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带着两个徒弟。”身材精瘦、个头不高,别看他年纪小,浑身上下抖落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气,显得非常自信。他是一名汽车装调工,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成绩,走到了本届“振兴杯”的赛场。
比赛前,选手们去赛场熟悉场地,几位选手正在研究比赛的机器。温维娜 摄
他在一家4S店上班,来之前,把工作交待给两个徒弟,他才放心出门参赛。说起为什么会带徒弟?他说加上实习,自己的工龄已经满3年,前两年,他跟着师父学习,已经能够独立面对疑难杂症,过了一年,他就带上了徒弟。
“一个月,我起码工作28天,徒弟跟着我干,他们虽然嫌累,还是愿意,因为他们能拿到最高的学徒工资。”易康笑着说。作为小师父,易康仿佛是使不完力气的“小超人”,一旦工作就会入迷,也因此受到老板的赏识。
在本届“振兴杯”的赛场上,像易康这样有“小师父”身份的参赛选手还有很多。他们的技术水平普遍较高,都是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小师父”群体普遍开始带徒弟,已悄然成为技能传承领域与过去的“老师父”带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喜忧参半的“小师父”们
90后的杨治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师父。他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身份征战“振兴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4S店工作,修车手艺不错的他,兜了一圈,又回到母校工作,成为一名老师,变化之快如同梦幻一般。
从工人到老师,他身份的变化让亲友们刮目相看。当年,中专毕业的他,准备报考大专,有长辈曾委婉地劝他:“踏实学习一门手艺就行,没必再要浪费父母的钱。”
彼时,他还没有大志向。在老家甘肃天祝,父亲经营一家修车铺,他从小在工具堆里泡大,父亲希望他好好学习,不希望他继承家业继续修车。“没办法,我从小对汽车发动机感兴趣,学习起来特别快。”杨治文说。
毕业后直觉告诉他,钣金行业更有前景,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汽车,对钣金修复有需求。他进入4S店工作,按照行规,跟着一个师父学习。没多久,师父离职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给杨治文解决,担子重了,机会也来了,所有的问题需要自己面对。3年后,他的技术突飞猛进,被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人才挖走。
在企业带徒弟,到学校里带学生,90后的“小师父”也会有烦恼。以前他修车,徒弟会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帮他收拾工具,很殷勤地打下手。如今,作为学校老师,给学生上课讲解实操工艺。讲台下有些同学爱听不听,甚至会摆出一副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反馈寥寥。
与杨治文经历相似。1989年出生的魏泽生也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发现,在企业中,徒弟对师父比较尊重,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有的同学还会直白地告诉他,读汽车修理专业只是为了混文凭,将来并不打算从事这一行。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相对于以前,如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更多,与师父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在企业,原来只有老师父才有资格带徒弟成为师父,如今由于生产需要,就需要更多的“小师父”带徒弟。
振兴杯赛场上,记者还遇到了来自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杨健,他是一位85后焊工。他坦言,现在的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工作地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深处,地理位置偏远,愿意来工作的年轻人本就不多,学习焊接技术又不轻松,所以能带上靠谱的徒弟并不容易。如果能找到称心徒弟,便如获至宝。
个头高大壮实的杨健,面对徒弟时却小心翼翼,不太敢责难他们。与自己当学徒时,对师父毕恭毕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杨健对徒弟的态度就像哥们儿一样,下班之后,还会主动约徒弟吃饭喝酒培养感情。
在“小师父”已经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走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师父与徒弟如何互动,成为新的社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