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志点菜就是小气。”“有点抠。”很多次，公务接待时领导同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这样批评我。其实我不是天生就“抠”的，我的“抠”和“小气”，跟我家里的一件“值钱的古董”有关。
“这东西你又搬过来了。”上周搬家时，姐姐帮我收拾新居，指着一个陶瓷筷筒说。那物什呈蜜蜂状，深咖啡色底，翠绿色边，脑袋上还有两只黑亮亮的眼睛，朴拙土气，与新居似乎有些不搭，但我却视若珍宝,每天几次光顾它。
从记事起，我就对这个蜜蜂筷筒印象深刻，喜爱地称它为“小蜜蜂”。很多年里，它熠熠生辉地钉在我家低矮灰暗的茅草房墙上，光亮如烛，给简陋的旧屋平添一丝亮色。
“拿筷子吃饭。”这是我童年少年时代听到的最动听的声音，每当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桌上就会有些吃的，我会高兴地第一时间冲向“小蜜蜂”，拿出竹筷摆放整齐。
贫瘠的童年时光，饭桌上常常只有几块红薯、一碗萝卜，或者一大盆稀饭、几根酸豆角。母亲让我奔向“小蜜蜂”的次数，一般每天也只有两次。但“小蜜蜂”带给我的开心和快乐却很难忘。
那时家里实在太穷了，5个孩子嗷嗷待哺，父母从生产队分下的口粮，常常半年不到就吃完了。于是全家人基本只吃两餐，早上是一大锅稀饭。为了显得稀饭稠些，母亲先拿竹筒量半筒米，头天晚上就用水泡发，第二天早上再用小碾子碾碎，倒在大锅里煮了几滚后，再将泡着生石灰的清水倒进去。这样煮出来的稀饭，又稠又糯，颜色碧黄，透着浓浓的碱香，不用咸菜我都能喝上几大碗。可这样的稀饭不抵饿，常常是还没放学，我肚子就咕咕叫开了。
“中饭让你们吃饱。”母亲说。可好几次，我看到她量好米后，又从锅里抓出一把。“今天菜多。”她怕我不高兴，解释说。母亲说的“菜”，是自留地里下架的丝瓜，歪七裂八的，品相不好，卖不出去，就留着自己家吃。
晚餐是单独给半晚上还得起床干活的父亲“开小灶”，我们几姊妹常常只能“望桌兴叹”。父亲望着六七岁的我和三四岁的弟弟，每每只吃几口就放下碗筷说：“去拿筷子，这还有你和老弟的。”听到这句话，我岂止是“冲”，简直是“飞”向筷筒。
爷爷奶奶曾经开过中药铺，据说老家一条街上曾经有过几个铺面。有一天，父亲不知用什么办法，从老家搬来几个药柜子、装药的瓷坛子，还有一大包中药材。“当归、黄芪、党参”，父亲指着那些树根样的东西告诉我。他将那些东西塞进一个大玻璃瓶里，瓶子里有一些给奶奶准备的谷酒。有一天晚上“开小灶”，母亲煮的饭实在太少了，父亲几口就吃没了。“今天没饭了，明天给你们煎鸡蛋吃。”母亲拿好话哄我们。我和弟弟习惯性地望向父亲，裂裂嘴就要哭了。
“去拿筷子。”父亲那天籁般动听的声音居然再次响起。拿筷子？吃什么？没想到父亲领着我们姐弟到他的大酒瓶子前，伸出筷子夹了根萝卜根样的东西：“当归，你尝尝看。”这也能吃？我躲闪着，又禁不住酒香的吸引，用舌头舔了下。居然！又香又甜，还有股好闻的酒味。那以后，父亲酒瓶里的中药材，就成了我们姐弟最好的零食。
后来日子好过了，我们再也不愁吃饭了，家里还两次翻修了房子。其间我上大学、成家、到省城工作，每次回老家，我总要去看看那个筷筒在不在。“是个值钱的古董吧？”弟媳好奇地问，她哪里知道其中的故事。
成家到省城后，我带女儿回去过好多次。“去拿筷子。”父亲也无数次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有一次大概是她六七岁的样子，我父母都还在世，母亲身体已半瘫。一次饭后，姐姐将桌子都收拾干净了，父亲唤我女儿：“去拿筷子。”原来，桌缝里掉了些饭粒，父亲拿着尖头筷子一粒粒挑了出来，“可以喂鸡呢。”父亲说。城市里生长的娇娇女直跟我抱怨说“外公好小气”。小气？那一次，我从筷筒说起，“痛说革命家史”，与女儿比童年。这一次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女儿好像有点明白了，“难怪掉到地上的饭你都让我捡起来吃”。
这以后很多年，无论是我们父母姐弟的大家庭，还是我的三口之家，我们李家的饭桌上，永远不会掉一粒米饭；我们李家的饭碗里，也永远不会留一粒米饭。这以后很多年，很多次公务接待，点菜“抠手抠脚”的我，也就渐渐给人留下了“小气”的印象。
早些年父母先后去世，老家房子修路被征，弟弟把很多老物件都处理了。弟弟问我要什么，我什么都没要，只拿来了这个筷筒。
老李家的筷筒，在我眼里，是一件金不换的“值钱的古董”。
（作者系本报记者）
《中国教育报》2018年05月17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