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母校任教24年后，每每站在校门口的影壁前，北京景山学校校长邱悦仍感到心潮澎湃。
这是一座汉白玉拼接做底衬的影壁，上面用金属材料镶嵌着数十个大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一九八三年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多年风雨洗刷，白色的底衬已经被岁月磨蚀，金色的文字却依旧光亮如新。
如果查阅网络图片，会发现邓小平的这句话被全国很多学校粉刷在教学楼外墙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它被作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原则之一写入了序言。
一条给特定学校的题词，何以被众多学校奉为圭臬，又何以成为整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引？故事还要从35年前说起……
“小平同志题词啦”
那是1983年9月10日，一次临时通知的全校大会。在北京景山学校老校址南楼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近200名教职员工悉数到场，交谈着、等待着。
如果观察得仔细些，很容易发现会场的新变化——充当主席台的长条桌上铺着白色的的确良窗帘，主席台后，市、区教育局领导和媒体记者一一落座。
从当天早晨上班接到“邓办”送来的“三个面向”题词开始，时任校长贺鸿琛的心就没从嗓子眼儿离开过。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贺鸿琛当时已到知天命的年纪，却仍然激动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会场上，他将放大的影印版题词举过头顶，用山西口音一字一句地高声朗读内容，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
静默，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小平同志给我们题词啦！”“再念一遍！”在这个还没有被确立为教师节的普通的9月10日里，景山学校的教师们经历了毕生难忘的喜悦。
邓小平为什么要给景山学校题词呢？学校前任校长范禄燕，当时是校团委书记、教导处副主任，他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进行，到了1982年已逐步推进到城市。风雷一声万象开，各行各业都在为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教育该做些什么？
“学校决定给小平同志写一封信。”范禄燕说，“因为我们觉得小平同志特别关心教育，也一直支持着景山学校的发展。”
此言非虚。
1978年，《人民教育》杂志刊载了对景山学校语文教师马淑珍、数学教师郑俊选、英语教师方碧辉事迹的报道，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此后，邓小平亲自圈定景山学校的三位教师为“首批特级教师”，大大提高了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让尊师重教之风重新兴起。
当时的景山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只有向北京六十五中学借来的9亩地，两栋楼里的一栋在唐山大地震中裂了缝，教师学生站在土操场上常常“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但小平同志的孙辈都在我们这儿上学。”在范禄燕看来，作为时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本可以让孙辈去条件更好的学校，他选择了景山，这就是支持的有力佐证。
基于此，学校以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学校自创办以来的改革创新成果以及在师资水平、硬件设备、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困难，希望邓小平“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1983年9月7日，一张横格信纸载着500余字，也载着学校师生的盼望飞向邓小平。那时大家并没有想到，仅仅3天后邓小平就回复了题词，当然更不会想到，这短短的一句话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多么深刻的影响。
“不抓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步入景山学校校史馆，参观者们很容易被四面墙壁上的图片和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但没有人会错过记录着邓小平题词瞬间的巨幅照片。
照片拍摄于书房，书架前的写字台上铺着旧报纸，戴眼镜、着白色短袖衬衫的邓小平正俯身桌前，用小楷毛笔在一张A4纸大小的白纸上题字。他的身侧，戴着红领巾的外孙女棉棉倾斜身子眺望，想看看外公写了什么。棉棉的妈妈邓榕是照片的拍摄者，底片送到学校冲洗出来后大家才发现，傻瓜相机拍出的画面还有些失真。
这是邓小平家常而不失严肃的一个瞬间，也是景山学校校史上深深镌刻的一个瞬间。翻阅史料会发现，邓小平个人史与景山学校校史的勾连不止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但当时的教育教学存在学制长、课程难、学生负担重、教学不甚得法等问题，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这些弊病被毛泽东指出后，中宣部、教育部、北京市决定各创办一所教育改革试点学校。由中宣部创办的北京景山学校于1960年5月4日正式成立。
景山学校创办时的起点之高，直到今天都难有出其右者。首任校长由教育家敢峰出任，首批教师直接从北京师范大学抽调；学校能及时了解党中央关于国内外教育发展形势的分析和有关中小学教学改革的精神，并能及时听到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位中央领导关于教育工作的具体意见。
有最高配置加身，景山学校的确没有让人失望。初创的6年间，学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陆定一“四个适当”（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原则，进行了学制、课程、教材、教法、考试、劳动等方面的综合整体改革试验；根据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意见，进行半工半读试验；根据周恩来关于应从小学习外语的意见，进行了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外语课的试验；根据邓小平关于对个别有才能的学生要允许跳级的意见进行相关试验，积累了一系列经验。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些改革试验的萌芽本应迅速开花、结果，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遗憾的是，同千千万万所在“文革”中遭受重创的学校一样，景山学校被诬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封资修的黑试验田”，所有改革试验全部被迫中止。
与改革一同中止的还有邓小平的工作。
1969年10月，邓小平与家人从中南海迁至江西南昌，这相当于放逐的岁月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在江西的日子，邓小平可以看报纸，甚至能收听到国外广播电台。彼时日本已在西方的帮助下成功走过人均收入以两位数增长的10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也开始起飞，这让邓小平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
“文革”期间，邓小平曾短暂复出，协助周恩来工作。在进行干部队伍整顿时他发现，由于知识分子受到残酷打击，国家多年来几乎没有培养任何技术专家，“四化”工作缺少训练有素的人才。
经历了“天安门事件”与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于1977年再次恢复职务，并主持了复出后的第一个重要会议——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邓小平强调，“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
这是中国科教工作和知识分子的春天，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有希望，一切都刻不容缓。当年年底，教育部即落实了邓小平关于办重点学校的指示，景山学校作为全国20所重点中小学之一，重新启动各项教改试验。
1978年，中国再次出发。改革的大门一旦开启，就没有理由关上。
次年，已经75岁高龄的邓小平应邀访美，9天参加80场活动，“刮起了邓旋风”。在亚特兰大的福特公司汽车制造厂，他见到了每小时产出50辆轿车的生产线；在休斯敦的载人航天基地，他不时向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细节；在西雅图参观波音747飞机生产线，他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型客机……此次出访，不仅是一位国家领导人显示开放决心的“路演”，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探寻现代化秘诀的“取经”。
9天行程匆匆结束，10000多公里外，景山学校成为邓小平赴美之行的受益者之一。主管科技文教工作的副总理方毅将一台IBM公司的PC机（个人计算机）带回中国，随后赠送给景山学校。
没有计算机教师，学校就聘请上海一家计算机厂的退休师傅带着几位数学、物理教师一起研究，给PC机配上了黑白电视作显示器，还成立了计算机兴趣小组。此后，学校率先在全国开设中小学计算机课程，编写第一本计算机教材。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波士顿牛顿公立学校第一次到访景山学校，开启了两校近40年的友谊。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强调，再次标记了时代发展的转折点。而这一时期，景山学校也从逐步恢复各单项试验阶段，进入了中小学教育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小平同志，教育怎么办？1983年，在教育改革试验的海洋中行驶许久，景山学校带着对航向的期盼向邓小平发问。
“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念及此，邓小平欣然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落笔静默，掷地有声。
“‘三个面向’意义大得很喽”
在公开出版的三卷本《邓小平文选》中，独立成篇的题词只有两条，其中之一就是“三个面向”。几乎没有人会否定它的重要性和它在中国发展阶段、社会环境、教育现实下的适切性。
那么，“三个面向”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纪录片《新中国教育纪事》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三个面向”提出后，教育界非常希望听到邓小平本人对其意义的阐释。1984年，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陪同邓小平接见外宾，利用早到的时间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点燃一根烟，吸了一口说：“意义大得很喽。”他正要继续，外宾到了，话题搁置下来。此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阐释过“三个面向”的意义。
没有原作者的阐释，不同教师、学者、管理者及社会人士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自然会有差异。但一个共识是，“三个面向”题词给景山学校，实际是为整个中国的教育改革指明了道路。
任教近40年，至今仍忙碌于学校集团化建设的范禄燕对“三个面向”深有体会。“‘三个面向’的真谛是‘面向现代化’，教育必须立足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禄燕认为，“三个面向”是一个相互联系、协调统一的整体。在空间维度上，“面向世界”是“面向现代化”的拓展，通过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管理方法、技术手段，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教育；在时间维度上，“面向未来”是“面向现代化”的延伸，教育应发挥为未来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着眼未来，以前瞻的意识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陶西平特别关注教育“面向未来”的问题。他认为，教育要“面向未来”，就必须突出教育工作者的创新性，教育不应被动地走向未来，而应当主动地创造未来。“我们在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面对着诸多教育难题需要破解。因此，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今后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与主题。”陶西平说。
此外，一些学者也表示，理解“三个面向”，不能简单地、孤立地就教育论教育，而应有更为全局的站位。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石中英曾在纪念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30周年时发文阐述类似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对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重视，与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不同，更加体现了一位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视角来加以论述的。”石中英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社会各领域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作为社会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事业也不例外。从这个层面来讲，“三个面向”是在完成教育战线治理整顿任务之后，邓小平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方向，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和指导性。
石中英强调，“三个面向”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理论，而且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面向’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个具有很强方向性、针对性、指导性的教育改革理念。”他说。
“每项改革都与‘三个面向’对标”
行走在今天的景山校园，再不见当年的危楼和“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操场。信息化的教学设备、小而精巧的花园、室内体育场和游泳池，还有专用的书法、美术、烹饪教室，从景山脚下迁址到北京灯市口大街，地图上的距离仅仅5公里，景山学校的教育现代化之路却走了40年。
从1977年起，学校顶住误解，坚持组织学生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等社会实践；1984年，开始与美国波士顿牛顿公立学校互派交换生，每年200名师生都吃住在对方学生家庭；上世纪90年代，率先引入“很多大学都没有”的光纤校园网络；为配合小学5年、初中4年、高中3年的学制改革，编写全国首套九年一贯制自编教材，并获教育部批准……
“有了‘三个面向’题词之后，我们的每项改革都在与之对标。”邱悦说，为了将孩子们培养成大写的“人”，学校多年来坚持走素质教育之路，从不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加课、补课。在“三个面向”的指引下，改革已成为写入教职工内心的基因，一系列成果随着学校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辐射到全国。
如今，景山学校的学军传统演变成军训，成为每个学生的必修课；计算机课程融入教育体系，大数据、人工智能教育方兴未艾；学校与16所世界各地学校建立友好关系，截至目前已有28批次学生赴美交流；九年一贯制自编教材已修订至第五版，在全国24个省市的500多所学校推广；顺应互联网浪潮建立的“数字景山教育网络联盟”，吸引全国80多所学校加入，率先实现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共享。
物换星移，白云苍狗。中国教育40年来流淌成的现代化长河中，景山学校的实践仅是一条涓涓溪流……
2017年秋季开学典礼当天，在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望着拔地而起的新教学楼，高沟小学校长朱雪军数度哽咽。
此前多年，他一直与5名教师、80多名学生在一栋老式两层教学楼和几孔破窑洞里上课、办公。如今得益于河南省大力推进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塑胶场地和跑道、设施齐备的教室图书室、整洁舒适的宿舍和干净卫生的餐厅等梦想一一实现。
在高沟小学的东南方，浙江大学师生研发的小型足球机器人已经脱离无线操控，能依靠“大脑”观察队友位置并改变移动策略，自主带球、射门；150多公里外的宁波市，2017年吸引了来自全球113个国家的5000余名留学生，续写着海上丝绸之路“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的辉煌。
40年前，西北草原上的马背小学和东海之滨的军港码头曾同为改革开放大幕开启而高声欢呼；今天，无论是辽阔的北国还是葱郁的南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实践一步一个脚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中国教育报》2018年12月17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