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树楠是中国近代著名边吏，一生致力于中国西部开发，锐意改革，兴利除弊，积极促进社会近代化，引进推广先进技术机器设备，改革金融货币，兴办教育，推动新疆近代第一次开发建设高潮；治学涉足广博，参与编撰《清史稿》、《新疆图志》等一系列巨著，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他在西部开发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给后续者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关 键 词】王树楠/中国/西部/开发/近代【 正 文】 王树楠是中国近代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逢清明末年、民国初期。其游仕则清正廉洁，兢兢业业，官致布政使，锐意改革，兴利除弊，对中国西部开发，稳定社会，抵御外侮，繁荣经济，引进推广先进技术机器设备，推进西部近代化进程，多有建树，留下一串闪光的业绩。其治学涉足广泛，文采横溢，参与编撰《清史稿》、《新疆图志》等巨著，成为中国史籍和边疆史地学的经典之作，是后世治学修史必备的文献，也以名人名家丰富了清代学界和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其为人始终关心国家安危，民族命运，从其编年体自传《陶庐老人随年录》及丰富的诗文中，可以触摸到他积极追求社会进步、理想抱负的思想脉搏，感受到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本文仅就王树楠开发建设中国西部的业绩，作一简介和评述。 一 王树楠（1851—1936年）字晋卿，祖籍热河承德直古北口小兴州，生于直隶保定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邓家庄耕读之家。王树楠七岁入家塾，八岁学做诗，“龆龄颖异，出语惊人”。（注：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页。）十六岁入邑庠，（注：邑庠：县学堂。）次年补廪膳生。（注：廪膳生：明清朝由府州县按时发钱来补助生活的生员。）1872年以读书优异被举荐为贡生（注：贡生：明清朝科举制度中，由府州县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生员。），朝考以教职候选。当时直隶总督曾国藩聘请其祖父在省城保定莲池书院讲学，他在书院随读。曾国藩闻其名，专门召见指导读书治学、诗古文义法，训勉鼓励，谈话两个多小时，他深以为荣。后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见其文章，拍案惊赞，十分赏识，称之为“苏长公后第一人”（注：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页。），对其文采评价很高。24岁被聘为通志局修纂，26岁考中举人。在志局先后任职十二年，同时继续在莲池书院攻读治学。他素好考订之学，以文会友，结识了劳乃宣、吴汝纶、曾纪鸿、薛福成、朱采、赵铭、崔乃ｈｕī＠①、袁昶、方铨、丁绍基等一代名士，相互质疑问难，获益良多，但在科举考场中却屡次失意。到1887年36岁才会试中进士。初被点任户部广西司主事（注：主事：明清朝各部司官中最低级，官阶六品，进士分部须先补主事。），自感小京官碌碌无为，徒耗岁月，而地方官尚可直接为民造福，实现治国安邦抱负，于是报请外放，改任知县，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仕宦生涯。 王树楠生逢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早年曾目睹了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贵州苗疆、云南回族、西北回民和新疆农民起义，又感受西方殖民主义发动的多次侵略战争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朝被迫割地、赔款、开口、丧权辱国，内忧外患，兵连祸结，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国民积贫积弱，百业凋敝。生逢乱世的王树楠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国家危难，民族危机使他忧心忡忡；西方列强的侵略暴行，激起他强烈的爱国热忱；孔孟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教诲，激励他建功立业，苦苦追求理想抱负，在宦海生涯中搏击惊涛恶浪。 二 1888年37岁的王树楠被清廷选任四川青神知县。青神县地处四川省南部、泯江中游，清代为蜀中极苦之地，任职被视为畏途。当地地狭民贫，水利年久失修，连年水旱为害，人民苦不堪言。鸿化堰引泯江水灌溉农田二万余亩，是全县富饶之地，同时“害之大者，亦惟鸿化堰为甚”。（注：《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上，《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页。）按旧例每年修堰浚沟费用由民户按田产分摊，但地主豪强隐田不出，全部开支全摊派给贫民小户，农民无力交付遂流亡撂荒，既使赋税锐减，又成流民之患，是地方首要弊端。王树楠赴任时眉州知州毛隆恩曾指教：“此弊已积四十余年，到任三四年后，利弊周知，然后着手治理，庶有把握。”年富气胜的王树楠则表示：“某到任两月不成，则无能成之日矣”，锐意兴利除弊。接任后三天，便传上下两堰绅民调查研究，雷厉风行地治理整顿。制定《清丈堰亩章程》，历数现状弊端，“水册不足为凭，人心亦皆未允，因循含混，以至于今”，“种种弊端，不可胜数”。确定清丈田亩，分派堰沟维修费的原则，从而以官府行政行为的方式规范了管理制度。为了保证整顿措施的推行和持续实施，王树楠认为：“此事由官办则剔弊为难，由绅办则成功较易”，按照先儒“功约易成，力多易举”的古训，实行民举、民督、共议的管理方式，将鸿化堰灌区四十余沟，每沟设2～5名沟长，由水户公举“公正可靠者”充任。先由沟长持田亩草簿分段清查，然后大水户持簿丈量，相互核实。沟长有弊，则大水户禀究，大水户与沟长共同作弊，则众水户禀究，上下监督，周巡稽察。先清田册，后丈量土地，一处有事，众处会勘；一人有弊，众人共议；如有绅衿阻挠干扰，严惩革名。王树楠亲赴田间，监督清丈，仅二十多天便大功告成。清查出大量隐匿错漏的土地；确定了修堰民工的人数、口粮；上下堰分水日期。当年水利工程开支较往年减少，却“堰水畅流，年岁大熟”。次年，又科学地调整坝高，以缓水势，使之“永免冲决之患，江流顺轨，连岁丰熟”。王树楠清丈地亩，严订章约，抑制豪强，永不得逞，为民造福，“颇为民所亲爱”。（注：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页。）三年政成，以卓异荐，循声遍川东西。期间曾调省府协助主考官张百熙办理乡试科举，还兼眉州州篆、彭山知县，署理资阳县。 1892年王树楠调任资阳知县。资阳地处四川中部、沱江中游，物产富饶，地少人多，清末社会矛盾激烈，盗案和民间纠纷丛生，“民风好讼，甲于他省”。王树楠初到任三四个月内，每天问案总是三四十起，他有案必讯，有讯必结，除盗案及债账外，无不一二堂便及时了结，自警：“我偷一日之闲，则讼者受全家之累，况羁押乎？生平自誓不敢作此孽也。”（注：《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上，《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页。）他问案任人观听，其目的一是杜绝胥吏衙役蒙敝欺瞒；二是以案例教化劝戒民众；三是通上下之情，获取民众理解信任。判案时认真考证核实，力求公正准确。以后诉讼渐稀，每日不过二三起而已，地方日益安宁稳定。 次年王树楠调署新津。新津地处川滇交通要冲，清末袍哥、会党等各种民间秘密结社蔓延丛生，盗匪横行。成都附近邛州（今邛崃）、蒲江、新津、彭山、双流、大邑六属之间，有名巨贼十八支，每支或千余人或数百人，肆意抢劫，而邛州、新津尤甚。新津一向为盗薮，前任知县与驻军营官不和，相互指责攻讦，四川总督刘仲良将知县撤职，营官调回省府，当地遂不派兵驻扎，盗匪更加猖獗，白日横行街市，抢劫烧杀，无人敢过问。县官终日不敢出衙门，大堂上驾设火炮，以备非常。午后即关闭城门。衙役、士绅见状纷纷结交盗匪以自保，官员更加孤立惶恐，只得告病开缺。王树楠将赴任，幕友家丁恐惧畏缩都托故辞去，他接印视事三日盗匪就连抢劫十三家，以示“下马威”、送“到任礼”。第四天又在城西张场毙伤巡逻丁勇，第六天邛州贼首又遣其族人牟某自称调停人，要求按月送贼钱米若干，从此两不相扰，邛州盗贼不再入境作案，并声言各州县官多如此办理。王树楠拍案怒斥，当即将其关押。以后每捕获盗贼，都声言系牟某供指，众贼闻之对牟恨之入骨，谋杀之泄忿。牟某也不敢出县衙一步，只得死心塌地为官府出谋画策。每当获贼，又令其当堂质证，贼无不承认，王树楠分化瓦解，以毒攻毒大见成效。同时招募编练团勇，六属之地稽捕盗贼联合行动，相互支持配合。起初贼还拒捕反抗，后则闻风逃窜，八个月里共拿获盗贼三百余人，按律正法八十余名。通过集中严打整治，五个月之后，新津已无一报盗案。 不久王树楠以政绩卓著调富顺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皆非之”。黑暗腐败的官场是非颠倒，首次宦海恶浪便扑面袭来。王树楠恪尽职守，勤勉图治，反而受诬陷而革职，心灵留下深深创伤。年底怀着满腔悲愤，顶着无情的风雪，远徙投奔同乡两江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素知王树楠的才干，聘其为幕宾，协助办理洋务、防务及文案折奏。当时名士黄遵宪、柯逢时、梁鼎芬等在金陵张之洞麾下，与王树楠朝夕过从甚乐。不久张之洞为给王树楠复取创造机会，命其从上海解运军火到甘肃，王树楠游仕生涯从此从西南转到西北，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陕甘总督陶模赏识王精明干练，聘入幕府专办折奏，并保荐其开复原职。次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又奏请以直隶州知州补用。王赴京引见，清廷根据其在四川治水经历，命署理中卫县。临行前陶模嘱咐：“自古黄河富宁夏，中卫大小二十余渠，唯七星渠为大，但受山河（洪）之害废驰已八九十二年，历任（知县）以工程大而且难，至今尚未修复，汝到任后亲自踏勘，究竟能兴复与否，据实告余，此关乎国课（计）民生最大且要者，吾之委汝署理此缺，正为此也。”王树楠深感陶模知遇保荐之恩，更敬重其清正儒雅的人格风度，（注：王树楠对陶模的道德、文章、人品皆钦佩敬仰，称之为“第一知己上司”。陶模去世，王为纪念从此自称“陶庐”名斋，以终生怀念。）当即应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但患人不为，非必不能为也。” 王树楠到职后立传七星渠绅民询明水利兴废之由，又亲自渡黄河赴安宁堡实地勘察，从泉眼山渠到白马、张恩二堡一百七八十里。查明全渠受山洪损毁主要四处：渠口、小径沟、半城沟、红柳沟。其中渠口之南山洪最大，源出平凉固原，即《水经注》之高平川水。每逢山洪暴发，泥石流直冲渠口，年年为患。红柳沟原有暗沟，自道光年间被山洪冲毁，一直未恢复，呜沙洲以下的三四万亩田全都荒废。经规划，王与渠绅议定，渠口修进水闸、退水闸各三座，接连修筑矮堰直抵渠口，山洪暴发时关闭进水闸，开放退水闸，将洪水泄入黄河，不使其入渠；山洪浩大泄之不及时，则翻矮堰溢入黄河，以矮堰调节渠道水位。经小径沟改修飞桥（渡槽），使渠水从桥上流，洪水从桥下淌。在红柳沟重修暗洞，用以泄洪或灌溉白马滩。工程预算万余金，全部由仓粮变价支付，工程完成后由领地受益人口按亩摊还。这样不费国家一钱，而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施工期间，王树楠在红柳沟建房三间，将县衙迁来此现场就地办公务，并实地监督工程，稍有空暇便手持一布伞，上下督工，与民同作同息。经四年艰辛努力终于竣工。他禀定渠章，立碑永遵守。从此水患消除，渠水畅游，荒废之田尽成沃壤。王树楠后升任庆泾固道（今甘肃东北部、宁夏南部），曾署巩秦阶道（今甘肃东南部），又调署兰州道。 入省后，王树楠重点整顿财政税收。鉴于甘肃全省税收由道管辖，省府每年仅收入四十万两银，不及东南一县。王树楠为增加财政收入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针对大布销售，脚夫偷漏，员役干没，财税流失严重，在陕西三原设统捐大局，凤翔府城设分局，征收人口税。大布入甘之始照单查验，无论运经何地，只收落地税一项，不再重征。从而使每年大布税收多达二三十万两，以后又将各种名目的百货厘金改为统税，各地所有分卡一律裁撤，从而杜绝行政糜费和贪官中饱私囊，“商民闻之皆大欢悦”。而省府在实施八个月中就征收一百二十余万两，较前年增长两倍。二是创设蒙盐管局，租阿拉善王察汗布鲁克盐池，在中卫、一条山两处设立税局和盐局，以官商合办形式经营管理，两局相互监督，创办仅两个月收税利两万余两，较往年一年收入还多一倍。可惜不久王树楠奉调离任。人去政亡，因后继者用人不当，两项财税改革遂以流产告终。 三 新疆僻处中国西北，孤悬塞外，地旷人稀，种族繁杂，虽经汉唐以来历代屯垦戎边，开发建设，但迭更战乱，经济文化仍很落后。近代新疆又成为英、俄列强争夺的前沿和陆路侵略的门户，吞食疆土，侵夺利权，输出资本，倾销商品，使新疆民贫财尽，危机四伏。尽管新疆广袤二万余里，天时地利与中原无大差异，膏腴之田遍天山南北，农田、水利、桑棉、瓜果之盛，牧畜之繁，五金矿产丰甲海内，然而一年财赋收入却不足东南一大州郡。财政全仰赖内地“协饷”、“专饷”。随着大清帝国国势江河日下，兵连祸结，屡次割地赔款，丧失利权，内地诸省自顾不暇，饷源锐减，新疆财政陷入空前窘境，驻军欠饷哗变，官吏贪赃腐败，法制废弛，公开买官鬻爵，捐输赎罪，地方官挪用公款、苛扣粮饷，屡见不鲜。同时赋税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激起各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岌岌可危。20世纪初，清朝发动和组织改良运动，在全国推行“新政”。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联魁等将解决新疆财政危机，“广开利源”，兴办实业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奏调素以“善理财，革弊政”闻名的王树楠于1907年任新疆布政使，主持全省财政、民政。 王树楠到任后，一面创修《新疆图志》，调查研究，博览群书，抉隐探幽，熟悉边情。同时大张旗鼓地开源节流，整顿财政。主要主持以下五大事务。 （一）重定《南疆粮草章程》 新疆归复建省后，巡抚刘锦棠根据治边轻徭薄赋，招民实边的宗旨，清丈地亩，制定征收粮草章程，行之数十年。随着世风日下，积久弊生，北疆汉民聚居的州县“尚少浮收，而弊窦层见迭出者，惟南路（疆）为甚，南路喀什噶尔道属为尤甚”。征收本色每石浮收六七或八九斗，征求折色每石折收四五两或六七两银，此外又不用官秤，私置升斗，另索样粮，采用“地脚”、“并淋尖”、“踢斤”、“压平”等手法征敛浮收。至本色粮不敷支发，则又借名采买，往往短发价银，而浮收则与正赋无异。其余杂税之纷繁，差徭之苛派，盈千累百，不可胜记。而大小头目，又助官吏为虐，以鱼肉其民。王树楠认为：“治民之道，去弊为先；去弊之方，持平为要，未有未得其平而能使上下相安，举积弊一扫之者也”。（注：《重定南疆粮草章程》，《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2页。）出于维护地方政治稳定，安靖边疆，抵御外侮的战略眼光，决意“非清弊之源，酌中另立新章，不足以整吏治而纾民力”。“所有浮费概行禁革，百年宿弊一举而空”。鉴于新疆地处边远，小民生计艰难，参照湖北减定漕章办法，令所属府、厅、州、县县丞传集农官、乡约、保长等共同商议，博访周恣，将历来浮收数目及一切私立各色滥收和盘托出，据实开阵，再按当地情况通盘筹算。具体征缴办法因地治宜，不搞“一刀切”。若一府情形相同，即定一府相同之制；若一县情形独异，即议以一县独异之规。务使无病于民，无累于官，上下相安，不必拘定通省一律之例。“因其地之肥饶，视其缺之繁简，酌量轻重，明定章程，务期弊端厘剔，而州县亦办公有资，不至使借口赔贴，别开勒索之门。此外牲畜印＠④、水磨各税、上下衙门私派各差、各城大小头目开支皆核定酌量裁并，并严杜州县贿放之弊。又推广甘肃任期办法，改革商业税制，废除厘捐，南北疆一律改行百货统捐。原入口、落地两税并收一次，无论运销何地概不重征。并撤销各地局卡，杜绝税员偷漏、侵蚀、截留、挪用、舞弊。使“公家可期涓滴之归，而商民得免扰累之苦，自属两便”。从而增加了地方财税收入，维护了地方稳定安宁。 （二）改革金融货币 欲开财源，兴办实业，必须筹措启动资金，于是王树楠设商务总局于省城，“整齐利导，与商民更始”；改革金融，积累经费。1908年在原迪化官钱局基础上，设立新疆官钱总局，并在镇迪、伊塔、阿克苏、喀什噶尔四道各设大局，各府厅州县（除少数地方外）均设分局。规定总局由藩司督办，大局由各道府督办，分局由地方聘当地绅商为董事。共发成本120万两，其中现金四成（包括金币、银元、白银、红钱等），官票六成。总局发行纸币，兑换银钱，放款取息，存款付息。宗旨是“仿银行之制度，以谋金融之流通，而增加司度（财政）之收入”。（注：《新疆金融志》第2册，第257页。）制定设局章程二十条，汇款章程六条，放款章程六条（放款利息最高为三分）。鉴于以前官钱局印制的纸币“油布贴”简陋，伪造多，亏损大。因此特在上海印刷竖式大官票100万张，每张兑红钱400文，抵银1两，这就是著名的“老龙票”（大型），又被称为“老票”、“喀票”。由于准备金充足，易于兑现，印制精美，不易伪造，故始终保持良好信用，直到民国以后，在喀什、和田等地维民仍只信“老龙票”，信誉极高。值几乎与白银相等，甚至高于现银。谢彬民国八年来新疆，在《新疆游记》中记载：“老龙票原为清藩司所发，其价格……惟老票最高（票银九十两，兑现银百两）。盖是票发行之初，曾经兑现，不若其它纸币之滥发，故在市场极有信用。”（注：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54页。）吴蔼辰在《新疆纪游》中也说：老龙票“信用卓著，印刷精美……缠民多实而藏之。甚至银票高于现银。”（注：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05页。）维民敬重王树楠，称之为“老大人”，直至民国十数年后，见所出纸币，仍称“老大人币”。（注：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页。）其信誉之高可见一斑。同时伊犁官钱局所发行的“伊帖”还抵制沙俄经济侵略和道胜银行的金融控制。当发行之初，“银票五百文抵银一两，旋因用者不踊跃，改为一千文抵银一两，于是钱票日益流行”。一度有力地遏制了“俄帖”充斥市场的形势。（注：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06页。）王树楠还以近代中国机制硬币的创始人载入史册。1907年他看到西方列强多采用金本位制，新疆财政专恃协饷，遇有协饷不足，且不能按时汇到时，即无法应付。又因帝俄以其金币居奇，于是采购砂金试铸金币，以“辅饷糈之不足”，同时照顾市场之流通，故币名“饷金”。饷金虽然铸额有限，但它不仅是王树楠金本位思想的体现，而且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机铸金币，是中国金融货币史上的一首创。1907年6月王树楠又改土法而由迪化水磨沟机器局铸造机制“饷银”（银元）。截至1910年止，“三年之内铸成合银三十二万两”，广泛流通于新疆市面。1908年又仿照内地式样，机制铜元，新疆铜元与旧红钱制度挂钩，换算方便，形制精巧，大小一致，故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并习惯地称之为“铜普”。（注：铜普：“铜”是铜元简称，“普”是维语货币“普尔”简称。铜普是双语化的铜元。）新疆僻处西北极边，货币自成体系，又不与内地流通，因发行准备金充足，印制量严格限制，市场伪币很少，因此清末、民国初年，内地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倍受其苦时，新疆金融货币市场却成为一片平静的绿洲。 （三）创设邮政局 古代西域为传递政令文书在各交通要道设置邮驿。清初改置军台或营塘，后改为水陆驿站，隶属于府、厅、州、县。建省后，驿传以省府迪化为中心，辐射全省各地有干线15条，邮亭200，驿卒千人。邮驿只传递军政公文，而民间概不得利用。1903年巡抚潘效苏曾仿效俄国驿车之制，试办自省府经哈密到肃州（酒泉）的邮政，因管理不善，亏损严重，行之三年而告终。王树楠来新后，见内地商贾、移民、戎卒、遣员沓至纷来，往还既众，家书文牍受山川阻滞而不通，极不方便。而沙俄为殖民扩张，修筑东方铁路，借机在新疆迪化、伊塔、喀什等通商大邑设邮局，收发函件，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转运北京，以便捷、迅速、廉价的邮政业务吸引中国客户，使新疆邮务悉付俄人，年收入邮资达十万多卢布。沙俄进而扩充业务，企图控制全疆邮政。俄国领事多次致函要求增设台站快车，自省府递运信箱及一切货物，代售邮票。王树楠认为“非速兴邮政，无以杜俄人之觊觎”。一面援约驳斥拒绝，禁止其在全疆出售邮票；一面为抵制侵略，挽回利权，于1909年与按察使荣霈酌改驿站为邮政。创设省邮务总局于迪化，聘请邮传部委派的比利时人毕德森为邮务总办。据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邮程简表统计：新疆开设邮路四条：东路（迪化——奇台——嘉峪关）、东南路（迪化——吐鲁番——哈密）、西北路（迪化——伊犁）、南路（迪化——喀什——和田），各地分设分局18所，总邮程6656公里。东路入关至甘肃；北路经伊塔，根据《万国邮政公约》，与俄商订合同，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入京。（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中篇，商务印馆，1935年，第384页。）为保证公文保险、保密，附设文报局，委员管理，以专责成。制定《邮务章程》，确定新疆邮务隶属于清廷邮传部邮政总局管辖；所有邮务人员由部委派；邮路沿用驿站，邮务经费全部由本省自筹。于是先裁撤驿站人员马匹一半，挹其费以兴邮政。经试点、修订、完善、推广，创办三年而大功告成。 新疆电报业早于邮政。沙俄占领伊犁时，为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在当地设电报与其国内相连。伊犁收回后，当地电报业转为商用，仍由俄人控制。帕米尔争界期间，因中国信息不通，隔阂濡滞，数月不达，而贻误军机，陕甘总督杨昌睿、新疆巡抚陶模会奏创办关外电报，经总理衙门及户部复议拨款十万两试办，1894年邮传大臣盛宣怀派员架设由嘉峪关至迪化的新疆第一条线路，并设省电报总局。以后又增架了南北东三条线路，设子局16所，线路总长4000多公里，伊塔喀三处与俄国连线。在王树楠的支持下，1909年由绥来（玛纳斯）展线至阿尔泰（当时阿尔泰设办事大臣，1918年并入新疆）；东线由哈密入关；西北线自塔城出俄境，取道西伯利亚经恰克图入库伦达北京。尽管新疆电报以公文居多，商用甚少，但却标志新疆邮政、电报等信息传递业已步入近代化时代，并为以后新疆信息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四）开办实业 新疆建省后曾举办了一些采矿、冶炼、铸造等工矿企业，但因管理不善，资金困难，技术落后，以及英俄经济侵略势力的排斥，多数成效不大。推行“新政”后，新疆又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在各地设立工艺局，创办各种工艺厂、劝工所、工艺局、织造局、农业试验厂等，组织民众进行编织、制革、造纸、缫丝等手工业生产及农业技术改良活动。1908年王树楠制定“新省创办工艺局厂，酌定章程大纲十二款，子回五十五条”，报请清廷批准在全疆推行。（注：《清德宗实录》卷477页。）从此掀起兴办实业的高潮，其中规模较大并富有成效的如下： 1、以独山子石油矿为主的矿业 王树楠力图建立新疆的近代石油工业，以开辟地方财源，抵制洋油倾销。他从近代机器化发展趋势的战略经济眼光认为：“新疆大吏惩前事之失，谋以全力专办一、二矿，改用机器新法以为倡。”汲取以往办厂的教训，必须集中力量办好一、二个厂矿，不能铺摊子，求虚名；控弃旧土法工艺，采用机器新工艺；突出重点，把石油采炼置于诸矿之首。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新疆石油工业拓入初创时代，并取得成效。主要如下； (1)勘察、普查石油资源 王树楠遣员分道勘察，普查各地石油矿苗。据《新疆图志》记载，发现大小油带十余处，如青石峡大小拐（今克拉玛依）、独山子、旗杆沟、将军沟、四棵树、博罗通古、红沟、卡子湾、头屯河、喀林哈毕尔噶、库车苏巴什铜山、库斯浑山东南、喀什噶尔之北等处，得出“遍察南北疆诸矿，唯石油之富得擅五洲”（注：《新疆图志·实业二》）的结论。这是继《魏书》以后，对新疆石油资源的一次较详尽的记载，也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石油资源普查。（注：陈延祺：《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39页。）在当时的科技条件和社会环境，作如此广泛全面的普查是很困难艰辛的，它为以后石油工业发展探索经验和积累资料而打下基础，其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2)确定独山子为开采的试点 1907年新疆商务总局将全疆各地采集的原油样品送往俄国里海巴库工厂化验，化验结果独山子油质最佳，每百斤可提净油六十余斤，“足与美国之产相抗衡”。（注：《新疆图志·实业二》）其它如博罗通古之油系从磺炭矿中溢出，其色或白或黑。白者质清，黑者质稠，如用机器提炼，亦堪适用。头屯河之油系从煤矿中流出，其色如漆，凝结成块，油质不佳，从而确定独山子最适设厂开采炼油。后与陕西延长、甘肃玉门并称中国近代三大油矿，并成为新疆石油工业的摇篮。 (3)用机器新工艺采油 1909年新疆筹资30万两银从俄国购回钻井和炼油设备。挖油机（今称钻井机）“运置独山子开掘油井，深至七八丈，井内声如波涛，油气蒸腾，直涌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数尺。”（注：《新疆图志·实业二》）这是新疆历史上用机器打出的第一口气井。以后提油机（今称炼油设备）也运到迪化工艺厂，聘请俄国技师安装，不久清朝覆灭，王树楠开发新疆石油工业，“先采独山子一处，俟有成效，当添绥来（今玛纳斯）等处，以资推广”的实业发展蓝图夭折。但其推动新疆石油工业近代化的首创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此外，还经营改造塔城喀图山金矿、于阗苏拉瓦克、宰列克金矿、拜城铜矿、焉耆库尔岱铜矿、阜远（今吉木萨尔）水西沟铁矿，都取得不同程度成效，推动了近代工矿业发展。 2、桑蚕丝纺业 桑蚕是新疆的传统经济物产，和田产丝织最负盛名。但至清末，新疆经济凋敝，当地桑树虽多，但却蚕丝业不兴，贫民仅以桑葚充饥。新疆建省后，左宗棠曾招募江浙人来新疆传授推广栽桑养蚕纺织技术，改良桑树，在其倡导下，传统的桑蚕业渐有起色。王树楠认为振兴地方经济，桑蚕业是经济增长点，于是委派遣员赵贵华遍历南疆八城，每逢巴扎集日，陈列先进的桑蚕生产器具，召集民众聚观，并为之讲解，指图传授使用方法，当地民众听取劝教，遂使桑蚕生产蔚然成风。赵又教授插秧、试种、接条、修剪、捕虫、焙叶等园艺技术，一如江浙之法。赵还报请：1、设（桑蚕）局；2、选址，莎车地居适中，便于设局管理；3、考工，召募浙江籍及维族熟悉桑蚕技术者，以资任使；4、栽桑；5、择种，派员赴浙江西湖蚕学馆购良种蚕子；6、制机，购置内地和西方先进桑蚕机具，以资仿造；7、选丝，教民精选优质丝，优价出售；8、程功，将桑蚕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改良茧丝，以求出口适销对路。任民自创品牌，设庄销售，以扩大经济效益。继之改良纺织印染工艺，创造新花色品种，提高技术和名牌附加值。王树楠认为所陈颇中事理，遂通令各地实施，“自此蚕业，日有进益”。（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中篇，商务印馆，1935年，第386页。）新疆蚕丝、纺织业迅速发展，开始大宗出口。据统计，和田地区有桑树200万株，年外销英、俄两国茧27万斤，值银7万两，丝约8万斤，值银1.25万两。和田、洛浦、于阗、皮山四县有织户1200家，年纺织3万余匹供本地所用。莎车年产茧3万斤，叶城年产茧10余万斤，丝1.3万斤。皮山尤富，1906年产茧不足7万斤，次年则猛增三倍，再次年则增五倍。桑蚕经济效益好，民众自发地争相从事经营。温宿、库车、沙雅、轮台、焉耆等地也纷纷推广。吐鲁番、哈密等地亦有栽种，转相传习者。据统计，南疆茧丝从旧额30万斤，增至百余万斤，成为南疆一大财政收入利源。（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中篇，商务印馆，1935年，第397页。） 3、筹划修筑新疆铁路 王树楠积开发建设西部数十年之经验，深感“天下大利所在，非殚心壹志以图之，或作或辍，终无利之言。新疆一隅五行百产，宜倾全国财力以专注之”，遥远边陲，开发建设“其要则在筑铁路以便输，立公司以厚资本，运机器以省人力”。并以国家存亡兴衰和政治统一的战略高度认为：“新省西北两方为俄人铁路包围，一旦用兵，朝发夕至，腹地之兵非数月不能至新，而军火粮饷又无一不赖腹地转输，其胜败存亡之数，不待作者决也。英人谓新疆有铁路则西域为中国所有，无则在俄人掌握可预券也。”从经济发展规划，“余特遣员至俄购置煤油，洋蜡，机器已到厂矣，余欲先试行销本省，俟铁路告成，再运内地，可以享五洲大利。”他翘首期盼“近日国家铁路之议渐及西北矣，天地富蕴之藏或者将尽获于天山南北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便呼唤和预言兴建新疆铁路，还筹划绘制新疆经蒙古草原达京师的筑路蓝图，呈报清廷批准。这条沿古代草原丝绸之路新疆达内地最便捷的路线，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终成难圆之梦。 （五）兴办教育 1905年清朝在全国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标志着中国教育步入近代化。新疆巡抚吴引孙奏请把原有旧式书院改设学堂，并制定办学章程。次年新疆首任提学使杜彤倡言：“国家之命脉在多数之小学堂。”鉴于“办学于新疆视内地艰苦倍蓰”，故办学宗旨为：“一、求普不求高；二、学务用人，厚薪不兼差；三、循次渐进，不惑于各族人民难于见功之说”。（注：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一时间新疆遍地开花，各类学堂如雨后春笋。王树楠主持新疆民政、财政，对兴办教育采取积极而又稳妥，负责而重实效的方针，“应酌量缓急，择要施行”。主要有： 1.创办将弁学堂 军队是国家统治的柱石，也是清朝维护新疆政局、防御外侮的保障。清末八旗、绿营兵制已不适应近代国防和内卫的需要。为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和削弱湘军的实力地位，建省后清廷大幅度精减新疆军队。为维护统治，加强国防，编练新军便成为惟一途径；以“洋操”练军，用洋枪装备，视作提高战斗力的不二法门；培训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作战技能的军事指挥人才，更是练军的核心。尽管百业待兴，财政拮据，1909年王树楠仍创办新疆将弁学堂。学堂设在迪化，招收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的100名学员，专门培养新军中的骨干。将弁学堂与“新政”期间举办的“陆军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共同构成多层次衔接配套的新疆军校体系。教学开设国文、物理、数学、地理、历史、操法、英语、卫生和军事科目课程。1911年新疆将弁学堂毕业生加授警察功课，查照陆军警察队章程，参酌本省情况，编成警察一队，驻扎省城，专司稽查陆军各营，兼为地方行政司法警察之辅助。（注：《宣统政纪》卷56。）军警校联办，不仅减少重复设置，节约办学经费，而且适应新疆地广人稀，地方军警宪职责交插，合署办公的特殊边情，培养专业宽口径，知识容量大的实用型、复合型军事人才。 2.财政支持各类学堂 据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统计，“新政”期间，新疆共设置学堂622所，在校生1.5963万人，办学经费63.4773万两。其中省立学堂经费17.25万两，镇迪、伊塔、阿克苏、喀什噶尔四道属公私学堂经费66.47万两，合计83.72万两。包括常年办学经费、学堂产业及储蓄之款。（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中篇，商务印馆，1935年，第407页。）虽然教育经费数额较内地尚差距较大，但在新疆却是一项空前浩费。加之新疆为吸引和留住教师，保证教学质量和先进水平，对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实行“厚薪”制。如学务公所科长年薪960两，中学堂教师年薪1460两，一年制简师毕业任教也年薪360两。而七品知县按例正常年俸67.5两，加“养廉银”也不过800两左右。中国自古标榜“尊师重教”，教师作为知识含量和道德品质要求较高的职业，薪金从优本应该，但清末新疆教师队伍急剧膨胀，也给地方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王树楠在财政捉襟见肘、应接不暇的情况下，殚精竭虑，维持和推动边疆教育事业发展。新疆新建法政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省立中学、初级师范学堂、巡警学堂、中俄学堂、将弁学堂、陆军小学堂、艺徒学堂、初等工业学堂，以及各府、厅、州、县设普通中、小学堂。学堂除聘请内地一些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任教外，还聘请外教（主要是俄国人）。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新疆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思想和科技的人才，其中有的成为新疆各界的知名人物。 此外，在兴学潮流的推动下，新疆民族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在省府和塔城兴办蒙古学堂两所，招收蒙、汉、回、哈族学员。哈密、吐鲁番、库车回王开设汉语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则根据各地特色而设专业，如吐鲁番产棉，设艺徒学堂、初等实业学堂教纺织；叶城产丝，设初等农业学堂教蚕桑；和田产玉，设艺徒学堂教采玉。至1910年新疆至少有初等职业学堂33所，还开设了一些特殊中等职业学堂。（注：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页。）1907年王树楠又倡建省农林试验场，至1910年5月建成并增设实业讲习所（即“说园”，在今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3.纠正教育弊端 清末“废科举，兴教育”，全国哄然兴起办学热，新疆亦然。地方官为求政绩，不顾新疆地广人稀，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差异，不顾原有教育基础和办学条件，不顾财政之盈缀，地方之宜与不宜，严饬各地方建学堂，规模数量悉仿内地，一些贪官酷吏假借兴教之名，趁机谋官敛财，甚至不惜断送教育前途，搞政治投机和官场倾轧。把关系国计民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兴教大业，变成一哄而起的官场闹剧；又迭起党同伐异的宦海风波；盲目追求数量，不讲实效，下级稍有异议或抗辩，即予参撤，结果造成：一、浮夸，为追求数量达标，逐级虚报加码，欺饰瞒哄，甚至篡改伪造表册一份，索取地方纳银三百至千两，官民皆受其害。二、不讲实效，只图虚名，办学本为解决民众生计，新疆贫穷民众专事耕牧为生，强令其子弟入学，则一家少一劳动力，即有冻馁之患，民众视上学如徭役，富户雇人以代称为服“学差”，故一闻上学令下，多有被逼逃往俄境避祸者，甚至有怨愤赴署自戕者。三、学堂爆炸式的发展，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不堪其负。教育作为社会发展实现效益的长期投资，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水平。教育经济效益回报还依赖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只重规模数量，不讲质量实效，必然受到社会规律的惩罚。王树楠对此深感忧虑。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对社会的责任，一贯认真的王树楠不计个人得失，上书朝廷学部，痛陈新疆“新设行省，本属特别之区，而事事强与腹地诸省一律设施，其最不适宜者莫如学堂……”如此兴教，“学步效颦，只慕虚名，不求实效，恐法愈变而国愈敝也！”（注：《陶庐老年随年录》，《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页。）在清末腐败的官场，学部对王的奏折“置之不闻”。（注：《陶庐老年随年录》，《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页。）后袁大化任新疆巡抚，王不惜得罪同僚提学使，而继续痛切陈词，大声疾呼，引起省抚重视，针对办学弊端，“始大加裁并，另改章程。”（注：《陶庐老年随年录》，《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页。）对新疆教育做了相应调整和优化。 1910年全国各地人民反清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人心浮动。八月十五深夜迪化发生王高升纵火案，延烧大十字肆商数十家，悉成灰烬，受灾者因多是富裕津帮商铺，称为“火烧八大家”。次日军民数千人持商票纷纷兑银，案件引发抢兑金融风潮，群情汹汹将再乱，商民惶恐，纷纷关门停业，尤其是灾毁严重的津商，更是惊恐万状，准备变卖产业速逃东归。王树楠认为：一、津帮商贾随左宗棠“赶大营”定居新疆，经数十年经营而为商界执牛耳。津商率先抽资东归，必须在新疆商界引起连锁反应，形成抢抛倒闭风潮，省府市场大乱，人心动荡必引发全疆政局动荡，外患必然趁机而至。二、往年内地协饷不及时汇至，省府常向津商借支应急。新疆财政商税居重，商民出走，不啻财税严重损失，且开发建设也将中断。三、纵火案针对津帮八大家商人，实则是对清朝当局的示威。清朝一向把“有恒产、有文化”的新疆商民作为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撑。商民不保则地方糜乱，维系商民则维持统治。王树楠当即公示：所有商票概由藩库兑还，“人见之，乱立已。”又召各商各铺，开明出票若干，损失若干，由藩库领取现银，连环保给，并令赶紧修筑房舍，亦由藩库补助限期归还。“未半年，ｈｕáｎ＠②ｈｕì＠③复兴，库款皆入，地方安宁，商民相安。”灾后新疆商业在官府的支持资助下，迅速恢复，反而更加繁荣活跃。王树楠成功处置渡过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是其从政生涯晚年精彩浓重的一笔，但却引起昏庸疲懦的巡抚联魁的疑忌不满，特别是王树楠带头劝捐赈灾，触犯了其自身私利，联魁迫于动形势虽也认捐，事后却翻悔赖账不出，其他官僚皆效尤，灾捐化为乌有。王树楠对此愤慨，为不失信于民，独自捐资，并公开指责遂激化了矛盾。联魁便支持跑官不遂的陈璋“广造匿名揭贴”（小字报）诬告诽谤，新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听信谣言，深恐王树楠“作事专横，难以为上”，为固权御下，假公济私，与陕甘总督联手参劾，王遂蒙冤被革职。在黑暗腐败的清末官场，王树楠的悲愤结局，不仅是人们叹息的宦海浮沉变幻莫测，更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负面效益造成的是非颠倒、劣胜优汰、私利至上、诉冤无门的牺牲品。封建官场的普遍不公和腐败陋习既吞食摧残王树楠这些关心国计民生有所作为的人物，同时催化加速了封建专制的覆灭。王树楠去职次年，清朝统治也寿终正寝。 四 王树楠是中国近代为国家振兴，民族崛起而奋斗的志士仁人，纵观其开发建设西部的活动，留下有益的启示：1、经济建设必须放在首位。王树楠从政24年，游仕西南、西北各地，兴利除弊，为民造福，始终立足于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济繁荣是社会进步的基础。2、改革与发展是密切相连，相辅而行的。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体制机制转轨时期，革除弊端，杜绝漏卮是必不可缺的，它必将触犯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和传统势力，宦海行舟危机四伏，随处有激流暗礁险滩，破浪前进不仅要有巨大的胆识气魄，而且要有驾驭局势的权谋和策略，“酌量缓急，择要施行”，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3、政局稳定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保障。王树楠在资阳断案，新津缉盗，处理王高升案，无不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为大局，这是开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4、实施改革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王树楠在兴修水利，缉盗判案，整顿财税，开办实业，兴教助学等一系列活动中，都很重视征询绅民调查研究，制定章程也多倡导民治民办，民众的参与、理解、支持、接受教化是施政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5、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王树楠举办邮政、电报、制币、筑路、购机器设备、开工厂矿山，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作为推动经济建设发展的动力。改革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和权力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倡导促进新兴科学技术推广使用，从而激发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进步。6、推进社会改革和发展，必须爱护珍惜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人才，倘官吏选用、任免、升迁、奖惩等管理机制不良，“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注：房玄龄《晋书·袁宏伟》。）突破旧的平衡，革除积习弊端，往往遭到忌刻非议，成为众矢之的。官场中“君子得位则反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注：欧阳修《新唐书·朋党论》。）大千世界，万事纷繁，评价是非功过，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王树楠的悲剧结局告诫人们，必须谨防操权弄柄，陷害倾轧行为，尤其是警惕那些买官、跑官、闹官、不干事专谋官者的极严重的危险性和欺骗性，他们得逞便意味贤能者的失败，也必然以损害断送事业前途为代价。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羽下加军 ＠②原字门加缳去纟 ＠③原字门加贵 ＠④原字王加刀下加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