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本科教育，实行“严进严出”，是最近全国上下讨论得最为热烈的教育话题之一。其宏观背景是今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提出“四个回归”、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取消“清考”等焦点话题。而触发此次广泛讨论的直接原因则是：华中科技大学对18名学分不达标学生给予“本科转专科”处理、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对2017—2018学年经补考后学业成绩仍未达到要求的22名学生予以退学处理、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苏湛对涉嫌选修课论文抄袭的22名研究生判了0分。
对于“严进严出”，社会舆论导向毫无疑问是“支持”占绝对多数，但也有不少舆论担心这是“应景式”从严，只抓几个淘汰不合格学生的典型。有人举例说，早在2010年，清华大学就曾对学分不够本科毕业标准的学生颁发了专科文凭。更有好事者甚至通过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挖出了上海大学早在2004年就对81名学生给予退学处分的新闻，当年曾经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甚至舆论“惊呼”大学不好混了。然而，时至今日，我国大学并没有完全建立起科学、严格的淘汰机制。眼下，但凡遇有大学淘汰学业不合格的学生，竟然还是“大新闻”，还会“引发热议”，足以说明“严出”的培养模式还缺乏制度保障，还不是常态化的做法。
由此可见，“严进严出”说起来容易，并且很能契合人们对“钱学森之问”的期待，但要真正落实起来，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严进”早已难成现实，低门槛的“注册入学”会成大势所趋，而“宽进严出”更是需要突破“四道坎儿”。
一是认知坎儿。虽说“严出”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因为谁都知道只有严管才能提升质量、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然而真要严格执行起来，难免还会有不同的声音。姑且不说“人情关难过”“特殊情况需要灵活机动”之类摆不上台面的顾虑，仅仅是“影响生源”这一条理由，就足以让“严出”政策胎死腹中，或流于形式。在许多人看来，保护生源是学校生存的基本前提，“宽进宽出”尚且只能维持勉强完成招生计划，一旦实行“严出”政策，鉴于目前的生源基础和学习风气，必有较大比例的学生不能合格毕业。学生学习3年却拿不了毕业证书，无论是对家长的期待，还是对学生的就业，都算不上是好的交代，很有可能使当前的生源危机雪上加霜。所以，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统一认知就显得非常重要，要让全校教师都能认识到，只有从严治校、治教、治学，才能逐步打造学校品牌，才能提升育人质量，才能最终让学生真正受益。为了形成办学的良性循环，即使牺牲眼前得过且过的“良好”局面，也要高瞻远瞩物有所值。
二是考评坎儿。对学业不合格的少数大学生做出“退学”或“本科转专科”处理，对学校来说可能只是一件小事，然而对于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因此，处理过程中的有理有据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为了让被处罚人“心服口服”，不致节外生枝、闹出事端，更是对其他学生形成一种明确导向。所以，如何进行考评，如何判断是否“合格”事关大局。长期以来，我们可能只习惯于关心考试有没有“及格”，却常常忽略了考试内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现实中，以高职院校的“3+2专接本”分段培养为例，由于文化基础和职业能力的影响，许多学生在专科段的考试考核（重在考核实践技能）可能非常优秀，但换成对接的本科院校考试（重在考查知识体系）之后，却往往出现大批量的“挂科”现象；有些学生因为综合职业素养较好，早在毕业前就被用人单位抢着预录了，但却因为“挂科”而面临无法“顺利”毕业的尴尬。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敦促我们一定要按“多元智能理论”要求，对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进行科学设计，以免让不合理的“严出”对学生产生“误伤”和误导。
三是教学坎儿。众所周知，要解决学生的“混学”问题，首先要杜绝教师“混教”，否则学生考试“挂科”的责任就不能全由学生来承担。有人把“混教”和“混学”比喻成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如影随形。在某种程度上讲，“混教”是“混学”的根源，而“不愿教”往往比“不会教”危害更大。可想而知，如果教师上课随便教、考试分数随便给，怎么还会有学生认真学？现实中真要有这类学生，也常常会被看成“另类”。反之，如果教师拒绝“混教”，对教育事业全情投入，对教学刻苦钻研，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加以提点和敲打，那么学生想“混学”还真的有难度，更不会出现完不成学业、最终落得“退学”或“本转专”的结局。因此说，要想实施毕业生“严出”，首先要治理教师的“混教”，这不仅需要对教师定规矩、提要求，更要在完善学校考核体制上多下功夫，为教师有时间上课、有能力上课、有心思上课创造良好条件。
四是补救坎儿。学业没完成、不合格的学生固然需要淘汰，但学校也要强化过程监控，避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下雨天挑稻草，越挑越重”，最终无法补救。而对于那些非学习态度原因造成学科成绩“挂科”的学生，学校在给予常规补考机会之外，更要积极探索其他多元的学分替换制度。目前，绝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在试行“学分制”管理，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又受课程资源不足、师资力量不强等因素的制约，不能实行“完全学分制”，导致学校局限于以学生“挂科”的门数来确认学生能不能毕业，而不是以学生“学分满不满”来做决策。这就需要学校在推进“完全学分制”上多做文章，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选修”资源。针对高职生动手能力较强，以及职业教育具有开放性实践性的特点，学校可以允许“挂科”的学生通过完成“创客”作品来赢得“替代”学分，通过完成社会调查、参与公益活动来赢得“素养学分”，共同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构筑补救和“缓冲”通道。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
《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13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