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将天津开发区建成中国新经济平台
每每在中国改革的脚步踟蹰不前时，他就会一甩温文尔雅的内敛作风，在不同场合为中国改革开放呐喊助威。
“滨海新区是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天津开发区)和保税区成功建设发展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这是前提”。2009年11月10日上午10点，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滨海新区工委副书记、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李勇在接受《中国改革》记者专访时说。 1994年，天津市看到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先进体制、发展模式获得巨大成功，想让开发区功能放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了滨海新区。此后，在天津几代主政者的推动下，滨海新区概念被国家认可，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国家战略。 李勇认为，国家给予滨海新区最大的支持是战略地位的认可，体现为大飞机、大火箭、大炼油等很多大项目的落户。同时，战略地位提升以后，国内外企业都对滨海新区将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有良好预期，投资者都到天津滨海新区投资，产生了集聚效应。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天津开发区提出了“构建中国新经济平台”的新战略目标。 “中国新经济平台”内涵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伟华感觉李勇在天津开发区做了几件大事： 最初，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虽然发展也很快，但缺乏规章、制度、战略，好像游击队。经过李勇对开发区管委会机构的正规化建设，开发区走上专业化、制度化、系统化轨道。 李勇对开发区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为天津开发区，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创新：针对开发区的投资环境，最初的三通一平、五通一平、七通一平指的都是硬环境。李勇结合投资环境概念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新九通一平”的投资软环境的新理念。新九通是指信息通、市场通、法规通、配套通、物流通、资金通、人才通、技术通、服务通，一平是“面向21世纪的新经济平台”。 2001年，李勇提出“以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开发区发展战略思想。 2007年，他提出了“构建中国新经济平台”的思想。现在，中国各种工业园区投资环境趋同，竞争非常惨烈。李勇的想法是，在新的时期、新的环境下，天津开发区不参与低层次、拼成本的竞争，而要在更高层次上形成新的投资环境，吸引新的经济要素，发展新兴产业，并营造出一个生态宜居的环境。 他构建了天津开发区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体系。为我国众多的开发区提供了模板。现在，天津开发区的九大产业都有相应的规划和各项政策，形成了产业目录。使招商引资达到了主动出击、按图索骥。在政策体系方面，天津开发区在国内开发区中一直领先。 而“构建中国新经济平台”发展定位一经提出，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已经成为天津开发区的一张新名片。李勇回忆说，上个世纪末，在IT产业热潮中这个概念就提出来了。但那时概念局限在IT行业。现在李勇把“新经济”的概念扩大了，内容丰富了。 李勇介绍说，由新的管委会主任何树山提出的开发区“二二二三四”发展战略全面揭示了“新经济平台”的内涵，即，集中资源，做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远近兼顾，形成投资、科技“两个驱动”；整合优势，做好存量、增量“两篇文章”；放宽视野，实现外资、国资、民资“三资并重”，科学规划，推动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共同发展”。 两个产业的内涵是：天津开发区进一步发挥开发区在先进制造业上的优势。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汽车机械、生物医药、食品饮料、装备制造、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等重点行业。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大力推动地区总部、分部经济的发展。同时，将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在科技研发和产业化上取得新成效。吸引和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优秀民营企业，使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年都上新台阶，为内源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夯实基础。天津开发区要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自主创新道路，使开发区经济发展实现投资和科技的“两个驱动”。 做好“两篇文章”是要实现开发区经济存量、增量的共同支撑。一是必须全力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争分夺秒地推动项目的开工建设；二是进一步挖掘经济存量的增长潜力，促使更多企业增资扩产。总之，要真正使服务成为开发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存量发展的一张“王牌”。 实现“三资并重”是实现外资、国有、民营经济的同步发展。不分大中小，不分内外资，不分所有制，只要是好项目就努力争取，依靠外资、国资和民营资本三股力量共同来拉动经济发展。 在区域扩展和规划布局上，开发区按照“东提、西快、南进、北拓”的思路，明确“四个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打造与中国北方对外开放门户相适应的综合城市环境和功能。四个区域是指开发区母区(东区)、西区、南港工业区(南区)和现代产业园区(北区)。东区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和科技研发转化，西区定位于滨海新区主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南港工业区将建成重化产业和港口综合体，北区要与周边中新生态城、休闲度假区相配套，主要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低碳产业。 李勇阐释了构建中国新经济平台的“重大意义”。通过构建新经济平台，天津开发区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提升软、硬件服务能力，创造更开放的国际化投资环境、更成熟的市场化商务环境和更现代化的生活环境，实现外聚资源、内生动力，使新经济要素更好地集成、耦合和增值；承接新兴产业，提高企业的能级和活力；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从主要由投资拉动，向主要由科技、智力、人才拉动转变，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总之，要通过构建新经济平台，为企业的发展优化环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通过构建中国新经济平台，天津开发区将根据滨海新区提出的要求，建成中国北方地区最高水平的先“天津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非常成功的一个缩影。天津开发区在天津能够成功，有必然因素，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李勇解读天津开发区成功的秘密时理性之中蕴含自豪。
天津开发区成功的必然因素是国家建立沿海开放城市、建立开发区的战略决策，与国家关于开发区的一些优惠政策有关。 至于偶然因素，李勇实话实说。前几年，作为直辖市的天津经济发展速度与活力相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些滞后。在这种氛围中，天津开发区凸现出来。但是，国家给所有开发区的政策都是一样的，天津开发区为什么能够做得比较成功呢? 由于天津开发区是直辖市开发区，比国内其他国家开发区少了一个管理层级。比如广东开发区、大连开发区上有广州市、大连市政府，再上有广东省和辽宁省政府。少一层管理环节，少一层束缚，这是一个原因。 天津开发区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天津市历任主政者都非常重视开发区的发展。从李瑞环时期创办开发区，经历张立昌等天津市历任领导，到现在的张高丽、黄兴国等市领导，都很重视开发区的发展。直接体现是，当时的天津市政府把国家赋予的省、直辖市一级的审批权限都下放给开发区，包括项目审批权，开发区的规划和土地审批权利，财政权利，机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等。“我觉得天津市领导非常英明。这一点就使国内其他国家级开发区非常羡慕我们。他们都比我们多了一层管理，层次少了，权力大了，效率就提高了”。 李勇回忆说，1984年天津经济开发区刚刚创建时，李瑞环提出来，对开发区实行“三不”政策：不给，不管、不要。“不给”是天津政府不给开发区钱。“不管”就是天津市政府不束缚不干预开发区具体事务。“不要”就是在一段时期内，开发区挣了钱天津市政府不要。早期天津市权利下放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为日后天津开发区的快速发展埋下了伏笔。当时国内很多城市在口号上也说权力下放，但做得并不彻底。 另外，当时天津市组织了一批思想非常解放，有事业心，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一批优秀干部到开发区进行创业。李勇谦虚地说，自己后来十多年搞得好，与开发区开拓者们基础打得好有很大关系。 而自己担任十多年开发区主要领导获得成功的因素，李勇总结为四条：一个好基础；国家政策与天津市的大力支持；“坚定理想，目标远大；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决战决胜、永争第一”的泰达(天津开发区)精神；思想开放、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管理团队。李勇诚恳地对《中国改革》记者说，“开发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队伍非常优秀。我非常骄傲于我的这支队伍”。 但是，李伟华则充满感触说，“毫无疑问，天津开发区能有今日之局面，与李勇书记密不可分”。李伟华介绍，李勇是一个非常讲究民主的人，坚持开发区的大事都要通过会议来解决，从来不搞一言堂。他对工作的标准要求也非常高，但为人处事非常宽容，鼓励创新，容忍错误。李勇给自己定位十分恰切，他只干四件事：出思想；作决策；带队伍；扛指标。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杨静感叹，李勇特别会带队伍，他会发现每一个人的优点，把这个人放到最合适他的地方。而他发现的人在那个位置上肯定会发光，发热。杨静的另一个感受是，李勇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人。例如，2003年时，土地已成为天津开发区的发展瓶颈。面临土地拓展问题在开发区当时有所争议。如果拓展，土地开发成本很高。而李勇坚持要拓展土地。后来，李勇和何树山一起又争取到开发南港工业区的地位。回过头去看历史，这些决策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开发西区不但给天津开发区预留了发展空间，而且带动了周边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的就业。否则，天津开发区决不会有今日之大好局面。 另据《中国改革》记者调查得知，李勇的两句名言一直作为开发区遵循的准则，也是天津开发区快速发展的法宝之一：一是“守正出奇”。守正是说天津开发区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政策，出奇是开发区要有创新；二是“永争第一”。天津开发区在方方面面要做到中国最高水平、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天津开发区的一个标准。其他先进地区做到的天津开发区要做到，其他地区做不到的天津开发区要争取做到。 李勇认为，归根结底，“天津开发区是创新的产物，创新是天津开发区的使命和灵魂”。从诞生之日起，天津开发区冲破计划经济的思维禁锢和体制束缚，无论是开发模式的探索，土地转让方式的尝试，还是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政府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的突破，以及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进与科技风险基金的设立，都体现着理念创新、思维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勇气。“天津开发区成功最大的秘密就是创新”。 同时，李勇认为，天津开发区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符合国际化的发展理念。比如，开发区最初的发展理念是“项目是生命线，投资者是帝王”。以及“为投资者提供便利，让投资者赢得利润”。这些理念天津开区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勇始终坚持，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不是市场主体。政府完全是规划者、服务者角色。政府的改革要按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按着市场化的道路改革，应该用企业的一些模式去改造政府的行为方式。目的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因此，天津开发区经济发展和城市环境建设，包括产业规划、制定具体年度计划、制定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核心都是完善投资环境，为企业提供服务。现在，天津开发区已经建成一套完整的符合国际惯例、市场经济的服务体系。“用企业行为来改造政府运作模式，我觉得大家都在走这个路进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
李勇进一步指出，“产业结构提升，发展模式转变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够更自觉的，更主动的提出应对这种变化。比如产业结构提升，现在中国很多要素成本快速提升，成本竞争力和周边地区周边国家相比已经不具备优势了。这就逼迫你要做产业结构的提升，我们必须主动提出新的发展战略”。 天津开发区成功秘诀，但是有意识作为一种理念来指导或者提高的准则，我们天津开发区可能做得好一些”。
李伟华吸了一口烟，意味深长地说，李勇提出来的一些开发区发展理念、口号，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肯定，其他开发区也接受和借鉴。“对开发区而言，发展理念非常重要，正因如此，天津开发区未来的发展还会走在全国同行前面”。 另外，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招商引资，一个项目全国各地犹如像争抢唐僧肉。前两年，天津开发区对每一个项目的投资力度、投资规模、单位面积产出等都有严格要求，这些规则现在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经过这么多年高速发展，能否继续保持创业激情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天津开发区能否在全国开发区中继续领先，面临内外双重压力。 面对内外挑战，李勇指出，“未来天津开发区要把现有产业做大做强，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发展新型产业。今后开发区还希望能够在滨海新区的发展里面起主力军的作用，多做贡献”。 在李勇的规划中，天津开发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十二五末)GDP达到3000亿元，产值达到1万亿元，要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即，完成构建新经济平台，实现产业结构更合理、现代服务业更快发展、高新技术自主研发的战略规划目标。 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 “李书记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自认为对李勇的思想比较了解的李伟华对《中国改革》表示。 他回忆，2006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外资影响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大争论。当时，向来低调的李勇披挂上阵，多次在各类会议上大声疾呼，“天津开发区一定要高举改革开放大旗，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不能怀疑改革开放。方方面面不但要坚持改革开放，还要强化深化改革开放”。同年，存商务部召开的开发区会议上，李勇大张旗鼓宣讲自己的观点，在全国引起强大反响。 另外一个故事：一些地方创办开发区圈地搞房地产，搞城市化，并呈现泛滥局面，以致社会各界对开发区引发怀疑。李勇经过调研、经过思考，发现这种现象是一些小开发区所为，而国家开发区一直站在改革开放前治探索实践。国家开发区在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上创造了全国5％的GDP。李勇公开指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54个国家级开发区作为梯次开放战略的重要一环，成为我国经济实力、经济活力、集约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国家级开发区无一例外成为所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事实充分证明，国家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国家开发区的存在以及长期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谈到这件事，李勇面露微笑：“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我是同意的。之所以坚持国家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区，这是因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讲话中提出发展主体功能区，我的观点符合这个战略思想，也是对这个思想的具体实践”。 2009年11月上午十点，《中国改革》记者面前的李勇声音和缓，是位可亲的长者。他多次申明：“我自己的事情就不要多淡了吧，咱们多聊聊开发区发展的事情”。 在社会公众领域，李勇公开的身份与活动全部与天津开发区联系一起，即便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多不知道他曾经在党和国家重要部门担任重要工作的履历。 杨静如此介绍自己的领导：“李书记很儒雅、很宽厚、很内敛，很平易，很谦虚，知识渊博，不是那种性格张扬的人”。 谈到改革开放，李勇还是语含沧桑： “我们那一代人过去遇到很多事情，后来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大家都非常珍惜，都希望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 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觉得，过去一些路子还是要坚持，有一些东西无疑需要调整”。而调整就是改革还要深化，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还要深化，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新的发展动力。 另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方向和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关系也是现在很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具体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开发区的发展肯定会制约，会有些困扰。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这条路是对的。但现在政府主导或者参与资源分配比较严重，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太多。国内不计成本、不计效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很多。另外，一些资源行业受到一些国有大集团的垄断，这些都形成了一些利益团体，对经济命脉的掌控，对政策的干预越来越多。“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行为，这些事情我有太多的忧虑”。 李勇诚恳地说，他今年61岁，已经属于超龄工作了。但自己是政协委员，未来可以做专职顾问。这样自己也轻松一点嘛。至于为天津开发区服务到什么时候现在则尚未考虑。 他笑言，199 1年进入天津开发区，十几年的工作自己很满意，自己不是天津开发区的开拓者，但做管委会主任时间最长，而且是全国年纪最大的开发区主任。 “我没有想过其他方面的事情，就是干点事。我属于老三届，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现在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好地方，就争取能够多做点事吧。我当官的机会多得很，当官的位置也多的很，要当官早就跑了。为什么能够在这儿做下去，就是觉得在全国第一的开发区工作的机会是不多的，也是—种荣誉”。 有专家指出，李勇曾经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部门工作。此后，他又在改革前沿的滩头阵地——天津开发区一干将近二十年。而且，每每在中国改革遇到风波之际，每每在中国改革的脚步踟蹰不前时，他就会一甩温文尔雅的内敛作风，在不同场合为中国改革开放呐喊助威，并且坚定在天津开发区身先士卒地予以实践，做出实绩为改革添加动力与信心。“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部进程的见证者、思考者、实践者、规划者、探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