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特殊路径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解释经济学,它还肩负着改造世界的职责。下面是查字典范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学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一：农村留守妇女问题政治经济学探析
摘要：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种无奈、自然、理性的家庭决策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守妇女问题的症结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因此，四化同步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留守妇女;二元体制;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大批农村已婚男子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2006年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规模约在4000万至5000万之间[1]，2012年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发布的数据[2]，我国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仅占33.6%。数据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明显滞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而且，在这些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仅为20.66%，有将近8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处于离散状态。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比较，留守妇女承担起多种社会角色，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影响也最大。在家庭生活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抚养责任、赡养老人责任、子女教育责任和生产劳动责任;在社会活动中，留守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自身却承受着生理、心理、安全等多重负担。据调查，留守妇女最大的负担是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最大的痛苦是情感的空虚与寂寞;最大的心愿是合家团圆。劳动强度高、生活压力大、精神负担重[3]，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关注留守妇女问题，是因为留守妇女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留守妇女自身的生存状态，同时还折射出我国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社会转变中农民工群体的境遇以及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困境。因此，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诉求，追踪溯源地分析留守妇女的成因，探求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对改善留守妇女处境，关爱留守妇女发展，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留守妇女的成因
农村留守妇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二元体制框架下的无奈选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与我国工业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松动但并未根本破除，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和资源，如教育、就业、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导致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与城里人同工不同酬等种种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抬高了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举家进城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农民工家庭个体往往无法突破和跨越体制的门槛，实现举家迁移，面对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一人外出，候鸟式流动。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农村传统社会伦理限制的自然选择。与现代都市不同，传统农村社会更加注重理治与孝道[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强女弱等性别观念早已被农村妇女和男性内化于心，这种文化基因和传统观念导致家庭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理所当然地，赡养老人、照料孩子、农副业生产的重担、天经地义地全部落在妇女肩上，部分妇女被迫自然留守。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也表明，约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家庭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合理选择。农村性别分工具有一定弹性，留守妇女常常是农村劳动中的多面手，既能织也能耕，在丈夫外出务工后，往往能够独立承担起繁琐的家务劳动和繁重的农副业劳动。权衡比较妇女留守的优势与劳动力转移中的劣势，如生育、体能、用工需求、转移成本等，丈夫独自外出务工、妇女留守家中才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通过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
二、农村妇女留守家中的影响
1.对留守妇女自身和家庭的影响
大批农村妇女留守家中，大批已婚男性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在整体提升。留守妇女逐渐改变传统上主内被动的从属地位，开始承担更多家庭经营管理决策和实施，独立性增强，成就感上升，自由度更大，社会声望日益提高。其次，夫妻分居的家庭模式成为独特而长期存在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文化素质提高受限制，发展机会减少。夫妻关系方面，夫妻间异质性增强，不利于留守妇女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
2.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留守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在持续加大。在生产模式上，男工女耕，农业从业女性人数大幅度增加，农业日渐成为农村留守妇女主业，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留守妇女正逐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力，成为农业资源和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但是，留守妇女在担负起生产、生活双重任务之后，因为中国农村广种薄收的现象非常普遍，她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水平并没有因为丈夫外出务工为其参与社区活动提供更多的契机而有所提高。因为，几乎所有的留守妇女都把重心放在家庭角色上，完成传统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少部分妇女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成本提高，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表明，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生产经营与管理，特别是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决策和销售是相分离的。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留守妇女更多从事的是农副业日常管理的事务，家庭经营决策的权力，譬如粮食作物生产品种的选择、面积数量的确定、农药化肥的使用等一些需要一定知识、经验、技术、资金、对家庭发展影响较大的事项和活动，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农业较低的收益率也使得以农业为主的留守妇女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留守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下降，对男性的依赖在加重。由此可见，男工女耕的新型家庭分工模式和农业女性化现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社会地位，甚至对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对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明显不利。
三、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
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留守妇女问题，已有的研究在政策建议或解决路径方面已形成诸多共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譬如，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5]，利用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资源，减轻留守妇女劳动、家务负担和心理负担;实施鼓励农民回乡创业的政策，解决农民家庭离散问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尊重、支持和关心妇女。尊重、倾听妇女的意见和需求，支持妇女的选择，鼓励留守妇女积极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计划项目的实施;开展妇女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知识水平，组织管理能力;加强妇女组织建设，增加妇女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团结互助[6]等等。上述成果对留守妇女问题的持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素材、逻辑起点和理论借鉴。值得关注的是，留守妇女问题是社会排斥的结果，症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前文已有论述)。从这个层面上看，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积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不仅为留守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千载难逢的好契机，更为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根本路径。根本性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是破解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一篇大文章，亟待深入研究。□项目基金:湖北文理学院政治学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开放式基金项目：四化同步进程中汉江流域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YB20150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政治发展问题研究(2012G36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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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二：高校扩招经济学分析
[摘要]
本文对1999年以来高校扩招的情况做了简要的论述，初步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同时对扩招的度的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从扩招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比较，教育大众化和农村学生负担能力，扩招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扩招和教育经费来源，扩招和毕业生就业以及知识失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扩招应该暂缓的结论。
[关键词]高校;扩招;经济学分析
1引言
始于1999年的这次高校扩招，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增长，更为当时我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这一经济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支撑。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国际市场萎缩，国内需求不旺。国家企图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但这一措施并无多大效果，于是政府将希望寄托于教育消费。高校扩招既有政府扩大内需的目的，也有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目的，既有学生的愿望，也有高校本身的愿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校扩招也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比如招生数目的快速增长给高校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高校师资队伍、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制度的不配套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等。因此高校扩招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如何权衡其利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那么，政府应该进行扩招吗?或者说，政府扩招会增进还是损害社会福利?如果政府有权扩招，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近几年政府对高校扩招?扩招的度又如何把握?现在扩招是否适当?本文拟就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2政府干预高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学将社会产品分为私人品和公共品。所谓私人品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中，私人品的生产将是有效率的，政府不需干预。而所谓公共品是指那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例如国防、教育、公路、路灯等产品。由于公共品存在着外部效应，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行为。如果排除搭便车的成本非常高昂，那么通过市场来生产公共品是缺乏效率的。由于在市场情况下生产者不能将生产产品的收益全部占为己有，产品的提供将比实际需要的要少。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其目标是向接受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传授进入社会各个职业领域就业或者满足入学者其他需求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表面上来看，高等教育具有私人物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但同时由于它给受教育人带来了效益之外，还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外部社会效益，因此，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混合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部分性质，也同样因为如此，政府干预高校是有效率的，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存在搭便车问题。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林毅夫，1989)。高校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然也存在着外部性，如果任由其诱致性变迁，会导致供给不足，因此，政府的强制性变迁是必要的，这又为政府干预高校提供了一个理由。
3高校扩招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是以长期、持续、稳定地与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以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为准则，因此，它的发展道路受社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反过来，教育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特别与国际上教育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因此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有一个超常规的补偿性发展，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政府决定的扩大招生计划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1999年扩招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可见扩招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具体说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3.1反经济周期论的支持
反经济周期论是在教育产业化论争中涌现的一种激进的观点。所谓反经济周期论就是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即经济越处于低谷，越应该发展高等教育，通过发展教育反过来调节经济周期。该理论认为:教育投入纯属于生产性建设投资，而不是消费性支出;教育资源要按照产业化方式进行经营，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教育不仅要满足市场或社会的需求，而且要对经济周期进行反向调节。这一观点由于暗合了二十世纪末高校大扩招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成为高校扩招的有力理论支持。经济学家也许正是基于以下的假设:到1999年，经济持续低迷已7个年头。应该是处于谷底，4年之后，也就是第一次扩招生的毕业期，经济应该彻底走出低谷，导致新一轮经济扩张期的开始。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必然增加对人才资源的需求，而这些扩招生正好派上用场。这样，高校扩招不但拉动了即期消费、延缓就业压力，也为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才供给。总之，高校扩招的直接动力源于经济，而反经济周期论为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高校扩招对一些激进的教育理论主张从实践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并必将更进一步地推动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因此，高校扩招不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3.2社会发展的需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这就需要更多的与之相适应的高层次管理人才。若仍施行低入学率的高等教育模式，在21世纪以人才为核心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将会处于劣势，再则，由于高等教育的低入学率，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难圆大学梦，我国又素有倾其家产培养下一代的传统习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家长们千方百计要让子女上大学。我国政府实施扩大招生规模的战略，这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人才的培养和稳定，实现众多家长培养子女的心愿，对广大适龄青少年渴望接受高等教育，提高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数占人口的比例，缩小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起到积极的作用。
3.3产业调整的需要
21世纪是高科技竞争的时代，许多传统企业正迈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经济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升级，随之而来的是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结构性调整与就业者知识的矛盾日趋严重，导致许多文化素质低的就业者不能适应企业转型、技术进步的要求，面临着岗位胜任和新就业方面的巨大压力。3.4扩大内需要求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商品出口量下降，加上我国历史上遗留的产业结构性问题的不良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国内市场许多商品供大于求，消费疲软，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投资减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连年提高，内需不足，企业生产日渐困难，企业的扩张能力明显下降，低层次人员的就业需要量减少。就业难度日趋严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加剧了企业的竞争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我国要想通过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不可能，而我国国内市场广泛，拉动国内需求、扩大内需成为主要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教育被看作是一项居民的投资以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主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因此，政府不遗余力地扩大高校招生规模。
4高校扩招的博弈分析
教育可以看作是个人的一项投资，投资决策与此必然依其成本-收益来决定。博弈论分析也许能帮助我们作一些有益的探讨。我们通过计算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的年均收入与非大学毕业生的人参加工作的年均收入的差额，进而推算出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首先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或古典环境下，信息是完全的，交易费用为零。假设高校具体执行政府的决策，政府可以扩招，也可以不扩招。如果政府不扩招，学生个人的收益就是V(X)。当政府决定扩招，由高校来执行，此时，学生有两种选择，即受教育和不受教育。如果学生选择受教育，他的收益是V(X)，如果他选择不受教育，那么他的收益是V(Y)。如果政府不扩招，个人收益为V(X)，不必讨论。如果政府扩招，学生个人会根据其收益的大小来比较，如果V(X)V(Y)，学生必然会选择受教育;如果V(X)
4.1高等教育扩招的可持续性分析
教育最终是为了服务于经济，也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教育的发展必须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果教育的扩张速度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大致平衡，则这种扩张是可以持续的;如果教育的扩张大大快于经济的发展，则教育最终会因经济后盾不足而不可持续。那么高等教育扩招幅度是否可持续?我们不妨对1980年以来高校扩招的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作一个比较，这样会对两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多个年份高等院校扩招幅度达20%以上，招生增长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此速度是否适当?当前我国高校办学条件能否承受?根据1996年教育部颁布的《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来衡量，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普通高等院校因扩招致使办学基本条件降至此《标准》之下。例如，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图书仅为81册，与标准规定的160册相去甚远;2000年半数本科高校生均教学仪器值在3874元之下，与规定指标4000～5000元也有相当的距离;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从1997年的14平方米下降至2001年的10.9平方米，相当多高校不达标。专科院校的办学条件标准要求较低，但也因扩招过快，有半数院校生均图书量，生均教学仪器值，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等办学基本条件达不到标准。
4.2高校扩招的适应性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是必然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对高级人才需求的日益扩大，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这一转变过程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随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完成的，而并不是由个人意愿就能达成的。高校扩招导致了学费的增长，一定程度上是适合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实的。而我国二元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我国城乡结构的二元化是指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在城市和农村中的断层和分化，这种对立和分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而在0.4以上则意味着进入警戒线。最近1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我国的基尼系数计算均超过0.47。我国基尼系数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在农村，只有真正提高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大众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施，目前出现的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无疑会增加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难度。据国家统计报告，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2008年最高，然后逐年回落，正呈现差距日益扩大之势。基尼系数的变化说明，我国二元结构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势必受制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适龄人口，而在农村适龄人口。基于这种现实，现行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是否超过了我国农村的人均收入，农民对学费的承受力是多少，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二元结构社会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会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4.3高校扩招的财政约束分析
高校的扩招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教育经费的增长，我们来考察一下财政性教育总支出增长速度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19982012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增长速度总体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相匹配，意味着高校目前的招生规模如果继续扩大，将受制于财政状况。
4.4高校扩招与就业分析
扩招带来的最大问题还是毕业生就业问题。由于毕业生人数大大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数量，再加上高校专业设置不适合经济发展要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一般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下降。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受教育人口之间相互竞争已经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所谓的人才高消费与文凭贬值现象，受教育人口已经相对过剩。高校的扩招给毕业生的就业造成了明显的压力，扩招造成的就业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
1).加剧一般性就业矛盾。一般性就业矛盾即指缺乏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引起的就业矛盾。按理说，扩大招生能使更多的待业者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从而增强其生存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缓解一般性就业压力。然而在超常规发展的情况下，毕业生的总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因此在抵消一部分就业压力后往往还会产生新的或积累更多的就业压力;而且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在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多的情况下，高校的快速扩招无疑更加剧了这个一般性的就业矛盾。
2).加剧结构性就业问题。所谓结构性就业矛盾是指经济结构和人才结构的不适应以及工作岗位和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之间的不适应引起的就业矛盾。一般而言，结构性就业问题出现往往是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在这个阶段上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方面是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产业的逐渐转移与消失，与此相适应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或综合型的高级人才往往供不应求，而单一型、学习型的高级人才则供过于求。这种结构性失业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校专业结构和学科发展相对滞后于市场职业岗位变化，高校学生培养规格和社会需求错位等因素，尤其是近几年扩招的学生并没有按产业结构的变动需要或新的模式来培养。因此，通过扩招培养的毕业生不可能在整体上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相反地，还可能加重一般性就业负担，并使原有的结构性就业问题雪上加霜。知识失业是高校扩招之后的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知识失业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在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期处于不得其用，从而引起结构性失业的一种经济现象。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失业的过程也是教育深化的过程，由于现代部门(指工资报酬较高和福利待遇较好，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及政府部门)就业机会有限，致使那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只好屈身低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从事原来由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这样，人才高消费现象便应运而生，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其结果，原来由中学毕业生干的事由本科生干，由本科生干的事现由研究生干，最终导致知识的相对失业。在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失业的相互作用下必然导致人力资源浪费和教育投资低下。随着教育层次的高度提升，国家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社会成本上升，社会收益下降。老百姓为此也要倾尽全力，为子女教育费用的层层升级付出昂贵的代价。
5结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扩招应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不容置疑，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但从短期来看，十几年的高校扩招确实是过度了，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是不可持续的。面对已造成的问题，政府可以做的，首先是稳定高校招生数，使扩招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使社会资源和就业压力有一个缓冲的机会。其次，政府和学校应该完善毕业生就业机制，完善就业信息传播渠道，完善人才市场服务。同时，学校应调整专业结构设置，使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再次，高校要建立扩招能力评估机制，高校必须在能力范围内确定招生数。最后，毕业生应找准定位，不能要求过高，不切实际，要克服眼高手低的毛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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