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电影向来自带话题。而《我不是潘金莲》不仅头顶着知名导演冯小刚、作家编剧刘震云良心之作的光环，还怀揣着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银贝壳奖”的荣耀，先是经历了更换档期的风波，又于上映后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场电影公司之间的排片之辩，再加上创新使用圆形画幅的看点和女主角范冰冰突破“花瓶”形象的话题……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各种讨论，已经脱离了艺术创作本身，演变成一场社会舆论狂欢。那么，抛开这些外在因素，让我们回归作品本身，《我不是潘金莲》的艺术质量究竟如何？
经过从喜剧到悲剧、再由悲剧回归喜剧的一番探索磨合，冯小刚逐渐找到了商业诉求和艺术追求的契合点。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一方面将假离婚、上访等以往影视创作中鲜少涉及、触及现实社会痛痒的内容化为生动的影像，呈现在观众眼前，给人们带来新鲜的观感和深刻的思考；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过于直白的批评和说教，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温和含蓄地抒发主题，以幽默展现困境，用荒诞诠释现实，找准了商业影片观照生活的合理视点和切入现实的巧妙着力点。
在贺岁时期，王朔的语言风格和葛优的台词功底是冯式喜剧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到了《我不是潘金莲》，冯小刚有意尝试超越语言和行动的喜剧风格，引导观众观察反思，在琢磨故事背后的道理时体会到某种荒诞诙谐之意。要理解这部电影的深意，观众必须先接受一个荒诞的设定——农妇李雪莲为了分房子，与丈夫假离婚。结果丈夫不仅反悔，跟别人结了婚，还污蔑李雪莲生活不检点，应该叫“潘金莲”。于是，不服气的李雪莲为了给自己正名，一路执拗地告状上访，从法院、县里、市里、省里，直至北京，一告就是十几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折腾过程最终因前夫在一场意外事故中身亡而收场。作为整个故事的推动者，李雪莲缺少一个合理的行为动机。她假离婚有错在先，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处理案件，各级政府官员也照章办事，还主动化解矛盾，帮助她走出困境。李雪莲像一个串场人物，用自己的执拗行为，串联起二十多个性格、经历各异的男性角色。从县长到市长，从法官到警察，从屠夫到厨师，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创作者没有刻意制造喜剧性，也没有设置常见的喜剧桥段，而是通过塑造这些具有符号化意义的形象，牵引出社会世相和人情百态，不动声色地制造喜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