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为富人和单位购买的轿车，在年产50万辆的水平上停滞不前，豪宅在1997年以后严重积压，而城市居民卖不起轿车和住宅， 农村 居民卖不起家用电器，即使卖得起，也用不起电。 经济 学家论证的“汽车和住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没有实现。但是，1999年以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却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这就是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的增长具有突然爆发的性质。这是由信息产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极高的固定成本只要被投入并取得成功，边际成本即复制成本可以忽略不计，降价是基本趋势;信息产业各类产品的功能将互相融合，使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不断增加，因此，用户将在一定时期以指数方式呈现爆发式增长。90年代以来，政府已经投资数千亿，建设了8横8纵的光缆电话网，通到了县城;由 企业 和地方政府投资的有线电视网，已经有数千万用户;这两个网与 计算 机网的连通即“3网合一”，“内连网”(国家机关，银行，企业之间的连网)的建设，将很快实现。2000年9月，全国有线电话用户两亿，电话普及率百分之十七点七，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百分之三十八，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五点一。因特网以每年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二百的速度迅猛 发展 。2000年上半年，上网计算机已突破六百五十万台，上网用户一千六百九十万。至于无线移动电话即手机，发展更快，已经有6000万用户。
面临突破的，是第二代互联网，实现有线 网络 与卫星的全面连接;第三代移动电话将实现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连接;芯片的微型化将使网络的终端从计算机和手机，延长到每一件装上了芯片的产品中去，以承担各种特定的功能。因此，有关部门预计我国信息产业在未来5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5%，未免保守。在2000年我国信息产业已经达到30%的增长率，未来数年，只要政府采取有效政策，一定会出现超常增长。
促进信息产业超常增长的政策之一是大幅度降低电信基本费用，可以将 中国 电信等国有垄断公司上市，以上市收入弥补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电信费用只需弥补流动成本。政策之二是打破电信经营的垄断，积极参与国际电信标准的制订，使中国企业能够积极参加国际竞争。政策之三是向农村普及计算机和电视。政府以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和财政补贴为条件，规定从事信息产业经营的公司，必须承担一定向农民家庭普及计算机的“扶贫”任务。办法是以低价收购单位和居民家庭的旧微机，送给农民家庭，如果怀疑农民 学习 计算机的能力，
附上一个游戏盘就是了。城里人不能够只埋怨农民落后，也应该主动为农民做一些事情。
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比起其他国家，只能快不能慢，这是因为中国极端缺乏 自然 资源，而庞大的人口却急需 教育 。普及微机可以节约纸张，地皮等稀缺资源，并且降低教育成本。
中国人的脑手并用能力是非常强的，又习惯于个体和家族为单位进行经济和 社会 活动，这些与信息产业的特性是符合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其 哲学 意义非常深远。
什么叫做“信息”?信息既不是能量，又不是物质，物质运动永远不可能达到光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已经指出，当物质的运动接近光速的时候，在运动方向上，所占据的空间为原来的90%，而完全达到光速的时候，即不占据空间，质量则趋于无穷大，物质化为能量。以二进位数字(0和1)表示的信息称为比特(BITS)，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可以与光和电的运动相统一。电门一开一关，就是0和1。信息以光速运动的时候，就等于超越了空间，所以，信息的本质是全球化的。信息产业在技术层面的突破，都是在实现上述哲学观念，软件不过是以二进位数字来表达客观世界，硬件不过是实现其运动并提高运转速度，而3颗与地球同步运行的卫星，就可以实现信息以光速的全天候运动。成为全球化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的载体。
信息产业在中国，绝对不是什么“瞎胡闹”，而是历史给中国人提供的大机遇。
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10000亿美圆不值得骄傲
2000年我国 经济 增长率可望达到8%以上，GDP达到82000亿人民币，折合10000亿美圆。 中国 经济 发展 取得了 历史 性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认为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即可以了，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应该纠正的,是对于"8%"的僵化理解.一个数字在不同的 时代 ,有不同的意义. 现代 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率的新 理论 ,是比较" 自然 增长率"和现实增长率的差距.
"自然增长率"或者称为"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应该能够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什么是最合适的呢?有几个条件:一是 企业 的设备充分开工,二是库存合适,三是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四是物价没有加速上升,五是国际收支没有大的失衡.
垄断价格,包括电力,电讯,汽车,民航,房地产, 教育 ,和各种收费,仍旧有比较大的降价空间,而且必须降价,因为我国收入差距已经非常悬殊,如不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无法启动居民家庭需求.真正能够涨的,只有股票价格,和房租,水价.
中国已经陷入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达到10%甚至更高,但是按照目前的利益格局和政策战略,也只能够维持7---8%的经济增长率.为了让更多的人就业,为了尽快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战略调整.我提出四项办法:
1.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
垄断价格,包括电力，电讯，民航，居民住宅，汽车和药品。垄断价格过高，将减少 社会 实际货币总需求，居民支付了较高的垄断价格，就会减少一般消费，造成市场价格的下降，
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也调整供求关系，高价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给，低价格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垄断价格的需求弹性一般相当高，价格下调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购买,并产生连带效应： 农村 电价的降低可以刺激农民购买家用电器，飞机票降价可以刺激 旅游 ，住宅降价可以刺激家具和装修业，通讯费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产品的购买，从而全面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垄断价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整合部门利益以外,主要是垄断价格构成不合理，如机场建设费，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配套费用，实际上是政府将自己应该担负的投资功能，打到价格中向消费者转嫁，强制消费者向这些行业投资，但是又没有承认购买者的产权。应该将投资的折旧部分从产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权力垄断资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败成本”，比如炒地皮，药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应该彻底清除。
为什么必须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比如把飞机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够启动 旅游 ?因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个人，飞机票贵了，居民承受不了。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 问题 ，就是我国自1998年开始的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拉动 中国 经济 的主体，第一是外国人(中国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暴富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几乎饱和，而城镇居民买不起住宅和汽车， 农村 居民买不起家用电器和汽车，这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价格弹性” 理论 在中国不是失灵，而是有收入分配悬殊的特殊障碍，需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价，价格弹性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
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正常亏损部分应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补贴价格损失.
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 目前 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 社会 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2.适当时机贬值汇率以克服通货紧缩
1997年亚洲 金融 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平衡的形势发生的相反的变化。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按照贸易权数 计算 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5%左右，但是国内物价的下降, 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构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保证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没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中有升则有助于香港和亚洲经济复苏，中国大陆的出口随之在1999年下半年强劲回升。
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浮动”，中国政府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问题，只要在实际上放松政府干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到1%以上，
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把握不住浮动以后的汇率走势-------是上浮，还是下浮?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 中国 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我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5 年之后中国达到外汇货币危机临界点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继续强化管制，这样将矛盾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 经济 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 问题 ，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 目前 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时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监管能力问题，正确的宏观判断和决策，也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可能是解决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如果我国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就说明人民币汇率高估,不贬值就难以摆脱通货紧缩,而且会陷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有两种,一种是贬值名义汇率,一种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出口退税率,或者降低国内物价----后者正是通货紧缩.我国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稳定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的政策,不自觉地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而当通货紧缩持续到 企业 和 社会 不能容忍时,或许只有贬值一法.
我国小麦价格已经高出16.57%,玉米高出38%,大米高出63.5%,如果国内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就说明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了.如果贬值，以美圆表示的经济总规模就会下降。
3.增加国防投资
我国西部大开发,最根本是从青藏高原调水,进入黄河,然后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这需要至少10年时间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希望沿袭深圳模式,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发展起来,但潜力有限.处于调水移民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是发展国防产业.
中国百年来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大倾斜都是在外部战争环境下逼出来的.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50%,从此结束原始农业 社会 ,进入二元结构社会.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投入2000亿，增量投资占国家新增投资的1/3，西部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仅四川，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变为制造业与 电子 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铁路从5000公里发展到80000公里.围绕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镇。大型军工 企业 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建设等, 目前 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旧占30%,贵州占45%.
4.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担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仅靠国债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简政府机构,整顿税收,清除腐败,控制高消费和奢侈消费,将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而且要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不能再强调效率第一,而要将效率与公平并重;不能够让少数人利用权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大众转嫁.应该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 方法 ,迅速有效地遏止腐败势头,将腐败分子"偷,骗,抢"来的财产收归国有.
要实现上述战略转移和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并且在 理论 上纠正"市场教条主义".如果不能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 就难免要出现重大的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