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文化意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忽视文化因素会导致交流、合作的困难，甚至失败。本文分析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缺乏文化意识的原因，探讨了文化因素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些方法与建议。 【论文关键词】 国际经济活动 文化因素 跨文化交际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等字眼触目皆是。不可否认，在科技与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愈来愈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大。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文化特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这一事实盲目无知导致的代价是沉重的。与旅游者在国外因不注意当地的风俗习惯而产生的问题相比，在经济活动中无视文化因素可能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要顺利地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加大合作力度，提高合作效益，了解他方的文化特性，改善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二、国际经济活动中文化意识的缺乏与产生的原因 由于对文化给国际经济活动产生的重要影响认识不足，在频繁的国际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着文化意识淡漠或缺乏这一现象。许多国际经济合作的参与者和管理者有个误区，他们片面地以为经济合作只是相互谈判、签订协议，然后大家一块共事。在他们看来，只要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放在一起，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互学习，雇员就会变得多元化，各自文化中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其实不然，多项研究表明，跨文化团队里，在有压力的情况下，队员会更趋于本国化，如中国雇员会变得更加中国化，美国雇员会变得更加美国化。许多管理者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他们雇员的行为均受到他们各自社会文化的背景、经验和习惯的制约，以至于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己方文化的行为导向模式系统地带入跨文化交际中去，由此产生的价值观、行为目的和行为解释方面的“文化交叠”现象或“不和谐”现象会使双方的合作面临失败的危险。有调查表明，在不少的合资企业中，中外人员相互间的理解和沟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他方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审视。对己方和他方企业文化的不同理解不但会加大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相互合作的难度，而且还会因此减少合资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国际经济合作的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参与交际的双方通常至少有一方必须使用外语作为交际媒体，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无非是一门专业外语的使用，只要找到懂专业外语的人，谈判、合作便能顺利进行。这一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专业语言常常被错误地等同于专业词汇，并且在我国大专院校里，大部分经济外语课程也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安排教学的。这一思路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国际间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跨越文化界线开展的经济活动只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是借助于专业术语进行的。国际间的经济活动首先意味着，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员为了某一商务目的相汇于一个对其中一方来说是陌生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交际环境。交际的双方并不纯粹是某个不带文化色彩的企业经济计划的实施者，他们是一个特定文化和社会的代表，是某种特定企业文化的代表，就是作为个人，同样也带着相关文化的烙印。所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商务谈判不是说有一名或几名精通外语的人就行了。因为对一名讲外语的人来说，他的外语掌握得越好，另一方对他按有关异域文化的行为规范来调节和控制自己言行的期望也就越高。而事实上，外语水平的高低并不一定能够同时说明交际者对有关异域文化交际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如果交际双方仅以己方文化眼光来看问题，很可能对相同的交际情境和交际行为做出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因而导致交际的困难或失败。 出现这些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同外国人交往在许多地方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习以为常的活动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看不到跨文化交际情境隐含的风险。 第二，我们的日常活动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正在日趋国际化，这使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以为各种文化均大同小异的错觉，从而看不到实际存在的文化差异。 第三，人才开发中的诸如动机、独创性、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软性因素”长期以来一直让位于开发尽可能完美的、因而“自有说明力的”商品所作的种种努力。 第四，在解释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冲突时，人们往往将这类冲突归因于个人的性格或交际伙伴的民族特征，而忽略了文化差异。 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企业应充分意识到目前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不足，了解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并尝试接受针对国外经济商务活动的咨询，以期通过掌握那些对谈判或合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来应付可能出现的文化休克方面的紧急情况。 三、文化因素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在国际经济活动以及商业谈判中，不成功的跨文化交际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削弱国际合作的经济效益。据有关调查表明，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加强，“文化间的隔阂”也在不断扩大。合作双方相互间的依赖性越大，就越可能使合作的双方感到对方在心态和导向方面的那种似乎无法逾越的、令人迷茫的异样性。只有了解并理解了对方的有关行为模式是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才能使双方的合作得以顺利开展与进行。在跨国经济交往中，国际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无数失败的教训。2001年，当华立集团进军美国，收购飞利浦在美国CDMA研发中心的时候，华立集团第一次直接面临了美国文化的冲击。在华立集团收购的研发中心里，由一位美国员工Dennis负责CDMA核心技术的研发，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为了表示对其工作的重视，按中国人的习惯，每隔两天就给他发一封电子邮件询问工作进展。然而，没过十天，该员工便提交了辞职报告。汪力成大惑不解，该员工说：“你每隔两天就发邮件给我，这说明你对我不信任。”经过再三解释，汪力成与Dennis最终消除了误会。90年代初，摩托罗拉韩国公司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后来来自美国的Donald Jerome先生出任摩托罗拉韩国公司新总裁和总经理，他确信该公司通过改变其管理文化会有新生命。他和人力资源经理开始把焦点集中于重塑该公司的企业文化和领导行为，并制定了长期实施计划，这意味着摩托罗拉公司结合韩国文化。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很快摩托罗拉韩国公司又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生产厂商，他们的这个项目也成为在任何地方跨文化管理的一个蓝本。国外管理学家大量的研究表明，在以失败而告终的跨国经营中，有70%是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海尔实施本土化战略，不仅到国外去办厂，更注重运用国外当地人才，尽可能让经营与管理融入到国外本土文化之中。“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和、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抵触情绪。 文化差异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提高文化意识，改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工作能力，就能对异域文化中的不同观念和管理风格多一些理解与尊重，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进行良好沟通，消除误会，并根据不同的文化特征确立相应的制度与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例如，在权力巨大的墨西哥企业中，员工对上司的尊重表现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上司也不愿意授权给下属。美国行政人员通常认为墨西哥人屈从权威是一种缺乏主见和不幸服从的表现，而墨西哥人把美国行政人员的坚持公平竞争和委派的愿望看成是没有能力接受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这种不同的观念与管理风格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只有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理解这些不同于自己文化的观念与管理风格。 不同的群体对类似的事件有着不同的文化反映。例如，很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公司雇员提高工作效率，提前完成工作，就应该被允许提前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因此，尽快完成工作是一件受到人们褒奖的事。而在日本则不同，日本人普遍认为公司雇员应在整个工作时间内都坚守工作岗位，即便完成了计划中的工作，也不应该提早离开工作岗位。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为了达到相同的目标，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法国员工是典型的“社会人”，十分注重生活的享受，若采取加薪、发奖等物质上的激励方法，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而中国人相当程度上是“经济人”，对物质的追求重于闲情逸致与浪漫生活的享受。又如，即便是奖励，对以个人取向为主的美国人和以集体取向为主的中国人或日本人也应该采取不同的奖励方法，分别以奖励个人或集体为主或二者相结合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个人奋斗精神和团队精神，为公司创造最大效益与财富。 文化差异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了解文化差异，在国际交往中完全照搬本土做法，势必遇到无法跨越的文化障碍，延缓或彻底导致国际合作的失败。充分了解文化差异并有效地利用各种不同文化优势，必将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无穷的活力与新鲜血液，帮助企业日新月异，蓬勃发展。 四、结论 经济交往与合作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异域文化范畴的渗入，要扩大经济合作，提高双方合作的经济效益，就应该促成本土文化与渗入的异域文化之间的协调。有人做过实验，当公司的职业队伍刚刚组建的时候，多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效率不及单一文化，但是随着业务性质的复杂化，业务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多元文化的优势就愈加明显。所以，我们应抓住发展的机遇，在各行各业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努力开展跨文化交际培训，帮助有关人员对理解异域文化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系统的准备。在培训中，可以借助于举办异域文化班、小型跨文化交际冲突情境分析、文化适应模式、文化简介、角色模拟演练等各种不同的媒介与手段，增强相关人员对异域文化行为准则敏感性的感知练习，全方位提高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Byram， M: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In: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1/1， 1988， 15～31 Paige， R. Michael: Cross-cultural Orientation. New Conceptualizations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1986 梁镛: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32～272 姚大伟:对外经济贸易谈判[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206～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