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广西与东盟的经济交往规模扩大，经济交往渠道的变迁既适应了交往规模扩大的要求。更推动了交往的发展和深化。交通渠道不但呈现立体化发展趋势，而且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以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为代表的会展更为广西与东盟的经济交往提供了崭新的平台。 关键词 广西；东盟；经济交往；交往渠道 一、广西与东盟经济交往背景的变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对峙瓦解，标志着持续40多年、对世界历史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冷战结束了。随着战火的熄灭，印支半岛这个世界级军事“热点”的战火趋向平息了，走上了全力发展经济的新道路，印支国家相继加入东盟。1999年，柬埔寨成为东盟成员国，标志着东盟在组织上实现了“东南亚十国共同体的设想”的目标，迈出了东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更为坚实的一步。此时，为建设旨在“面向东南亚”、推动大西南经济发展的出海大通道，广西正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生产力水平发展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后，必然要求建立新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经济交往与之相适应。顺应形势的发展，广西与东盟之间经济交往的渠道获得了很大的拓展，各种新渠道与旧渠道、有形的与无形的交往渠道为沟通双方经济交往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冷战结束提供给区域间经济交往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广西与东盟的经济交往也呈现出一番蒸蒸日上的景象，双方交往规模不断扩大。在冷战末期，在广西对东盟六国出口较多的1988年，广西向东盟国家出口额为3199.5万美元，1991年为4827万美元；而在1997年仅对新加坡一国的出口就达到3881万美元，经济交往的数量和规模都是呈上升的。在越南实行发展开放政策，中越关系回到发展的正轨，广西与越南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比广西与东盟其他国家交往的总和还多，地缘的优势得到充分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初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桂越边境贸易获得较长足的发展。边贸打破地域限制，已不是原来划定的离边界15公里内的范围。边贸经营范围也不断扩大，交易品种已从开始时的肩挑手提地进行少量鱼虾海鲜和山货特产贸易，发展到上千个品种。其中广西的日用百货、五金、布匹、自行车、家用电器等轻工业产品，以及白糖、啤酒等粮油食品、拖拉机、建材、化肥等产品都是越南急需商品。而越南的木材、黄藤、煤、铝铜制品等工业原料和农副土特产品以及越南从苏联、日本、古巴、泰国等进口转销的产品则丰富了广西市场。广西与越南边境地区省市在经济贸易、交通、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双边交流合作面逐渐铺开，进入官方贸易与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阶段。中越边境贸易发展较快，1992年边贸额26.04亿元，到2000年广西边贸进出口商品成交额达37.4亿元。广西、东盟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拓宽经济交往渠道的要求；而经济交往渠道的拓展，促进了双方经济交往的发展。 二、有形交往渠道拓展 交通渠道的立体化。海路方面，乘着建设西南出海大通道的东风，1992年3月，经国家交通部批准，北海海运总公司恢复经营广西一越南海上运输，成为我国首家恢复经营中越海上货物运输的地方航运企业。90年代中期，广西开通了防城港一新加坡、防城港一曼谷等多条集装箱运输航线。陆路方面，为了促进边贸的发展，广西沿海的防城港市江山港、企沙港，钦州市的果子山港，北海市的石头埠港开辟为边境地区贸易口岸。边境线上先后开通了凭祥至越南谅山、防城港至越南先安、龙州至越南高平3条国际客运班线，开办出入境货运业务。1993年广西与越南广宁省和高平省经过会谈商议，开通水口一驮隆口岸及水口一驮隆桥路段。2000年，中越双方交通代表团举行多次会谈，签署《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与越南谅山省交通运输厅交换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备忘录》等10个协议，广西与越南各毗邻省的道路出入境汽车运输业务逐步开展。航空路线也有所发展，2000年9月开通桂林至曼谷航线，此后陆续增开航线。以现代化的海路、公路、铁路和航空为代表的有形的交通渠道，承载了广西与东南亚经济交往的重要内容。 从性质上看，原本军事、政治意义的渠道进一步转变为广西主动与东盟进行经济交往的渠道，广西从军事前沿向中国与东盟经济交往的桥头堡转型，原本军事、政治意义的渠道性质发生了转变。在冷战初期，广西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军事的影响，交往渠道往往是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而建，贸易渠道往往受到政策的限制，交往渠道被烙上深刻的军事、政治印记。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建设是各国发展战略的核心。 昔日援越“胡志明小道”被赋予了新的经济意义。为援越抗美而建设的防城港以及北海港、钦州港成为广西建设大西南出海大通道的北部湾金三角深水港群，成为中国西南出海的重要口岸，来自西南腹地的丰富资源从这里走向世界，来自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资源和商品从这里进入中国。出于国防考虑而建的龙州、凭祥、百色公路，在沿线兴起边境贸易带；南宁一凭祥、南宁一百色、南宁—钦州、北海一防城港构成广西以首府为中心的公路干线。原来被定为国防建设“小三线”桂西、桂北地区，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在广西“富民兴桂”的战略中扮演新的角色。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整个广西在沟通中国沿海及内地与越南及整个东盟的物资流动方面将承担起重要的枢纽角色，建立起广西自身的区位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广西正处于三条呈“Y”型对接线的交叉点上。“Y”的上两条分支线分别代表通向中国西部的和东部的两条交通线。下半部支线则代表通向越南以远的交通线。目前通往西线的交通线已经基本定型，广西作为中国西部南端出海口的地位已经确立。由此可见，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交往渠道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广西作为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前沿进一步从政治、军事的前沿向经济交往的前沿过渡。 会展的普及运用。20世纪90年代后，广西多次前往东南亚多个国家举办了涉及多个经济领域的会展。1992年，北海市在新加坡召开了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1994年，在越南胡志明市举办“广西机械产品展销洽谈会”。1995年在吉隆坡举办“玉林地区出口商品展览暨项目招商洽谈会”。会展方式还被运用到边境贸易中。自1996年起，每年广西在凭样、东兴等边境举行“中越边境商品交易会”、“边贸旅游交易会”等各种会展，为双方贸易往来提供场所，每次收获颇丰。1999年在东兴举办的中越边境商品交易会，展出面积5000平方米，接待客商5000人次，成交额14.33亿元。1998年广西凭祥市人民政府和越南政府举办中越(埔寨一清新)边贸旅游交易会，成交额8.54亿元，其中商品交易额3.61亿元，合同金额4.93亿元，达成埔寨东南亚五金物流中心投资项目协议，投资额2000万元，推动了双方在旅游领域友好的合作。 2011年11月首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成功召开，把广西与东盟的经济交往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是在广西召开的第一次面向东盟的博览会。来自包括东盟lO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与中国伙伴签订了上百个合作项目，投资总额近50亿美元。签约的国内合作项目总投资额也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博览会期间累计贸易成交10.3亿美元，共签订涉外投资项目129个，总投资49.68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投资项目46个，总投资额4.93亿美元；签订国内合作项目102个，总投资475.4亿元人民币。此次展会共设展位2506个，共有来自海内外的1505家企业参加了此次博览会。其中东盟10国及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共使用展位757个，参展企业516家。涉及11个行业共210类产品。博览会期间还召开了首届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各国和国内各省区市推介会等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和多项文艺活动。这次博览会成功地向东盟各国推出了中国与之交往的桥头堡——广西，不仅拉近了广西与东盟的交往距离，而且提高了广西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三、无形交往渠道异军突起 生产要素流通渠道的多样化。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广西与东盟在各个投资、技术合作领域保持了较为频繁的来往。每年都有新的东盟国家的企业公司到广西进行投资。1993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商家来到广西投资。其中新加坡30项项目共9305万美元；泰国27项共6286万美元；马来西亚17项共1806万美元；越南5项共150万美元。2000年来桂投资的东盟国家仍络绎不绝，新加坡投资项目为7项，投资金额6179万美元，马来西亚4项共3117万美元，菲律宾1项共2800万美元。广西也积极向东盟靠拢，除了传统的劳务输出外，广西的公司也积极到东南亚投资合作。1994年广西不仅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等国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还在泰国兴办针织厂，在缅甸投资办卷烟厂。这两项总投资为238.79万美元。1998年广西柳州欧维姆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兴办新加坡维宝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总投资30万美元；广西地矿发展中心在马来西亚兴办马广金矿有限责任公司等等。作为一个事物，经济一体化有“浅度”一体化和“深度”一体化之分。所谓“浅度”一体化主要通过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表现出来；“深度”一体化则延伸到商品、劳务贸易的生产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的增长。广西与东盟的经济交往已经逐渐从浅度的商品、劳务流动向深度的商品、劳务贸易的生产和国际资本的流动转变。广西部分地区与东盟的经济联系已经相当紧密，以北海市为例，1992～1998年北海市境外投资企业共7个，其中6个就分布在东南亚。 与此同时，新式的无形交往渠道在广西与东盟经济交往中登上了舞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广西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信息交流的主要载体是书信和函电，随着互联网时代网络使用的普及。网络以其方便、快捷的特点适应了市场经济时代的需要。借助网络这一载体，大量信息更快、更大范围地在广西与东盟之间流动。1995年广西贸促会开通了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创办的“世界华商网络”商务中心的电脑联网，实现面向世界华商接受发送经贸信息。1999年广西贸促会、国际商会在《经贸时代报》刊发了商务信息，编发“ETO电子贸易机会”网刊，为中外商家提供即时信息和咨询商务信息、编发电子广告等服务。2000年广西贸促会、广西国际商会重新构建广西贸促信息网络。通过信息网络采集编发《广西贸促信息》；收集整理1100多家国内外工商组织和大中型企业的信息资料；向企业专项提供越南、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经贸政策和市场信息，并向有关机构和生产经营企业传送广西投资环境、优惠政策、经贸动态等信息。2000年广西对东盟的出口创下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网络迅速传递信息的巨大功能不无关系。在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网络对推动经济交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联系合作的不断密切发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广西提供了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桥头堡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交往在广西与东盟交往体系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出来，交往渠道多元化、系统化，新渠道和旧渠道、有形渠道和无形渠道不断推陈出新，交往渠道变迁为广西与东盟经济交往进一步发展提供前提条件，也正是在交往渠道的一次次拓展中，广西与东盟的经济交往得以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