道上，行走平稳，能够显著减少畜力消耗和车轴磨损，而“车同轨”就能减少马车轮距不一造成的不便。秦朝规定车辆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一律为五尺。此后的车轮轮距相同，各地车辆往来就按照规制，方便了交通。
秦时车辆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有较大提高。对秦始皇兵马俑的挖掘和考古，印证了我国两千多年前马车制造的精湛技艺。秦时，铁制附件已经出现，同时出现了铁缘车轮。
汉朝时期，车子又有了发展，马车的种类增加很多，不再完全用于战争，而是以载人运货为主。到了三国时期，又出现了独轮车这种经济实用的运输工具。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北伐时，向军中运送粮草的车辆就有“木牛”，也有木牛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独轮车的说法。三国时期，还出现了记里鼓车，这是我国继指南车之后的又一特殊车辆。指南车是一种双轮独辕车，车上有站立木人，手臂指向南。指南车行驶中，行走任何方向，木人始终指向南，这是齿轮传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机械技术发展。记里鼓车利用简单的齿轮减速机构，最后一轴在车辆行驶一里路时旋转一周，再通过凸轮使木人撞击鼓，以示里程。可见当时的先民已经充分掌握了齿轮技术，并发挥到较高的水平。
唐宋以后，车辆的制造技术也有所进步。南北朝时出现了12头牛驾驶的大型车辆。同时还出现了磨车，磨车上装有石磨，车行磨动，行10里磨10斛。三轮车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出现，但没有得到推广。到了宋朝，官僚们坐轿子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不再重视车辆的制作和改进，造车技术的关注角度也逐渐由用于乘人的车辆转到载货的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