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牺牲时我才4岁，年仅26岁的母亲，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生活的重重艰难困苦，把我和弟弟妹妹抚养成人，乡亲邻里由衷地钦佩和赞叹。虽然母亲离开我们22年了，但回忆起来，母亲的背影永远刻印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不断前行。我们永远感激母亲。
“做人不要太张扬”
家里虽然很贫穷，但母亲特别支持我们上学读书。她认为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做大事。尽管她负担很重，活很多，也很劳累，但从不让我们因帮她干活而耽误上学。
1949年，我8岁时上小学，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有一次我踏上课桌奔跑，不小心把一个女同学的钢笔踩坏了。母亲知道后，把我痛打了一顿，一再叮嘱我说：“做人不要太张扬，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厚道，要本分，不要惹是生非。”
我挨了打，却一点儿也不记恨母亲。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不懂事。母亲每天都忙得不得了，愁得不得了，我帮不了忙、解不了愁，还惹是生非，给她添麻烦。那次挨打让我记住了应当怎么做人，今天回想那次“挨打”，还觉得有点儿温馨。我真希望我要是犯错了，母亲再打我一次。可现在这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
小时候，我身材瘦小，也比较怯懦，从不跟人打架。有一次，几个孩子知道我上无兄长，便找茬欺负我，无缘无故打了我一顿。奶奶知道了，觉得我们三个没有父亲，本来就够可怜的了，还被欺负，非要找那几个欺负她孙子的孩子家长当面说道说道。母亲劝奶奶说：“算了吧。小孩子还有不打架的？打几下算不了什么。”然后又叮嘱我们三人说：“别人欺负你们，你们就躲着点儿。别给我惹事。”
母亲不识字，我们无法靠她辅导功课，全靠自己学。我在班里年龄虽然最小，但我的功课都很好。我并不太聪明，但确实很知道用功，也比较规矩。我发愤读书并不是为了“红旗插遍全世界”，只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处境和命运，为了将来有一天能让母亲不再吃苦。
“人穷志不能短”
小学毕业后，我舍近求远报考了河北省立安国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中学。那年我们一起前去报考的几十个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了，而且成绩特别好。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和自豪的事，可因为要住校，母亲发愁得直流泪：“学费怎么办？”我安慰母亲说：“娘，我会努力学习的。我不乱花钱。我放假帮您干活。”
第一次走出我们县，别的同学穿的多是家长给买的新式衣服，唯有我一个人穿的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土布衣服和鞋子，用现在的时髦话说，特别“另类”。虽有个别同学笑话我寒酸、土气，但我从不在乎。我永远记得母亲的谆谆教导：“穷学生，不丢人。人穷，志不能短。”我心想，我穿得比别人差，但我的功课一定要比别人好！
我学习特别努力，虽然班里我还是年龄最小，但功课在班里却总是拔尖。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嘱咐我：“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躲着点。别惹事，好好念书，书念好了才会有用。”
初中毕业，母亲希望我考中专或技校，早点参加工作养家。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替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可老师说我的功课很好，应当报考普通高中，准备考大学，不然太可惜了。我内心深处何尝不想上大学？可我没有勇气说服母亲，心里非常矛盾。是学校老师主动写信说服动员，母亲才答应了。母亲说：“那就豁出去了。听你们老师的，再苦几年吧。”
1958年，我初中毕业时正值“大跃进”，中学的学制也“跃进”了，我就读的学校办了两年制的高中实验班。为了省一年的学费，我报考了这个实验班，没怎么费劲就考上了。这本来是喜事，可母亲收到通知书时又掉下了眼泪。擦干眼泪，母亲说：“既然上了这条路，就好好念书。娘就是拼死拼活，也要把你供出来。”
我家世世代代务农，祖祖辈辈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不知为何，中学时代我特别喜欢读书写作，但整个中学期间未曾买过一本课外书，因为没钱，买不起。我想读书，就到学校图书馆去借。借来的书，到期就要归还，我阅读时特别用心，读后记得特别牢固。“书非借不能读也”，我对此深有体会。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我读过的那些不属于自己却永远属于自己的书。
我1960年高中毕业，本来想报考北京大学的新闻系或中文系，希望将来当个记者或作家。可最后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图的就是“免交饭费”，我再也不想让母亲掉眼泪了。
我的高考总分相当高，在学校300名考生中出类拔萃，连我自己也没想到。高考作文我得了94分，是保定地区的作文“状元”。我没有辜负老师和母亲的热切期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进京上学那天，母亲搀扶着奶奶送我到村头，洒泪告别。
“孩子的路靠他们自己走”
我们村当年是抗日战争的根据地。解放以后，村里常有一些省里或中央的大干部来，说是当年与我父亲并肩抗日、生死与共的战友。据母亲说，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家是“堡垒户”，是八路军干部的聚散地，有不少八路军干部在我们家养过伤。我的奶奶、母亲、姑姑给他们做饭、熬药、敷药，为了掩护他们，都曾被日本鬼子用枪托打过，还都留下了腰腿伤。我家的房子曾被日本鬼子放火烧毁过好几次，至今还留有痕迹。
那些革命前辈没有忘记曾用鲜血和生命掩护过他们的乡亲，特地到我们家看望奶奶和母亲，都十分诚恳地说：“抗日战争那会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有什么困难就说话。”我奶奶和母亲总是说：“没困难，一切都好，谢谢你们的关心！”
村里人常说，我父亲要是活着的话，怎么也得是省部级的高级干部。有人曾鼓动我母亲说，就凭你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就凭孩子们的父亲与他们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还不让孩子去找找那些大干部照顾照顾，在城里找个好工作什么的？
这的确应该不成问题，可母亲却摇摇头说：“那可不成。孩子们的路要靠他们自己走，我可不乐意让孩子们图虚荣，攀高枝，给人家添麻烦。”
几十年来，我们家的情况、父辈的战斗业绩，我从未公开透露过。我觉得，父辈的功劳和业绩，激励着我们仨不断进取，努力做个好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警戒我们要言行谨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有损于父辈业绩和声名的事。我们不愿意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觉得那是没出息，捞取任何本不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一切都要靠自己。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些，我们三人都做到了。
1965年我大学毕业，妹妹复学，弟弟参军了。从此，母亲再也不用为我们的学费发愁了。母亲又哭了，这次哭不再因为发愁，而是因为高兴，苦尽甘来，她如释重负。
那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四十多岁的母亲身体虽然很强壮，头发却已经花白了。我明白这都是为我们操心劳力累的，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阵酸楚。
母亲那双大手掌像男人一样粗糙，支撑我们这个残缺的家，让我们整整半个世纪没有分崩离散；那双历尽沧桑的大手掌，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母亲为养育儿女所经受的磨难、付出的辛劳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读过万卷书，最耐读的是母亲的背影这本人生的教科书；我写过很多书，写不完的却是感念母亲的无言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国教育报》2018年04月07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