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研究是目前区域一体化研究领域中比较新的一个分支，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现有理论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依据其假设条件分别从完全竞争假设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两个角度对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理论进行述评。 【论文关键词】 自由贸易区 政治经济 理论综述 对于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研究，GH（95）模型作出了卓越的奠基作用。其后的学者多以此为基础，将GH（95）模型中的研究对象由小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扩展到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研究的对象由两个国家扩展到三个以及多个国家；假设条件也由完全竞争扩展到不完全竞争；利益集团对政府组建自由贸易区政策的游说由事前游说扩展到事后游说，游说行为由本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扩展到潜在的自由贸易区伙伴国的利益集团以及非潜在伙伴国利益集团的游说等。 一、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理论 1.小同盟模型 GH（95）运用其1994年“保护待售”模型的分析框架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分析。该模型运用两阶段博弈分析了两小国政府在考虑是否加入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时所受到的政治压力。在第一阶段每个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竞争决定了政府的政策偏好；第二个阶段是妥协的阶段，决定了国际均衡。该模型假设两个规模较小的潜在的同盟成员，每一成员都生产一种单位商品和n种其他商品，单位商品只使用劳动一种要素，而其他商品都是按照劳动和部门专用要素的不变规模收益生产出来的。此时每个游说集团都代表一个拥有专用要素的部门，并寻求自身福利的最大化。捐献活动的目的是获得政府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来作为对游说集团期望的行动的回报。此时，每个政府的目标函数都是，即为本国各个利益集团总的政治捐献与本国社会福利之和，其中参数a表达了政府对社会总福利的重视程度。当且仅当政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总收益大于或等于政府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总收益时，政府将签署此自由贸易协定。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必须完全使伙伴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一个政府在两种情况下会支持该协定：一是当自由贸易协定对一般选民产生了很大的福利收益，而受到相反影响的利益集团不能够联合起来打败这种协定；二是当协定对实际的和潜在的出口者创造的利润收益超过进口竞争产业遭受的损失，加上可能给一般选民造成的福利损害。而当伙伴国的潜在贸易存在相对平衡并且协定能给大多数部门提供更高的保护而不是更低的保护时，这种结果更可能出现。而提高的保护只会引起贸易转移，这意味着协定可行性提高更可能降低社会总福利。 GH（95）模型虽然探讨了国内政治压力对一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但只是从寻求政府对游说部门给予更高的保护的角度进行分析，而Maggi和Rodriguez-Clare（1998）通过建立小国模型，探讨了国内政治压力促使小国单方面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原因。该模型是关于一个小国、两个部门的模型，资本短期不能流动而长期可以流动。分析认为小国政府决定加入自由贸易区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若政府与本国游说集团之间相比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政府不愿意加入自由贸易区，因为此时政府通过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获得的政治献金比加入自由贸易区后由于资源配置优化而获得的长期收益要大；二是当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比较低时，若政府不在意游说献金，则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意愿较低，因为此时国内保护程度较低，资源配置的扭曲已经比较少了；如果政府对社会福利不在意，政府也不愿意放弃获得政治献金而加入自由贸易区；只有当政府对政治献金和社会福利同等程度、非常在意时才会有强烈动机加入自由贸易区。总之，如果一国政府能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中得到弥补的话，就有加入一个互惠贸易区来转移国内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倾向。 Maggi和Rodriguez-Clare(1998)模型存在诸多不完善，如该模型仅设定了一个工业游说集团；严格假定贸易协定为零关税贸易协定，并且仅设定政府有两种极端选择，要么自由贸易，要么完全不削减关税；而且没有考虑到“事前游说”的发生，不考虑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影响政府签署何种贸易协定；最后就是该模型仅考虑了完全资本流动的情形。 2.大同盟模型 Maggi和Rodriguez-Clare(2006)认为GH (95)模型，政府仅仅考虑了贸易条件的外部性问题，“政治”并没有影响贸易协定谈判的动机。所以，他们在文章中充分考虑了“政治”的核心作用，建立了两个大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模型。在模型中，考察了两个国家、三个部门、一种生产要素的情形。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有两种，一种用于生产M1，一种用于生产M2。资本的流动性是模型中的关键参数。模型中政府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会考虑贸易条件外部性影响以及“国内承诺义务” 动机的影响，因此博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协定的签署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执行协定时，在协定约束的范围内设置关税。因此模型假定该协定签署时设置了“最高关税”限制，而不是确定的关税约束。国内的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前游说”，即影响政府选择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定；另一种是“事后游说”，即影响政府在协定签署后选择贸易政策的决定。 文章有三个结论，第一是资本流动性是决定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关键因素。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性越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就越深。因为资本流动性越强的进口竞争性部门受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就越小，所以应在资本流动性强的部门谋求深度的贸易自由化；第二个结论是如果贸易协定的“国内承诺义务”的动机足够强，政府越关注政治献金，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第三个结论是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贸易协定更倾向于确定“最高关税”水平而不是确切的关税水平。原因是最高关税水平限制会引致事后的政治献金的捐献，以此来降低资本的净收益，减轻过度投资问题，因而降低由于游说活动造成的扭曲。 Conconi和Perroni（2004）研究的是两个大国之间的“自我执行”的贸易协定，也考虑了国内义务承诺问题和国际外部性问题。他们的模型探讨了国际贸易协定与本国政策可信度之间的关系。结论是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自我执行的国际协定可以增加国内政策的可信度；同样，为了保持国内政策可信的需要能够促进国际合作。Conconi和Perroni（2005）研究了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签署自我执行的贸易协定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唯一动机来源于影响小国的国内义务承诺问题。 关于签署什么样的贸易协定是最优选择的问题，Horn，Maggi和Staiger（2006）建立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两个大国模型，将贸易协定的不完备性内生化，探讨协定签署的成本与协定的不完备性之间的关系。认为最优的协定倾向于给国内政策工具而非进口税留出更多空间；对于签署协定的成本与协定的完备性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随着签署协定的成本从零开始增加，最初的贸易协定是完备的，然后随着贸易协定的“严格性”（rigidity）增加，最终最优的协定就是没有协定了；一国签署的贸易协定的严格程度与协定面临的不确定性反向相关；一国国内政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能力越低，对于签署的协定保留的可以斟酌的空间就越大，因为此时更需要进口关税来操控本国的贸易条件；对于一国进口产品的垄断能力而言，如果该国进口需求水平低或者说贸易量比较小，签署协定时可以斟酌处理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理论 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研究中关于完全竞争条件的假设，使得模型中将自由贸易区的组建作为外生变量来假定，缺乏将其内生化解释为何利益集团会倾向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原因。如果将假设条件放松为不完全竞争，对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将更透彻，更接近现实。 1.两个国家的古诺寡头模型 Krishna（1998）在Krugman（1983）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古诺模型来分析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的自由贸易区。模型假设两个国家X和Y，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Z；只有一个部门，该部门的生产是不完全竞争的，垄断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彼此完全替代；模型采用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模型中，由于假定政府政策的制定以国内公司利润为基础，所以生产者对政府决策有决定性作用。最初，每个国家都对进口产品征收相同的非歧视性的关税。两国必须决定是否组建自由贸易区，两国政府都愿意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条件是每个潜在的成员国的国内公司的利润必须提高。 他们的结论认为，对于两国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而言，组建自由贸易区后两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转移程度越深，自由贸易区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组建自由贸易区后，若没有贸易转移，两个成员国企业都会因为得到进入伙伴国市场的关税优惠而获益，同时因为给予其伙伴国进入本国市场同样的优惠待遇而受损，这是一个零和博弈，不可能实现两国公司利润都提高的情况。但如果存在贸易转移，成员国能够在同盟外市场份额没有受损的情况下获取同盟外国家在同盟内的市场份额，两国公司就可能都得到正的净收益，自由贸易区更可能被接受。 2.多国的垄断竞争模型 Ornelas（2005）的模型假定有两个部门，N个国家，其中的一个部门X是竞争的，产品X是单位产品，另外一个部门Q是寡头垄断的，每个国家的Q部门仅有一个垄断的企业。两种产品都是同质的，并且假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劳动是惟一的要素投入。 模型中，“租金的减少”是关键要素，作者通过分析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首先是签署协定后，贸易集团内部的贸易壁垒取消，集团内的企业通过游说获得更高的集团对外关税的刺激减弱，因此政府将会获得的政治献金就会减少，政府的这种预期会降低政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如果要签署，政府仅会选择能够提高社会福利的自由贸易协定来签署，所以会降低社会福利的自由贸易协定是不存在的；其次，对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一般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束缚当权者的手脚，但作者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束缚其竞争对手，也就是其继任者的手脚；再次就是对于一个对特殊利益集团存有强烈偏向的政府有较强烈的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以此来确保将来能够继续获取政治租金；最后就是他认为在发展完备的民主社会中，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起到降低被独裁者颠覆政权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巩固民主制度。 Ornelas（2005）得出很多比较独特的结论，但也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模型仅考虑了事前游说的重要性，没有考虑到事后游说的问题等。 Stoyanov(2006)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三个国家的垄断竞争模型。假设有三个国家，分别为H（本国），P（潜在的伙伴国）和ROW（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假设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单位产品部门，唯一的生产要素为劳动，生产产品X0，另一个部门是垄断竞争部门，使用劳动和国家特定资本，生产产品X，并且生产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成本固定。此时，一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为。其中a表示政府的政治偏好。Stoyanov认为，(1)如果潜在自由贸易区伙伴国P的利益集团对本国政府进行游说，则该自由贸易区对外的关税将会上升，反之则下降；(2)伙伴国活跃的游说行动可以促使本国政府签署降低福利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会阻碍能够提高福利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这个结论与Gawande，Krishna和Robbins（2005）认为外国游说对本国贸易政策有利，因为外国游说可以帮助降低扭曲的贸易壁垒这一结论相反。 Endoh(2006)也建立了一个三个国家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用以研究会影响优惠贸易协定（PTAs）形成的因素，其中主要分析了“政府执政的质量”对PTAs形成的影响。政府执政的质量较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企业捐献有政策偏向；二是政府征税能力不足；三是对本国社会福利不够关注。模型中假设了三个国家x，y和z，三国具有不对称的市场规模和不同的政府执政的质量；两种产品，一种为单位产品，一种为不完全竞争产品，假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没有固定成本；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一单位产品使用一单位生产要素。模型中，j国是否愿意与哪一个或其他两个国家组建PTA依赖于能否最大化其政府政策目标函数。其中表示国内福利总和，表示j国内企业的政治捐献，表示总关税收入，表示政府对政治捐献和关税收入的重视程度，也就是政府j的执政质量。在政府目标函数中增加了税收是该模型区别于GH（94，95）之处。建模后，Endoh运用WTO在2002年6月份的144个成员方中的1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得到的结论与模型分析得到的结论相同，具体包括（1）两国组建PTA可能性随着两国GDP差异增大或者地理距离增加而下降；（2）两国组建PTA的可能性随着两国GDP之和的增加、随着PTA伙伴国数量的增加或者产业内贸易率增加而增加；（3）政府执政的质量与PTA组建的可能性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 Endoh(2006)通过建模及实证检验，得到了较为一致的关于组建PTAs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但也存在不足。如以政府对政治捐献和关税收入的重视程度来衡量政府执政质量的假设值得商榷；政府对关税收益与政治捐献具有相同的重视程度的假设过于简化；关税率固定的假设也过于简单。 参考文献： G rossman， G. and Helpma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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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Rent Dissipation， Political Viability， and the Strategic Adop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4). Gawande， K.， Sanguinetti， P. and Bohara， A. (2005)， Exclusions for Sale: Evidence on the Grossman-Helpman Model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Working paper， Texas A&M University， October 2005. Endoh， M. (2006)， Quality of Governa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4(5)， 758-772，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