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大学从成立之日起就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大学内外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大学的社会责任呈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的地位更加凸显，大学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随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双向对冲，大学深切意识并且践行这种社会责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从学院、大学、多元巨型大学到交互大学
知识的流动形态与大学变迁的轨迹
作为一种特殊组织机构，大学的出现和知识的创造与流动相关。按照已有的文献和分析，沿知识的传递、传播和转移，大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学院（College）到大学（University），再到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学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知识的传递培养人才。从最初与人生关系最密切的神学、医学和法学三大板块（神学涉及人的精神生活，医学涉及人的生理基础，法学涉及社会秩序）逐步扩展。曾在牛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就读、后来创建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红衣主教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念》，是对学院大学教育理想的经典概括。早在19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冯·洪堡筹建柏林大学，他提出科研和教学并重的思想，凸显学术研究的地位，强调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大学精神。19世纪的德国大学成为其他国家纷纷追随的样板。美国虽由《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开启赠地办学运动，独树一帜，但是大批大学办学人依然游学德国，接受研究型大学的理念洗礼。如果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威廉·玛丽学院等在19世纪还保持学院的特色，那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诞生，就标志着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取得突破。进入20世纪之后，以“威斯康星思想”为标志，美国大学再发力，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成为与教学、科研并驾齐驱的第三功能。
社会服务功能的新使命，激发了大学活力，释放了大学知识转移的能量，大学的规模因此也不断扩张，组织变得日益复杂，导致“多元巨型大学”概念的诞生。美国学者克拉克·科尔的《大学功用》从大学治理精英的眼光出发，描述了多元巨型大学的新兴特征。正像研究型大学一样，多元巨型大学作为一种大学形态，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欢呼与担忧并存。哈尼特的《三种文化与巨型大学之殇》、马金森的《世界一流巨型大学：全球共性与国家特色》，分别从独特视角观察，贡献了对多元巨型大学的新论述。
21世纪中国大学奋起追赶，一方面强调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另一方面又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基础上，二者并列为大学的新功能。大学功能的演化是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反应，既是事实性描述和概括，也是价值性指引和向往。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大背景下，大学由学院、大学、多元巨型大学演化到新的形态——交互大学（Interversity）。就交互而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流动是一个方面，跨国跨境跨行业合作研究和联合办学是另一个方面，诸如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伊拉斯谟计划、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就是交互大学新形态的表现例证。
交互大学的典型特征是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跨国、跨界流动和融合，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特征。组织的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慕课”（MOOCs）的出现，助推了交互大学的发展。截至今年8月，我国目前经审批、复核及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2365个，其中本科以上独立法人机构9家。大学和社会其他机构，特别是企业的合作共建更是各有路径，呈现出交互大学的样态。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向往、一种能力、一种行为、一种结果
世界一流大学的界定：“所是”还是“所为”？
交互大学是在世界一流大学话语背景下出现的新型大学形态。它融合了学院、大学和巨型大学的成分，同时增加了更多国际化和社会化的因素。大学的国际发表水平、教师和学生流动状况和国际显示度，是许多流行的大学排行指标的观察指标。我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再到“双一流建设”，都把世界上一流名校作为参照和目标。在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国际交流合作还在五大改革任务的行列。到了2017年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在遴选条件中，国际交流合作已被提到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师资队伍建设并列的层次。学界和高等教育界普遍认为，国际交流合作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观察点。
对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交互大学的样态特征。但交互不限于国际大学间的交互，还包括大学和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和部门的交互。越是办学水平高、知识存量和增量丰益的大学，交互范围越广，能力越强，交互程度越深。因此可以说，极强的交互性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不明白一流大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事实上是无法建设一流大学的。从组织行为的角度看，一流大学建设涉及从个体到组织的各个层面，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命题：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向往、一种能力、一种行为、一种结果。
一流大学是一种向往。一流大学不是给定的身份，而是一种努力的方向、目标和向往。它不是，至少不应该是，带有荣誉性身份特征的固定符号。被选入重点支持的大学，当然首先就应该有更高、更强烈的向往和抱负。其他没有列入一流大学支持计划的大学，难道就没有追求一流的权利、资格、使命和责任？不是。资源配置的权宜安排，并不意味着追求一流仅仅是少数几所学校的特权。作为一种向往，任何一所大学，都应该有追求卓越的激越梦想和自我激励。作为一种向往，一流大学首先要解决“想要”的动力问题。
一流大学是一种能力。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建设一流大学必须有能力作为保障。大学能力是决定大学组织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是由个体、团队和组织等不同层面主体所赋有的能力的组合。大学拥有的各级组织治理体系及其能力，资源总量和新资源动员的能力，大学个体、团队和总体的思想和做事能力等，构成能力组合，涉及大学的软硬实力。就人的因素而言，个体能力是大学能力的重要构成，但是大学能力不是个体能力的简单组合。大学组织的复杂性，要求不同层次的能力倾向应和岗位责任匹配。大学的战略规划能力、学科发展能力、筹资能力等，都是建设一流大学的保证。其中，组织学习能力是大学持续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但是往往被忽视的能力。一流大学不是“天生”的。有的大学建设历史并不长，但是后来居上。有的大学建校历史很久，但是始终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向潮头而立”。为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大学具有很强的组织学习能力。
一流大学是一种行为。“睡着觉”和“压抑着”的能力只是潜在的能力。建设一流大学需要行动。个体行为是一流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在某些特定任务方面，个体行为决定大学一流的表现。注意力如何分配，时间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个体的行为特征。在多重任务争夺个体时间的情况下，个体如何选择，反映出深度假设和深层的价值偏好。在团队层面，个体之间的合作起关键作用。在大学亚组织（学院和机关）和组织层面（大学总体），组织文化和气候是大学行为的主要表征。精神塌陷、权力霸凌、山头林立、人格扭曲、明争暗战、士气低落、心浮气躁的组织，不可能有一流的表现。营造一流组织氛围，创建一流大学文化，让卓越成为一种个体习惯，让合作成为组织内部人际互动的常态，让天赋才华和激情梦想竞相绽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流大学是一种结果。大学再有抱负、再有能力、再有行动，如果没有一流的产出，都称不上是一流大学。知识的传递、创造和转移是大学的基本行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人类知识边缘的切割和知识创新成果、知识在人类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应用转化价值，是大学的产出形式。从结果观察大学的一流绩效，存在现实困难，大学的产出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有的结果易于观察，但是还有很多结果不易观察；有的结果短时间内就能看到，但有的结果显现出来需要很长的时段；有的结果的生产主体相对单一，但有的结果的生产主体层层叠加，难以厘清，如此等等。特别是大学是“人的存在”，也是“文化的存在”，大学里人的发展和文化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结果。许多评价和排行看重绩效表现，通过“高买”拥有名号的教授可以达到短平快提高评价表现的作用，但是可能恰恰因此也破坏了需要经年累月建构和呵护的和谐文化。
哪些是大学绩效的关键指标，众说不一。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排行榜都是有缺陷的。爱因斯坦曾指出：“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能计算，同时，并不是所有能够计算的都重要。”就我国当下的语境看，“立德树人”这项大学的重要任务，如何在各类评价指标体系和排行榜中突出体现，是仍需探索的难题。克服“排行榜综合征”，回归“实体办学逻辑”，在各类产出的质量上下苦功，是一流大学建设中保持清醒意识的必要警示。
学术卓越、国际理解和社会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世界一流大学的三大基石
大学诸功能发挥如何，需要多重参照考察。有大学立足的社会土壤和需求，也有大学置身其中的国际坐标。以世界知识地图为参照系，可以确定大学的位置。
在知识日益分化和综合发展的今天，用统一的国际分类及其标准评价民族国家的知识状况是困难的。长期以来，“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我国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仁义礼智信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将天地人融为一体观察、思考和论说，是基本的智识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等经典文献，反映了知识和自然、社会领域勾连和分化的特征。康德的“星空与良心说”，是对知识界所面对的自然和人文界面的分野。新康德主义的代表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相对照，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分析。作为科学工作者和小说作家的C.P.斯诺的小册子《两种文化》出版之后，许多学者参与了两种文化的讨论。虽然后续还有三种文化的提法，但是总体上看，人类心灵中存在的情感与理性的差异，人类理性中存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差异，人类生活中面对的自然和人文社会世界的差异等，决定了知识形态和生产创造路径的不同形式。工业上的四次革命无疑和科学的进步有关，自然科学的革命与人类“征服自然”的凯旋相呼应，但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并没有和人类精神的上升完全辉映。人类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自然科学的进步，更取决于人文精神的状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对人类共同的精神境遇的关注，是对世界秩序变得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积极反映，这对大学的使命和责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离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自说自话。学术卓越、国际理解和社会责任是一流大学的三大基石。
追求学术卓越即不断挑战人类认识极限，切割知识边缘，实现科学创造的重大突破。
国际理解建基于人际理解、社区理解、社会理解，在跨境、跨国互动过程中达到相互理解、欣赏和尊重。族群意识、族群思维，自我中心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国际理解缺失的表现，也是国际理解的障碍。文学家约翰·斯滕贝克曾说，“要尽力理解别人。如果相互理解，就会彼此友好。如果能够深度理解一个人，就不会心生仇恨，相反会滋生更多的关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全球社会测量计划”中提醒：“如果没有对现实的共享理解，要进行有成效的民主辩论是不可能的。”促进国际理解，是当下许多国际组织共同勉力提倡和推动的重要价值理想。
与此同时，社会责任，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责任，也受到广泛关注。社会责任中的社会是相对概念，既包括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构成，也包括国际版图中的社会形态。相应地，大学的社会责任既包括本国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国际社会的责任。在交互大学时代，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封闭在一国一隅的小圈子里建成。关门办学没有出路。与三大基石相对应，世界一流大学要助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树立世界意识和国际视野，要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建设卓越学术共同体、青年发展共同体和社会责任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建设，促进人才和知识在国际社会更广泛地流动，培养具有人类命运情怀的未来世界领袖，将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纳入大学科学研究的视野，协力面对地方性、全球性的现实和潜在灾难、挑战，是现代大学的责任，更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报》2018年09月06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