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一股将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问题挂钩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关税政策措施，环境关税应运而生。所谓环境关税，是指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对进出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政策能够在资源配置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生产活动中，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发挥其最大优势，但这一政策无法将对环境有利的生产体现出来。随着环境保护运动在全球的兴起，许多国家通过征收环境关税这一外部社会成本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通过关税的形式把环境费用有效地分摊给污染者，使得环境费用在商品中内在化，进而把环保费用包含在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中。 环境关税通常包括进口环境关税和出口环境关税。进口环境税是指对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产品课征进口附加税。这种关税并非对所有输入的商品征收，只是对进入境内的严重污染或预期污染环境但又难以治理的原材料、产品以及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工艺、生产设备征收，主要包括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如汽车、农药、清洁剂等)以及消费过程产生的对环境有害的残余物(如商品包装物、垃圾等)。出口环境关税，是对输往国外的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它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过程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如工业“三废”；二是产品对输入国的污染极轻或几乎无污染而消耗了国内的大量资源，如资源出口税或出口产品环境附加税等，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制成品等。 WTO有关环境关税的规则 若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考察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世界贸易的基石即关贸总协定(GATT)。GATT作为WTO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贸易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则。其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是GATT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其他制度的基础，指导着一切贸易措施。 GATT1994可以理解为保护环境的环境关税制度，其第2条第2款规定，缔约国可以对于任何输入产品随时征收税费，其中(a)项规定，一国可以征收“与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按本协定第3条第2款征收的国内税相当的费用”。可见，GATT1994允许其成员根据主权征收关税，但必须是基于第3条第2款的规定，即“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不应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的本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是基于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计划，对进口的相同产品征收特别的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环境关税。因而，环境关税符合WTO的原则，是以关税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它需要进出口双方的合作，是相互的，完全不同于国际贸易中的单边关税。 当然，征收环境关税不可避免地提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了竞争力，使发达国家消费者支付更多一点的费用，这样的后果看起来似乎不公正，但可以消除发展的不公平现状，并确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差别责任。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陷入了“贫穷—加剧污染、出卖资源—生态环境恶化—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还正承受着由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环境退化的代价。补偿这些损失一直是国际发展的目标，环境关税作为持续发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结束由发展中国家支付的不公开的非官方补偿。 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环境关税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调控杠杆，在保护环境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起来，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结构效应、贸易优势效应和贸易歧视效应。 (一)贸易结构效应 环境关税的贸易结构效应是指环境关税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环境关税通过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国际市场的效率和国际国内的资源配置，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环境关税政策的实行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将促使人们改变对国际贸易商品的需求，在选择商品时倾向于选择那些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与安全等无害的产品，从而使该类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环境关税也会约束一些会产生外部性的产业贸易歧视效应，影响商品贸易的发展，如限制可能造成森林退化、渔业资源破坏、跨国污染、大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等的商品贸易的发展，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这些商品贸易的规模。环境关税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配置和再配置，引起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 (二)贸易优势效应 为实现环境关税而推行的各种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将引起比较优势在国家间的转移。现在各国赖以进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基本上都是在不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基础上确定的。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成本理论，其比较成本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将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包含环境成本的比较成本才构成真正的国际贸易比较成本。由此可见，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会改变某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大小，甚至会使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相互转化，从而改变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一方面，具有较低环境成本的国家将可能拥有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从资源要素来说，同样的资源消耗可能会由于各国资源的禀赋与环境容量大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环境成本，这就使资源相对丰富或环境容量较大的国家更能保有比较优势。当然，即使是环境关税下的贸易竞争优势所考虑的也不仅仅是环境成本问题，贸易的发生与否最终还要在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满足最大消费需求这一经济效率原则下来决定。 (三)贸易歧视效应 环境关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协定的非歧视条款，而隐含歧视性。一方面，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环保条件和偏好各不相同，而使得环境关税的实施不利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从而产生针对进口产品的“隐含歧视”问题。一般说来，环境关税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偏好。各国的有关部门、组织和产业界可能以影响环境关税的不同概念或内涵来反映其利益要求，从而对外国进口产品构成贸易歧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采取的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或阻碍某些商品贸易的作用。环境关税的目的在于降低产品在进出口国消费和生产的环境影响，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关税政策，多是根据非歧视原则制定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这些环境关税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国外厂商的适应性问题，事实上构成了贸易歧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开展。 我国在环境关税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环境关税作为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使用。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经受着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困扰，也面临着来自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威胁，开展环境关税的研究并采取相关措施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实际上，国际上许多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端其产生根源就在于国家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对环境关税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一种贸易政策创新的层次上，更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竞争是一场关于贸易规则的斗争。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根据环境关税的经济性质和贸易效应，积极参与磋商和制定WTO关于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进一步扩大在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方面的影响，遏制“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从而促进形成有利于我国的环境关税国际规则，以有效维护我国的环境权益和国家经济利益。我国应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关税上的合作，协调在环境关税上的立场，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也要共同对付一些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略”，阻止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的不正当转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制度 环境关税体现着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环境关税的发展将会引发一场关税制度改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多数国家已确定环境保护思想在设计关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并把涉及环境关税的结构性调整作为21世纪关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推行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税，以配合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迄今为止，我国关税制度改革中还没有贯穿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指导思想。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我国需要发挥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我国应从现在做起，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进行分类分级，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国内的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还应注意根据环境关税的主要特征和贸易效应，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关税制度改革，构建我国的环境关税制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工作 在贸易政策和法律制定的过程中，考虑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根据WTO多边贸易规则，进口国有权对进入其领域的进口产品制定国内的环境、健康、安全等方面的法律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各国也在不断扩大利用环境关税措施调节贸易与环境关系。 目前我国实施环境关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尚未对国内产品征收环境关税。因此，如果单独实行环境关税将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引起贸易争端。事实上，环境保护始终要以国内保护为基础，环境关税也必须建立在国内统一的环境体系之上。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通过立法征收环境关税，可以鼓励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选择无害环境的产品并逐步淘汰污染产品。环境关税收入用于环境保护，既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的转移和扩散，又可解决环保资金短缺的困难。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我国还应进一步加强环境关税法律的执法工作，对经贸活动中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要依法严处，并采取切实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予以配合与诱导，迫使企业将合理的环境成本内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