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论文摘要：近代上海开埠后，浙北地区由于地理及资源等方面的原因，与上海的社会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浙北地区积极利用上海对外贸易及城市经济的发展，推进市镇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深入提高了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和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两地双赢和联动发展的局面。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基础及其经验，对当今两地在新时期“长三角经济圈”发展背景下的互利合作，尤其是浙北地区如何更好地接轨上海，当好配角，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近代 浙北 接轨 上海 近代上海开埠后，凭借其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城市。邻近的浙北地区作为其主要腹地之一，积极利用上海城市经济和外贸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形势，加快农业专业化生产规模、水平的提高，从而继续在全国农业经济发展中保持领先的地位。围绕上海外贸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这一中心，浙北地区大力发展农副业，积极扩大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农产品专业生产区，并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和市镇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上海开埠后，本地区调整了传统的以国内市场为主，以丝、棉织造为核心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生产模式，积极依托上海，开托国际市场，扩大出口贸易，促进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密切了上海都市和浙北农村双向互动的经济关系。目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剖析历史时期浙北地区社会经济接轨上海城市经济和贸易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阶段，可从一个侧面，展示“长三角经济圈”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同时，也为浙北地区及其它地区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搞好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经济大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一、 依托上海，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浙北地区主要是指湖州、嘉兴两市。本地区地处杭嘉湖平原，历史上便是著名的蚕桑产区。因对外通商的限制，近代以前本地产品以内销为主。由于广州一口通商，造成浙北地区的生丝出口须长途运输运至广州，运费成本极大，利润微薄，制约了本地产品的出口贸易，本地区产品主要依赖国内单一市场，制约了本地相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所谓“在海通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即今日所谓之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盛。”。①开埠前后，上海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优势被外部世界充分地认识和重视，它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入海口方便效能条件——沿海航运、长江航运和内河航运的四通八达；拥有广阔的腹地——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长江为纽带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大腹地，在对外贸易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开埠后，上海被推上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中心。上海开埠后，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发展需要大量的出口物资为后盾，而当时国外对我国的丝绸产品特别青睐，因此浙北在丝绸资源方面的优势在上海具有特别的竞争优势和前景。 上海开埠后，在发展对外贸易中地位和作用迅速凸现，使得自明清以来积累起来的浙北地区以丝绸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潜力、张力的实现有可能。自明清以来，立足于本地蚕桑业发展兴起的乌青、练市、菱湖、双林、南浔 、新市等等专业市镇对浙北丝绸资源起着有效的整合作用，并为与上海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奠定了有效的资源基础。据国外权威材料记载，中国出口生丝几乎人都产于浙江北面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而湖州府的产量较其它两府为多。上海开埠后，对外贸易直线。浙北地区丝绸开始直接销售与洋行，运输成本的降低，浙北丝绸经济在上海对外贸易中优势地位的确立。在浙北湖州，“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②对外贸易新局面的形成，国际市场巨大的产品需求，促使本地区自觉地进行产品输出调整，依托上海，大力发展外贸经济。“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③从此产销趋于鼎盛，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所谓“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④据史料记载，上海开埠头四年，光湖州丝业中心南浔运往上海出口的辑里丝，就占上海生丝出口贸易55%。为了积极组织产品和原料，满足由上海出口国外的需要，上海开埠后，浙北积极发展以生丝交易为主的初级市场。如南浔镇“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丝选经者曰丝行，另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如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曰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⑤再如菱湖镇“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⑥而地属湖嘉两府的乌青镇，“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 ，转售上海洋庄，名曰辑里经。”⑦此种情况在浙北地区的农村集镇尤其是中心市镇普遍存在，影响波及整个太湖流域。可见，近代浙北与上海的关系，首先是一种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有机结合的产物。 二、大力发展优势农业，推进农业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进程 由于经由上海港生丝出口通达顺畅，使蚕农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本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和生丝产量的提高。在浙江长兴县，乾嘉时期蚕业并不旺，由于上海开埠后出口销路畅通，蚕业迅猛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岁入百万计”。⑧即使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影响，在上海港生丝出口需求持续扩大的吸引，湖州府连一些山区也受利益的驱动，开始兴桑育蚕，“向时山乡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⑨再如安吉县“迩来山乡亦皆栽桑。”⑩湖县“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11 为了保证生丝需要量供给，本地区进一步扩大植桑业发展的力度，并将桑秧业从植桑业中分离出来，促进了桑秧业生产的专业化，以便更好地提高桑叶质量，进而带动生丝质量的提升。桑苗的生产在浙北地区以海宁、崇德、桐乡为主，其次是吴兴德清、长兴等地。海宁以周王庙为中心，有苗圃五千亩，产苗量最高时达２０００万株。崇德、桐乡以同福、亭桥、灵安三乡的天荒荡为中心，约有苗圃３２００亩，产量最高时达１０００万株。12 此外，植桑业需要肥源，于是又促进了畜牧业、渔业、榨油业的发展。蚕业的发展甚至还带动了本地区竹器制造业和烧炭业的发展。 本地区棉花生产在近代以前并不多见，但上海开埠后，在市场利欲的驱动下，本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嘉兴地区一带，主要集中在平湖、海盐、海宁等县，在三县又以平湖县的棉花种植面积最多，达到１８１２５０亩，占全县耕种面积的３６％。除棉花外，本地茶叶生产数量和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湖茶所产多为炒青，湖属长兴、安吉是主要的产茶区。长兴县顾渚的紫笋茶早在唐朝即立为贡茶，该茶为国际所知名，在国内外市场均很受欢迎。市场需求的扩大，带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本地安吉县的孝丰地区（时为孝丰县）也是主要的产茶地区，产茶面积达到２３８６６亩。另外，德清、及湖州市郊也有相当地区生产茶叶。 通过围绕上海城市经济与外贸经济，浙北地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相对集中的专业化商品性农业生产区，自觉地调整了单一农业经济的格局，逐渐形成以蚕丝业为主导的农桑渔牧副各业全面发展的综合经济发展新格局。这种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策应上海外贸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和动力。而且也带动了浙北地区自身内部经济交流开展，进一步密切了浙北地区自身的经济联系，提升了浙北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 三、积极改进传统手工业，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准，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近代上海开埠，不仅影响了本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促使其进一步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在上海外易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浙北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面临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向，即以出口为导向，逐渐转向国际市场。为此浙北地区自觉改进传统手工业，更新技术，努力提升产品的竞争能力，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自大量生丝经由上海港源源外销，浙北地区的蚕丝加工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都有了显著发展。蚕户将蚕茧抽丝后，为改善生丝的质地，进行再加工，即把已缫过之丝再摇制。南浔等地的丝商为迎合国外丝织业的技术要求，将买进的土丝按等级分发给农户或小作坊再缫制成经丝，因专供出口，人称洋经丝。在欧洲市场如法国里昂，未经再加工的丝每公斤售价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 3法郎。浙北蚕丝产区手工缫丝业因此业务繁忙，南浔一带尤负盛名，法国、美国各洋行都来购求，需求的扩大促使技术进一步完善提高，又增加生产了方经、大经、花车经等新品种，加工技术水平不断显著提高。“迩来洋商购经居其半，浔地丝兼经行者为多。经之名有大经、有绞经、有花车经等名，凡做经之丝，必条纹光洁，价亦胜常，故乡人缫丝之法日渐讲究。”据实地考察的外商记载，南浔主要生产的是上等生丝，是附近所产再缫丝的交易市场。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可从从事生产的工人工资提高得到证实，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技术工人一般工资较高，“每两工资十文 ，熟手每日可缫三两至五两 ，每日可获工资五十文。”13手工缫丝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有力的体现是在该地形成了知名生丝品牌“辑里丝”。该品牌的影响力与价值可从一则材料加以说明，“嗣后因南浔、震泽辑里大经盛行，洋庄丝(指未再缫制丝—引者)无形淘汰。向之代洋庄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浔、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嗣后又有做成格子称为花经，专销美国者。斯时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户，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每百两为一经，每十五经成为一包。”。所谓“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大约以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为纯经百两，故其时货品均高，外洋甚有信仰，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14巨大的技术附加值，推动了当地手工缫丝业的激烈竞争，从而促进了生丝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机器缫丝业发展起来后，南浔等地的传统手工缫丝业仍然有着较好的发展业绩。 手工缫丝业技术的发展，产品的新开发，还带动其它相关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如生丝再加工时，约有10%—15%的乱丝产生，进而带动了手工捻制丝线业的发展。湖州等地还有人利用这种乱丝织成外表似棉花的绸料，取名棉绸，1880年前后年产约3000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明清以来，棉纺织业一直是浙北农民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棉织业主要以嘉兴地区较为发达，如嘉兴的风泾、魏塘、新塍、王店等地，不仅历史上就较有名声，且在近代以后还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如王店的纱布远销各地“行于苏松衢诸郡，远及关东，商贾辐辏，收买无虚日。”15嘉兴各地所产的棉布主要有棉布、黄草布、苎布、麻布、兼丝布、纱布、白布、水纱、灰料、线布、紫花布、余冬布、白草布等等，但总体情况不如丝绸行业。湖州地区种植棉花不多，如南浔主要是从外地购入棉花原料，获取加工利润。所谓“四乡之人，自农桑外妇女毁尚焉，推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16其制成品主要有大布、小布、棋花布、锦布等。 四、形成服务上海外贸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联接两地社会经济的商人群体 上海开埠后，为了更好地促进本地各色资源和产品的出口，更好地服务于上海口岸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浙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地形成了服务于上海发展需要、联接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商人群体。由于受上海开埠的影响，浙北地区商人队伍的传统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明、前清时期，浙北地区的商人以坐商为主，行商较少（活跃在本地区的行商主要是外地商人，如徽商、广商、闽商等），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大，更谈不上全国的影响力。但上海开埠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观。 由于在上海的出口商业中，“丝业最为大宗”，而“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省北面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因此大批浙北地区商人尤其是湖州丝商，积极利用毗邻上海、水陆交通便捷、熟悉生丝贸易及依托原料产地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积极拓展生丝出口业。如顾福昌在上海开埠不久就“薄游沪上” ，开设寿泰丝栈和丰盛丝行，“首先经理夷务”，是最早在上海经营生丝外销的华商之一。陈熙元于５０年代初至上海，不久成为著名的“丝通事”，并自设裕昌丝栈，事业不断发展，被誉为“中西丝商依之如长城”。刘镛也是刚“甫冠”即与同邑邢赓星合资设正茂及恒顺丝经行，“不数年而业大起”，后独自设立刘贯记丝栈，至同治初年“已埴财数十万，号巨富”。上海开埠后经营生丝外销的丝栈、丝号基本上由湖州帮所创设。在１８７６年上海的７５家丝栈、丝号中，湖州帮开设的就达６２家之多。１８８２年湖州丝商黄佐卿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缫丝厂公永和丝厂。不久，湖州商人杨信之创办了延昌恒丝厂。湖州商人沈联芳除拥有浙江上海恒丰丝号外，又先后创办并经理上了海振纶洽记缫丝厂、恒丰缫丝厂等，成为丝业界的头面人物之一。湖州丝商莫觞清２０世纪初经理着上海久成、又成、恒丰３家丝厂。在上海形成的强大的湖州丝商集团，陶水木教授称之为“湖州商帮”，也叫“浔商”。这一时期，浙北地区的商人在上海除了主要经营丝业外，也积极向面粉、针织、烛皂、榨油、食品、制药等新兴工业发展，拓展了上海近代工业领域。１９１１年嘉兴人陆费伯鸿等创设了上海第一家独立的制药厂即中华制药厂。在新兴的面粉工业中，１９０２年湖州丝商顾敬斋与人创设华兴面粉厂，１９０６年朱葆三创办中兴面粉厂，湖州籍著名买办王一亭在１９０７、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与人创办了立大、申大、大有３家面粉厂。发展到后期，浙北商人还向房地产和金融业拓展。 大量的事实充分说明，上海开埠后，大量浙北地区的商人，主要是湖州籍商人，积极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利用上海作为联接对外经济、拓展对外贸易的窗口和桥头堡的功能和特点，积极参与上海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大大加强了上海与浙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联系，架起了两地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的桥梁，在活跃两地经济、发展两地经济乃至社会文化关系方面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在联接农村经济发展与都市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湖州市镇毗邻上海，而一些迁居于上海的湖州‘买办’、‘通事’大丝商对于发家的祖籍之地，仍保持着密切关系，还在家乡市镇修建了别墅。……于是湖州这些市镇自然地列入了上海市的卫星市镇范围内。湖州交通畅达，水陆交通直达苏沪杭。在经济文化上与上海等地联系繁密……。”17 上海口岸经济的发达，还直接带动了本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由于本地区的区位、资源及产品优势，也由于以湖州商人为主体的浙北商人积极参与上海经济发展，带动了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促成了本地区市镇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使本地区市镇摆脱了传统市镇近代衰落的历史命运。“江南的一些市镇近代一度有衰落之势，而湖州市镇一直保持着不衰而继续发展，多得力于蚕丝的生产与销售，因为近代丝、丝织品的出口贸易仍在发展着，这样推动着湖州丝绸的生产与贸易。历史上湖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18又如浙北地区的新市镇因经济发达，成为湖州府东南部的重要商业市镇，有“小上海”之美誉。19 近代浙北地区农村经济立足特色、综合发展格局的形成，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的近代转型，本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均与近代上海的发展密切相关。它依托上海的内外贸易枢纽港地位，通过调整生产结构、优化流通渠道，提高技术水准，以市场为导向，较快地、较好地参与了世界市场，畅通了进出口贸易，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在国内其他地区常见的一旦手工棉纺织业衰败，整个农村经济迅速凋零的困境，使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好的延续性。这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加入WTO后农业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浙北地区只有继续紧跟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积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积极推进以出口为导向的高效农业的发展，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努力建立与“长三角”都市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产业化经济新格局，才能实现浙北地区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深入、持续发展。 注释： ①②民国《南浔镇志》卷33《风俗》。 ③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所，1939年，第121页。 ④温丰：《南浔丝市行》，《南浔志》卷31，第2页。 ⑤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 ⑥光绪《菱湖镇志》卷１１，《物产》。 ⑦民国《乌青镇志》卷２１，《工商》。 ⑧同治《长兴县志》卷８，《蚕桑》。 ⑨同治《湖州府志》卷３３，《物产》。 ⑩同治《安吉县志》卷８，《物产》。 11 光绪《平湖县志》卷８，《物产》。 12 《中国实业志》第二编；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１９３６年调报告》。 13、14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北京）1957年，第２卷，第８０—８２；第82页第； 15 光绪《梅里志》卷七，《物产》。 16 同治《南浔镇志》卷24，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 17、18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9月；第114页；113—114页。 19 《浙江地名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