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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工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性制度安排，分工的制度效应在于分工制度和产业集群演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产业集群是以完善分工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所以产业集群是一种以降低交易费用、带来递增收益为目的的制度安排与组织创新。产业集群既促进了分工合作，又降低了交易成本。基于分工的制度变迁推动了产业集群升级。
[关键词] 分工交易费用产业集群制度变迁
一、分工促进产业集群演化的制度效应
分工在古典 经济 学家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是一定 社会 经济制度在生产领域中的集中反映，是人力投入的特定组织形式，是一种生产性制度安排。 分析 产业集群的演化机制，不能忽视分工的制度效应。这种效应主要在于:分工制度规定各投入要素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新古典经济学派通常关注于既定的稀缺资源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稳定增长和静态特征，由于各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经济增长的路径是越来越“绷紧的”（tightening）。而产业集群中的分工制度为改造投入要素的质和量提供了内在积累机制，为不断扩大各投入要素的作用提供了内在组织与刺激机制，由此产生收益递增以抵抗收益递减趋势，产业集群使经济增长的路径可以越来越“拓宽”（widening）。因此，分工制度如果是完善的，则产业集群能达到较高水平；反过来，如果产业集群 发展 达到了较高水平和速度，则其分工制度一定是相当完善的;分工制度决定着产业集群演化所处的状态。大量 历史 经验表明，产业集群演化并不是平滑和谐的过程，而是具有高涨、平稳、停滞、衰退等各种状态的波动过程。产业集群发展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这取决于产业集群所在区域的 政治 、 法律 、社会制度对产业集群经济增长所规定的限度，而这个限度又是具体地集中到分工制度上来 影响 产业集群发展的。
例如，在我国东部沿海各地，在土地、人口、 自然 资源等方面都没有显著变化，而产业集群发展状态却出现很大差距。一方面，在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由于较早提供了对外开放政策，在税收制度、贸易开放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的建设上起步最早，表现在分工制度上，是制造业内部分工大为深化，较深地融入国际分工和国内分工链条，使得 企业 间的社会分工、行业间的产业分工和地区间的区域分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业集群发展呈现高涨状态；另一方面，辽宁、河北等北部沿海省份，改革开放的进度相对于南方较慢，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制度建设、贸易开放制度等方面相对落后，致使分工制度的局限性比较明显，分工制度对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也受到局限，在山东、河北、辽宁等省份，产业集群的数量、规模和发展态势，比广东、浙江、福建、江苏要落后许多。
分工促进产业集群演化的制度效应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分工制度是否完善，决定了交易费用的大小。完善的分工制度存在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是指有利于分工深化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之相关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比较健全。社会分工自身会增加交易费用，但完善的分工制度则会降低交易费用。产业集群就是以完善分工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
二、产业集群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的机理分析
产业集群是一种以降低交易费用、带来递增收益为目的的制度安排与组织创新。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中间性组织的论述，可以把产业集群概括为：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比市场稳定、比科层组织灵活，资产专用性适中，信用程度中等偏高，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主要靠关系、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协调的一种中间性经济组织（吴德进，2004年）。产业集群这种中间性组织形式不仅存在运费和信息交流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节约了交易费用。产业集群是通过把交易费用的“内化”来减少交易费用的，这种“内化”是相对于产业集群外部而言，而不是在产业群的企业内，这有别于科斯和威廉姆森所指的交易费用“内化”。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内化”的推论是建立纵向一体化的大企业，在企业内部进行专业化分工。
但在一体化企业内部，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 问题 。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条件下，一体化企业内部会产生代理成本问题。大量 研究 表明，一体化企业的科层制度在处理常规性的、被分割的非常具体的工作时是有效率的，但在处理非常规的工作、委托方和代理方对工作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时，即代理人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时，就会产生代理成本。一体化企业的科层制度同时也降低了下级成员的风险和责任，部分地减弱了他们的努力程度，尤其是在团队工作体系中，由于个人的绩效无法测量，导致了“大锅饭”问题的出现。纵向一体化企业的另一个问题是科层体制下的每一个层级即缺少进行创新所需的信息，也缺少进行创新的动力，因而企业内的组织成本也会增加。
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关系，彼此之间因为长期是正式合作以及非正式交流而形成信任，部分抵消了纯粹市场关系中的机会主义和未来不确定性，减少了市场风险。产业集群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在产业群内形成开放式的横向或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网或企业链，以作为对大型企业的封闭式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的替代。因而产业集群既降低了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又克服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代理成本和组织成本过高的问题。
因此，产业集群导致交易费用降低的原因是：由地理位置的接近而导致的信息溢出减少了搜寻成本，减少了机会主义和败德行为，特别是建立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机构之间彼此信任基础上的声誉机制，使产业集群拥有市场和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因分工内生演进所造成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问题，由产业集群这种中间性经济组织形式得到较好的解决，产业集群既促进了分工，又降低了交易成本。
三、基于分工的制度变迁与产业集群演化
分工深化是促使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根本经济动因；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是推动集群演进的内在驱动力；在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基于分工的制度变迁是指由分工引起的、并对分工和集群产生反作用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是降低分工演进的交易费用，使分工演进的收益大于分工演进的成本，从而使分工演进得以实现。如果一种分工结构的存在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交易效率，那么就存在变革这种分工结构的内在需求，一种新的分工结构就会产生，来替代旧的分工结构。分工结构决定了于之相适应的分工制度，分工制度也会发生变迁。分工制度变迁又会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制度变迁清除了分工演进过程中的人为障碍，降低了分工演进的交易成本，使分工演进产生的专业化经济能直接转化为规模经济;而分工演进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制度变迁。分工演进、分工制度变迁与产业集群演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
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基于分工的制度变迁类型也是如此（见表）。
在我国产业集群形成初期，在国家提供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宏观制度环境中，东南沿海一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开始兴起，但分工结构比较简单，企业内纵向技术分工外化为企业间横向分工，分工链条短，国内区域分工和国际分工并不充分，企业的建立与衍生主要靠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来推动，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主要来自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私营企业是制度变迁的第一主体，民营企业家是要求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中央政府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提供者，但地方政府对改革初期开放出现的新事物还存在认识误区，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温州等地出现的众多市场和产品加工区，当地政府曾采取过取缔、消灭的措施。
随着区域内分工链条的延伸，区域内的分工合作转向区域间的分工合作，并更为全面地融入国际分工链条，构建国际分工 网络 ，分工结构进一步多样化，政府在 经济 一体化、技术创新、进出口贸易政策等方面积极提供集群升级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企业和企业家团体对产权明晰、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优化也有进一步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共同推动产业集群升级，产业集群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例如，珠三角制造业的分工演进是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呈现出明显的“被动适应性”，其最重要的诱因是外生的“制度辐射”和“技术溢出”，而非内生的变量所致。OEM的分工方式，决定了政府和企业的制度创新方向和范围，进而 影响 着产业集群升级模式。区域分工的格局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以便更有效地配置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避免不同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恶性竞争，在不同区域间实行有效的分工合作。
总之，分工水平制约制度变迁进而影响产业集群演化，技术分工深化改变着企业组织的演进，社会分工深化影响着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形成，区域分工状况影响着地方政府之间协作机制的建立，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着国际贸易制度的变化，分工结构演进制约着分工制度变迁。但制度创新又会改进分工水平， 中国 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尽管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仍受到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但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却具有后发优势。即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分工组织的组织模仿和管理模仿,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分工组织的制度性知识,从而改进交易效率,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水平,直接实现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集群要进一步加快发展,需要将组织模仿和管理模仿过程中的外部制度性知识内化为企业的非正规的内部知识,才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一般而言,外部的制度性知识通过企业的协调机制和企业文化转化为企业内部知识,再通过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内部分工表现为企业的竞争能力。因此,我国发展产业集群要高度重视企业的组织结构、内部分工和协调机制的设计和安排,加强 学习 培训和企业文化建设,以加快集群从组织模仿和管理模仿到真正在我国健康发展的进程。
四、结论和建议
应当重视分工对于促进产业集群演进的制度效应，也要重视产业集群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促进分工水平提高的中间性组织属性。分工结构、分工制度变迁与产业集群演进，三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应当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路径，进行制度创新，发挥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在企业组织结构、企业合作机制、区域合作机制与国际贸易制度等方面，构建有利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分工制度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