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TPP与上海自贸区
这说明，“在亚洲区域，经济活动已经区域化，形成了亚洲生产链条”，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一个意在排斥中国的贸易集团如何可能？又会有什么意义？”
从美国欲抛弃WTO谈起
曾有欧洲经济学家们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这样论述美国为何从一个积极推动WTO的国家，转而变为为欲抛弃WTO转而另起炉灶，搞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这一“两洋”战略思路国家的过程： 在WTO中，美国通过对其规则的掌控，把WTO成员国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资源输出国，主要是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而美国通过国际期货市场决定其交易价格。第二类是包含中国在内的所谓新兴经济体，扮演了全球日用品和较低技术含量产品供应者的角色。 第三类是所谓的发达国家，生产第二类国家所不能生产的“高科技产品”，或者提供核心配件给第二类国家组装。而位于食物链顶端的，只有一个国家——美国，通过控制全球金融市场和期货定价权及全球初级产品来获取巨额利润。 而这个框架之所以能成立，前提是两个条件，一个是美元的强势地位（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另一个是资源输出国和“新兴经济体”太弱小，没有话语权和主导自己命运的能力——但这一情况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退，发生了改变”。 他们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前10年，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当人民币真的升值到目前情况后，美国国内又大呼受不了的原因——前者是美国希望在WTO框架下，借人民币升值来平衡美国逆差，压缩中国 利润，后者则是人民币升值了，却又发现它“有能力威胁到”美国在WTO中的地位。 为佐证这一观点，他们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 美国CNBC电视台（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CCTV-2）曾报道了这样一个实例，某知名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工厂因为机械手故障，导致无法焊接，生产面临瘫痪，这时一个中国工人站出来说，我来试试，结果一次焊接即达到机械手的焊接水平——中国工人的素质，给当时所有在场的西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此，美国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来形容中国劳动者的优异素质——“人机集成”。 二是人民币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受欢迎，甚至泰国央行要求购买中国国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已经成世界上10种最活跃的交易货币之一。 他们认为，前一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与其它新兴经济体不同，其劳动力和人口素质“有潜力撼动发达国家在WTO框架下的地位”，而且随着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不断增强，西方对“中国制造”能力也从无视、蔑视到后来的重视，时至今日，美国甚至承认无法遏制或取得竞争优势。而后者则说明，随着美国的衰落，人民币已经成为能威胁美元地位的货币。 他们还指出，美国不但认识到了以上问题，而且还认为，依靠WTO的框架机制，无法遏制这一势头——因此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排除中国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框架，以实现其在WTO框架下无法实现的目标——由此，TPP和TTIP就出现了。 TPP的目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学家张其佐认为，TPP意在“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扭转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遏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因此，TPP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其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与中国商贸往来密切的中国周边国家极尽拉拢之能事，即所谓的“开放的区域主义”，但却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从未表示欢迎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加入。 二是以一系列不同以往的贸易投资新规则，但实质是尽可能固化和放大美国的竞争优势。例如美国的农业补贴为全球之最，且其国土特点和农业历史使其特别适合机械化大规模耕种，因此美国农业产值虽不是最大的（不如中国），但其国际竞争力却超强——因此美国在这一领域强调“零关税”和“完全自由的贸易”。 再比如由于原油、铜、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实际上掌握在美国手中，因此美国强调“高质量”贸易，借指定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加工地，技术提供和所采取的标准（知识产权）和指定销售市场，来缓解美国在制造业上的不足，为美国创造有利条件。 中、美“态度的转变” 但在今年早些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曾在联合早报发表《TPP与中美关系的前景》的一文指出，目前中、美对TPP似乎都有所转变：其中中国表示要对TPP作综合评估，显示了其对参加TPP的谈判“持开放态度”，而美国则表示“在一定的前提下”，“欢迎中国加入TPP谈判”。 郑指出，这一“转变”，是基于两个前提而做出的——一个是中国认清了排除中国，TPP其实很难成事；另一个是美国在实际推行TPP谈判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还具体以东盟与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他举例说，“中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美两国在东盟的平衡局面，局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态势发展”。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和东盟发展关系，并没有任何意图要排斥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韩国各自在东盟区域和中国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和东盟形成了 10+1机制。美国在东盟经济影响力的‘消退’，主要还是美国本身的因素，而非中国或者其他因素”。
因此，这说明，“在亚洲区域，经济活动已经区域化，形成了亚洲生产链条”，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一个意在排斥中国的贸易集团如何可能？又会有什么意义？”
为此，郑永年批评美国搞TPP是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过重”，而且标准“过于理想化”——“就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在一些关键领域主要是农业也困难重重”，因此所有目前加入TPP谈判的国家，其动机恐怕是“来自想象中的‘中国的压力’或者‘威胁’”——因此，这些谈判国在面临“要失去诸多方面的经济主权”时，不可能没有顾虑。因此，美国“必须向现实妥协”，表现在“自谈判开始之后，TPP的内容一直在变化”，因为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必然趋向务实。”
郑同时指出，中国在看透这种局面后，逐渐表现出了自信——中国也已经意识到，“美国理想的TPP和现实的TPP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它最终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计划来实现”，因此中国开始转变态度，开始积极参与其中。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最大底牌？ 由于新加坡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美国在亚洲最紧密的盟国之一，经济上对美国的依附性很大，而郑永年又具备新加坡官方的背景（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所长），因此郑的此文一经刊出，即受到各方的关注——尤其是在中国批准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各方对郑的文章和上海自贸区的解读，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郑永年在其文章中提到“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尽管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在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如果能够达到中速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有望很快超越美国，并且也有望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如果有意愿，中国自己也可以组织自己的贸易集团来抗衡美国的TPP集团。” 受郑的这段话启发，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批准上海自贸区成立，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即成立自贸区，说明中国有两手准备，如果TPP向务实的方向发展，那么中国自然可以参与其中；如果美国仍坚持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那么中国也完全可以另起炉灶。 这种观点十分具有代表性，例如有国外媒体将上海自贸区解读成为，“美国可以给的条件，中国也可以给，美国不能给的一些条件，中国也可能会给”，“最终，如果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那么就会形成（中美）比‘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局面”——“而从现实来看，显然中国对东亚各经济体的‘吸引力’会更大。”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中国是否可以进入并影响TPP，手上最大的一张牌——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上海自贸区只有区区28平方公里，难以承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成为大的期货仓库和货物中转站，仅是一个金融领域的开放平台——但谁能保证它不会像深圳特区一样面积扩大几十倍，而且金融产业又不太受地理面积约束，又有谁能保证它不会替代新加坡成为东亚的货币期货交易中心？” 沪府发〔2013〕75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的公告 根据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现予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 特此公告。 说明 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除列明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禁止（限制）外商投资国家以及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限制）的产业，禁止外商投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项目，禁止从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营活动。 自贸试验区内的外资并购、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境外投资者以其持有的中国境内企业股权出资，应当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涉及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在自贸试验区内投资参照负面清单执行。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后续《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中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并对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有更优惠的开放措施的，按照相关协议或协定的规定执行。 根据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和自贸试验区发展需要，负面清单将适时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