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的企业（希望集团和后来的新希望集团）也已经有36个年头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改革开放40周年里，一代民营企业的进步和成长。我想，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要过好四道关：第一道关：创业初期，选准一个行业，敢干敢闯，不怕吃苦。80年代初，我和我的几个兄弟都大学毕业了。国家刚开始变革，改革开放刚开始。因为喜欢无线电，我们就想去创业做音响。结果被公社书记“枪毙”了，对方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自己反思，可能是做得太早了。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企业。于是，第一次创业算是失败了。又过了两年，我发现国家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我就跟县委书记讲：“我们到农村去创业当专业户行不行？”县委书记说，“行，现在国家鼓励专业户，你去吧。但是希望你们能帮助农民，每年要带10户（发展收入）。”就这样，我们开始进行农业领域的创业。实际上，我们都不是做农业出身的。到了农村做什么？种蔬菜，种粮食，然后养猪、养鸡、养鹌鹑。最后把“养鹌鹑”这件事做到全球第一。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新津基地（位于成都市新津区）也成为世界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当然，我们也赚了一点小钱。但我们总觉得养鹌鹑是一个小产业，而四川是全中国最大的猪市场，养猪户最多。我们能不能养猪？能不能做猪饲料？经过研究学习，我们率先推出了中国的高端猪饲料，叫“希望一号”，并开始在饲料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说起来简单，其实很多时候特别难。刚才我讲，要选好一个赛道。我们选择农业，现在可能不一定很多人选，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选对了。做冰箱、电器根本不可能，想做音响也被毙了。而改革从农村开始，允许、鼓励、支持你做专业户。可见，选行业非常重要。当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行业机会是不同的。今天大家再去养鹌鹑、做饲料，不一定做得过我，因为我已经有上千亿元的销售规模了。还有一点就是能干、不怕吃苦。那个时候的政策没有现在这样宽松，根本贷不了款。银行、信用社给私人贷款？想都不要想，根本不可能。我们就跟亲友借钱，到年末要还，还不起，压力大呀。甚至，我们几个兄弟还讨论过“（我们）究竟是跳岷江还是跳锦江”这样的问题。最后，我们坚持下来了，才有了今天。第二道关：企业走上正轨后，要有企业文化，产权要清晰，要处理好政商关系。我们提出，企业要像家庭、像军队、像学校。像家庭，就是大家互相关爱、关心和支持。当初，我们钱并不多，给员工的工资低，而且搞农业又那么苦，谁愿意到我们这来？大家决定到这来，是因为跟在自己家里面一样，这是一个凝聚员工的好的企业文化。像学校，同样的道理，我们一开始没多少钱，不可能招那么多大学生。我们招的都是一些小学毕业生、初中生，甚至没有文化的人。我们慢慢培养他们，让员工在我们公司一步步成长。像军队，是说我们的企业要有执行力，要令行禁止。据说董明珠女士是这方面的专家、是令行禁止的标杆，说一不二，敢担当，我觉得非常好。中国企业必须要有这种精神，要有好的治理结构、好的规则。大家都知道，一开始我们是四个兄弟一块儿干的。干着干着，干得不错，后面几个兄弟都各有所长、各有想法，强扭在一起也难，我们就做了一次挑战性的改变：存量不变，增量各自发展。这是所谓的“兄弟分家”，其实不是分，是变化。我们的存量现在还在一起，四个兄弟都在一起。但我们的增量是，每个兄弟各自发展。老大做了一些电子、高科技的事业；老二做重化工业；老三做教育产业和农业；他们都做得相当不错，老三的公司还在香港上市了；而我，把我们的主业，即农业、食品，坚定不移地做了36个年头。所以说，企业要及时调整产权制度，千万不要产生股东之间的矛盾，矛盾大了一定不好，要协调好。怎么协调？大家要一起沟通、交流，彼此非常尊重。对员工也是这样的。当然，还要结合信息化。现在，我们在全球各地有600多家工厂，7万多名员工，海外员工有上万人。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信息化，靠什么去管理？我有一些朋友到了南非，想到我们当地的工厂去看看，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他们问我当地的总经理是谁，我也真的不知道总经理是谁。但这些并不重要，我们有一套完善的员工管理体系。我们在四川是民营企业的第一位。在我们的发展史上，四川省（包括成都市）的各级领导对我们一直都还是蛮支持的。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因为企业发展得比较大，比较有影响力，就去拿一些不该拿的东西。同时，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会主动找找政府领导沟通。当然，更多的事是我们自己去做的，而且很坚决。过去，我有不少的朋友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好多是政商关系没处理好。我们过去三十几年，没有为政商关系发过愁。第三道关：企业进入经济转型期，要做好创新和变革。今天，经济出现了下行的格局，很多产品都过剩了。我们的民营企业也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各项成本的刚性增长，贷款也比较难；由于过剩，很多产品不可能涨价。这时候靠什么？靠规模不行，要靠自身的努力。像董明珠女士，她们靠科研求发展，靠全球化，我觉得非常好。拿我们的行业来讲，饲料业已经饱和了，我们的生产能力比实际需求多了将近一半。怎么办？显然不是靠规模，而是靠我们的创新，靠我们的转型。近五年来，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我们的传统企业更要创新和变革。创新什么？一，机制创新。我们民营企业，人家说我们机制好，其实我们机制可以更好。过去五年，在熟悉的农业食品领域投资和孵化了50余家科技型创业公司，培育了150余名优秀的事业合伙⼈，用这种共建、共创、共享、共担的“四共”模式求得了活力，得到了发展。二，年轻化，如今我们中层以上的管理干部平均年龄仅30多岁。三，我们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有机结合。在国外，我们根据消费升级的不同需求，做了很多差异化产品，比方说牛肉、羊肉、高端奶粉、保健品等等。四，狠抓科技创新。我们在科技创新上下了大功夫，有2000多名科研人员和队伍，近几年拿了5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7年，科技创新给我们带来的新增利润超过10亿元，销售则突破了1000个亿。第四道关：传承。有人说，今天有40%或者50%的企业面临传承的困难。我们第一代企业家都勤奋、精明，能够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但差不多都五六十岁了。当年我那些做企业的同班同学们，绝大部分都退休了，我没有。我说我的命苦，人家都在跳广场舞、打麻将，我们在做什么？还在努力、还在拼搏。怎么办？必须做好传承，有人说你传承得很好，你看刘畅多能干、多优秀。其实我想说，传承不单单是指一个人。我们不是一个人接班，是一个群体接班。经过这五年的努力，我们大概有超过2000名中层以上的干部，他们不但接上了班，也使得企业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创新、更加有创意。在传承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体会的，就是要敢于让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些担当，敢于去拼搏、敢于放手。比方说我女儿，过去五年她做董事长，一开始请了陈春花教授来帮助她。现在她自己独立干，好多事她自己去决定。她以前经常问我，现在几乎不问我了，而且我觉得她好多事比我想得更好、做得更好，我觉得这就叫做好的传承。总结来说，当我们过好这四关，我们的企业就一定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