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
这些画都是我的心血，我喜欢我的画，谁都不知道我把这些画卖了是一种什么感受。
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村镇管理者的文化自觉，完全都没有，人们的眼里只有利益。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是需要文化自觉来改变的。
初次探访位于天津大学青年湖畔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给人的感觉与其说它是一个研究院，不如说它是一件艺术品。
斜向架空的建筑将一块方正土地分成南北两个楔形院落，一池浅水贯穿其间。如果恰逢盛夏时节，青砖铺就的庭院中，爬山虎爬满墙壁，花草树木自由生长，水池中锦鲤游来游去。走进楼内，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明代石狮子、宋代天神像、各类字画雕塑，以及从民间搜集的艺术品等，让人目不暇接。
在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的腹地，有这样一方人文绿地，着实令人惊叹。
2001年，以冯骥才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从那时起，这位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便在天津大学校园里扎下了根，按照他对教育和文化的理解，一点一滴地为这座学院添砖加瓦、充实血肉。而他自己对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的理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出绚烂繁花。
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残缺的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于2001年，大楼于2005年建成，此时正值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全面铺开，研究院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遗产抢救的学术支撑与人才基地。
十多年的时间里，冯骥才将教育科研与文化遗产抢救结合起来，借助已有的平台和珍存，将学术研讨、教育讲坛与各种文化艺术展演相结合成研究院特有的活动方式。与此同时，一大批学术研讨成果也在这里问世，如论文集《鉴别草根》《田野的经验》《教育的灵魂》等，这些成果有的记录了非遗的抢救与保护，有的收录了教育家的思想与高见，具有很高的价值。
2006年考入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王坤，在冯骥才门下攻读硕士、博士，并最终成为研究院的一名教师。由于研究方向是年画，她也多次跟随先生赴河南滑县等地进行年画方面的田野调查。王坤说：“在这一过程中，我从先生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对文化的关切与敬畏，以及文化责任感与担当。”
在王坤看来，冯骥才对学生们最大的影响是精神上的引领，他对很多文化现象的思考都深深地影响着大家的行与思。他认为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思想、眼界，而不是知识，因此学生们都努力去理解他对文化的独到见解，学着像他那样，在浮躁的社会中沉下心来做纯粹的、无功利色彩的学术研究。
对于教育，冯骥才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教育必须要解决一个人素质的核心问题，即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残缺的、无灵魂的教育。任何知识如果只有专业目标，没有人类高尚的追求目标和文明准则，非但不能造福社会，往往还会助纣为虐，化为灾难。反过来，自觉而良好的人文精神的教育，则可以促使一个人心清目远、承担责任、心灵充实、情感丰富而健康。“教育要想更多的办法，让孩子从小就有文化的情感和情怀，这是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的根本。下一代的内心自信了、强大了，国家才能自信、强大。”
他想为学生们点亮人文精神的那盏灯，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因此，他提出学院的博物馆化。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要由教研部和博物馆部组成，二者分别承担文化的研究教育和文化的保存功能，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教研内容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民间美术研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口述史研究等。教研部内设有三个国字号的文化研究中心，即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这三个中心既是全国性专项的研究机构，又是研究生们进行学习和实践的学术基地。自2002年以来已有近30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这里学习、工作并完成学业。
藏品丰富和多彩多姿的博物馆是研究院的一大特色。目前，大楼内外陈放了数千件文化珍存，诸多藏品为罕世珍品。此外，研究院还建立了众多的博物馆，包括年画剪纸厅、雕塑厅、民间画工厅、花样生活厅、蓝印花布厅、木活字厅和百花厅等；大树画馆陈列了冯骥才几十年来在绘画、文学和文化遗产抢救方面的成果；大树书屋为研究院的图书馆，藏书22类凡10万册，皆来自他的个人积累；精致高雅的北洋美术馆是举办各种艺术与文化展览的场所。
之所以选择在一所以理工见长的大学里建一个人文艺术学院，是因为冯骥才看中了理工科大学的“实验室”制度。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他会采取实验室的办法，把某个项目放在一个空间里，让老师和学生共同去研究它，一起去作考察。学生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找到感兴趣的点，最后慢慢走到学术研究的中心。
把一个问题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看，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因此，他对学生的期望是“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他希望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要在大学期间把视野打开，拥有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
2001年研究院刚成立时，冯骥才就立下了约定：要在这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的腹地，开辟出一块纯净的人文绿地。经过十多年的倾心努力，他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疼痛”
大多数人脑海中的冯骥才，是一位著名作家。《挑山工》《泥人张》《维也纳生活圆舞曲》……这些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优秀篇章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近些年，冯骥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古城区的历史资料留存、中国古村落的保护……为了留下这些宝贝，他去各地进行田野调查；为了得到支持，他多次与政府部门沟通；为了筹集保护工作所需资金，他拍卖自己心爱的画作。纵然遇到诸多阻碍与坎坷，他依然矢志不渝、痴心不改。
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两次对文化遗产无意识的保护，是促使他投身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重要原因——一次是保护江南古镇周庄的迷楼不被拆掉，一次是捐资修缮宁波的贺知章祠堂。自那以后，他找到了一个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式，那就是卖画。
1994年的一天，冯骥才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天津要进行旧城改造。天津城有600年的历史，老城区的文物非常密集。旧城改造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当时开发商的规划是将老城铲平，建一个“龙城”。这样一来，老城里很多珍贵的东西都将不复存在。
冯骥才急了。作为当时的天津文联主席，他找到摄影家协会主席说：“咱们组织一个纯民间活动，请摄影家采风，我掏钱。”钱从哪里来呢？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卖字卖画，这是从周庄和宁波留下的“老法子”。
历时两年多，摄影家们将整个天津老城里里外外考察了一番，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编成大型画集《旧城遗韵》。而冯骥才则整天忙着画画、写字，再将书画作品拍卖出去——所有的活动经费全部由他个人承担。
老城开拆之前，冯骥才找到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王德惠，建议保留一栋房子建一座老城博物馆，由他来号召老百姓捐东西。家具、生活物品、照片、资料、书信文献等，都可以捐。“只要老百姓捐了东西，就会惦记这里，他的感情跟老城就不会分开。”他的建议得到了王德惠的支持。短短几个月内，博物馆就收了几千件老百姓捐的东西，老城博物馆就这样建起来了。如今，这座博物馆依然伫立在老城的十字街上，向世人诉说着天津老城600年的悠悠历史。
“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到2000年的时候，我和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去做，不知不觉地反而把小说创作放下了。”冯骥才说。
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冯骥才觉得离不开他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作家的立场，不仅是一个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作为一名作家，仅仅把文化作为关切对象是不够的，你所要关切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你所关切的是人，是人对城市的一种自豪、人的一种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人的一种乡土的情感。当文化疼痛的时候，你要先疼痛；你疼痛的时候，老百姓才会跟你有心灵的呼应。”他说。
要将民间文化“一网打尽”
2001年，中国文联找到冯骥才，让他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对民间文化情有独钟的冯骥才答应了，并决定到各省去看看，深入了解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木版年画、剪纸、皮影、民间戏剧、民间文学、民间的手工艺和作坊。
但下去一看他才知道，很多民间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正处于全面濒危的状态，可谓风雨飘摇：他从小就知道河北保定白沟的玩具特别好，可到了白沟一问，当地人基本上没听说过，只知道卖皮包。在郑州的商代古城，古城土墙上到处都是小贩在摆摊卖东西。
他情不自禁想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比抢救天津老城重要得多。他提出，要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作一个地毯式的调查，并提出一个概念，叫“一网打尽”。
2002年，通过两会上的提案，他倡议并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从此，冯骥才走上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之路。
在山西大同，他多次实地考察当地的雕塑及造像艺术；在闽西土楼前，他跟当地人聊天搜集土楼资料；在扬州剪纸博物馆，他记录当地剪纸花样和技艺；在江南周庄，他调查活态的纸马铺；在浙东乡村，他见到了从未见过的福字砖；他还在各地进行演讲，唤醒民众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在河南的文化普查中，他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画乡——滑县。入村这天正赶上冷雨浇头，一行人吃尽了苦头，但还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去了。经过数月努力，他将滑县年画独特的历史、文化、技艺与习俗写进了《豫北古画乡发现记》。
在湘中花瑶的村寨里有位老村长，上世纪大炼钢铁时曾保护了寨中上百株参天古树，被人称作“古树保护神”。冯骥才对老人说：“我给您点烟，您是我师傅。”
开展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没有经费怎么办？冯骥才还是老办法，成立基金会，卖自己的画。
在苏州的那次义卖，很多朋友都来支持，画很快就卖光了。冯骥才问卖了多少钱，他们说300多万元。他说，“好，我现场捐献”，就在大厅里把这钱全部捐出。
拍卖结束后，人群散去，他对摄影师说：“我在屋子中间站着，你给我照一张相，我跟我的画合张影。”“这些画都是我的心血，我喜欢我的画，谁都不知道我把这些画卖了是一种什么感受。”冯骥才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有一种悲壮感。
在民间文化抢救过程中，冯骥才提出了“把书桌搬到田野”的主张，并写了三篇文章《到民间去！》《思想与行动》和《文化责任感》，表达了他们这代文化人的学术观。
有理想的人永远年轻
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一开始，古村落便是工作重点。这些年来，由于城镇化脚步加快，古村落消失加剧，情况危急。
2002年起，冯骥才带领团队走遍大江南北寻访各地古村落，河北、山西、四川、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每到一处，他都走村串乡，记载、调研，寻求保护的途径。
他发起召开多次会议、论坛，为古村落保护工作鼓与呼。“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为古村落保护发出了强音，中国传统村落高峰论坛凝聚众人智慧探讨古村落何去何从，2016年的慈溪会议为“古村落十大雷同”亮起红灯……
他还在各种场合上强力发声，让弱势的文化发出震耳的强音。在东南大学演讲时，年轻学子们对保护古村落这一话题兴趣之大，令他非常振奋。
在冯骥才的奔走与呼吁下，多个国家部委联合启动了“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还组织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培训班”。一座座古村落得到发现与保护，在历经岁月洗礼后重新焕发出盎然生机。
这些年，冯骥才又有了新的担忧。
有些古村落刚刚被抢救下来，新一轮的破坏就来了。村子有了旅游价值、品牌价值，政府就把村子买下，把民居装修起来做景点，开辟商业街。冯骥才说：“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村镇管理者的文化自觉，完全都没有，人们的眼里只有利益。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是需要文化自觉来改变的。”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先要自觉，这是文化人的天职；然后要把它喊出来，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自觉；最后，要形成一个地方的自觉，这样才能把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下去。
冯骥才先生已经76岁了，但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他对他所热爱的一切事物都怀有高远的理想，充满着不竭的热情，甚至有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孤勇。他将自己奋斗的四个领域——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称为“四驾马车”，作为“驾车人”，他每件事都倾尽全力。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年他一直笔耕不辍，因为在他看来，作家的名字是留在自己的作品里的。与早年不同，他从纯文学创作渐渐投身于非虚构创作，从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开始，他相继创作了《抢救老街》《地狱一步到天堂》《泰山挑山工纪事》等非虚构文学作品，着重关注民间文化，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近些年他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出版了个人口述史系列的《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旋涡》。这四本书可以说是他五十年精神的历史。
2018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此前他曾经先后四次获得该奖。他笑言，文学奖其实是属于年轻人的，他这个年纪获奖，一方面对他是一种鼓励和安慰，让他觉得“这老头还行，还能接着写”，另一方面感觉跟读者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一首英文小诗里写道：“有理想的人永远年轻。没有理想的人即使年轻，他的灵魂也爬满了皱纹。”冯骥才用自己的思考与行动，深刻诠释了“有理想的人永远年轻”这句话的真谛。
76岁的冯骥才，依然有理想，依然在路上。
■记者手记
一个人的自然生长
禹跃昆
刚写稿时，竟不知给冯骥才先生挂上什么“名头”。因为他建树的领域太多，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民间文艺家、画家，甚至篮球运动员。思来想去，只有先生配得上他。
也许是因为丰富的经历和涉足领域之广，他的谈吐里，文化、艺术、教育，信手拈来；个人、国家、民族，不断切换。很多话更可从多角度来解读和理解。正所谓，“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
可能是因为融会贯通，所以他老成练达，身上散发出持重、沉稳、从容。遗产抢救、画作义卖、捐款捐物等事项，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显得波澜不惊。听者在他的从容中看到了勇往直前，沉稳中触摸到了激情四射，持重中感受到了义无反顾。
初看他身上，有矛盾的一面。
上世纪80年代，冯骥才写了很多批判传统文化沉疴的小说，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到了90年代，他则开始保护传统文化中的“正面”，成为民间文化抢救的先锋官。
后来他倾力推动古村落保护，引得社会全面关注，也引来了大量资本对古村古镇进行产业化改造，古村落在抢救之后，却迎来了第二次破坏。这让他很痛心。
这种种的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恰恰是他对传统文化全面认识的自然深入，是一个人的自然生长，以及一个时代的自然变迁。
教育恰是如此。创新，应是在关注常识的基础上推进的；批判，更是在心怀良知的情怀下展开的。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对于常识的尊重，拾起对于良知的敬畏。
否则，就会如冯骥才先生所言，摆渡者反反复复选择彼岸，结果徘徊一生。
《中国教育报》2018年12月20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