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本质上采用了一种伦理的视角去看待资本主义体系。这一点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看待资本主义的方式往往具有如下典型的特征。首先，倾向于从寻求最大化收益和寻求交换机会的理性个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体系。其次，倾向于将行动者的偏好完全看成是给定的和相互独立的，并认为其具体内容处于经济学评价范围之外，从而表现出炫耀性或者浪费性消费以及消费伦理的无兴趣;再次，由于倾向于将个人的偏好看成是给定的，对这一偏好如何形成，并且如何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本身的形塑和影响的讨论也就被排除在外了。而最后这一点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对个人德性的影响和作用完全被排除在了经济学的讨论之外。当上述立场结合起来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就表现出: 第一，逃避对行动者的偏好进行价值判断; 第二，倾向于用数据的改变而不是行动者的品格 ( accountability of economic a-gents) 去解释经济实在这两种典型特征; 而这两种特征的结合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进而，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伦理基础的讨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很大程度上退居边缘。
与上述立场截然不同的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凡勃伦一直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假设持有异议。凡勃伦将资本主义体系看成是本质上被人的偏好和精神气质所推动，并反过来对人的偏好和精神气质进行选择性淘汰的相互反馈、相互加强的体系。在凡勃伦看来，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只是一个通过原子化的理性个人的活动来配置稀缺资源和服务的体系，相反，其本身也影响或者再生产出特定的价值、偏好和人格。而后者反过来又会决定资本主义体系的伦理特质。
揆诸当前中国的市场社会的发育和建设，一个世纪之前凡勃伦的讨论仍然具有显著的现实相关性。一方面，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潮流普遍蔓延，奢侈和炫耀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中的显著现象。与此同时，金钱价值观广泛地侵入到社会中很多原本不适于用金钱来衡量的领域。以至于，无论是在家庭和友谊的人际领域，还是在艺术和科学的殿堂中，金钱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另一方面，获得金钱和奢侈消费的急切愿望使得采用劳动和生产性手段去追逐自身利益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跟不上前者膨胀的速度，从而在中国社会中可以观察到种种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的正当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败德行为。这些广泛的败德行为具体体现为社会中诚信的普遍缺失，人与人之间的难以信任，以及通过勾结政府权力而攫取利益的商业行为的广泛蔓延等现象。凡此种种，在《有闲阶级论》中都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因此，重新解读《有闲阶级论》能够为当代的人们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而这显然是技术性的主流经济学所无法提供的。
为了充分地呈现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生产伦理的分析和批判，正文安排如次。首先，阐述凡勃伦赖以作为分析和批判之基础的本能习惯心理学; 这一二维的心理学假设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维度的心理学假设。其次，对资本主义体系中炫耀性消费和财力攀比实践的机理及其对消费伦理和行动者的德性等方面所造成的广泛负面效应予以论述; 再次，分析资本主义中所盛行的掠夺性的生产伦理。最后，对凡勃伦的思想予以评述并总结全文。
二、凡勃伦的心理学
本能和习惯心理学是凡勃伦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凡勃伦将本能看成是一种可以遗传但又具有目的论特征的性质，它规定了人类行为的目标，是行为的首要推动者。但是，本能的感受性不同于更为原始和直接的性向( tropism) ，后者往往以更为直接的神经反射或者自动反应的方式出现，例如厌恶和恶心的反应。而本能则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能够被习惯所修正。凡勃伦指出，那些没有任何程度的智性成分，并且不能够通过习惯性地使用而适应的反射性行为，不能够称之是本能的( instinctive) 。换言之，本能并不能决定人的所有行为，而只是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本能在不同的环境和制度下的表现方式，要依本能所获得的那种习惯化了的形态而定。
正因为本能除了指出人的努力的目标之外，对人的行动参与不多，人为达成其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序列就为反思、审慎、有意的适应和习惯化留下了空间。甚至，在具体的环境下，由于习惯的作用，本能所指定的最终目的被原本只是起到中介作用的间接目的所替代，从而将人的行为指引到其他的方向。正是这一可能，使得凡勃伦不仅可以在实证和经验的意义上使用其本能心理学，也可以在规范的，作为衡量一个生产体系的指标的意义上使用。
在关于本能和习惯的一般性区分的基础上，凡勃伦认为人性中存在三种建设性的本能，分别是劳作本能、父母天性和随意的好奇心。这三大本能都是建设性的，能够相互促进和作用。不同于其字面意思，凡勃伦将父母天性定义为一种关心群体的福利的他虑倾向。这种倾向在对群体成员的生活和舒适的情感性的关注中，特别是对群体的将来福利的关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意的好奇心则被定义为一种与实用的考虑无关的探究外部世界的兴趣。在三种本能中最为重要的是劳作本能。劳作本能被定义为一种关注经济、效能、效率、创造性工作以及对事实的技术性掌握等方面，以及不辞辛劳的倾向。
凡勃伦对劳作本能的上述界定并不是非常清晰。但是总体而言，在其作品中，他赋予了劳作本能以两层含义。第一层意义上的劳作本能关注的是有效地使用在手的工具和充分地管理可得的资源去服务于生活的各种目的，而不论这些目的本身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劳作本能是人性中的一种辅助性的倾向，易于在历史中被习惯和具体的文化所塑造。这实际上是将劳作本能定义成手段目的层次上的效率问题。第二层意义上的劳作本能除上述含义之外，还蕴含了一种对目的合理性进行评判的功能。这种功能强调的是人类厌恶无所成就，厌恶做出对社会整体利益无益的事情的一种内在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对技能和效率的追求相结合，使得劳作本能成为人性中极具建设性的元素。
凡勃伦的习惯建立在本能的基础上。习惯是本能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经过反复活动和试错之后，所习得和固定下来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思维和行动倾向。因此，习惯是自然本能、物质条件和社会历史这三者的联合的产物。习惯不仅涉及达成本能所指向之目标的手段上的选择，而且可以将本能所指向的目的本身复杂化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遮蔽。本能倾向本质上是简单的并且直接指向某些具体的、客观的目标的达成; 但是在细节上，这些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寻求它们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涉及无数的权宜之计，适应，以及在那些同样充分紧急的几种倾向之间进行连续的调整。此外，作为适应过程的结果的习惯能够通过教育和文化遗传，进行代际之间的传播。而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被确立为文化和社会赞同的习惯将成为行为的标准，从而发挥对其他思想和行为进行选择性和淘汰性的作用。在凡勃伦看来，习惯与本能之间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习惯的具体体现的不同的制度、文化和习俗对劳作本能既可能起到阻碍也可能起到鼓励的作用; 另一方面，劳作本能本身在一定的情境下又能够通过促进先进技术的产生，推动制度变迁或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
在上述三大本能之外，凡勃伦偶尔也谈到掠夺性本能，骄傲、利己等倾向。不过相对于上述三大建设性本能的清晰形象，这些倾向在是否也处在本能这一层面，凡勃伦本人的立场并不清晰。以掠夺性本能为例，凡勃伦有时候似乎将之当成是人性中的自然因素，有时候则不强调其自然性，而是将之看成是劳作本能在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下被扭曲之后所取得的形式，实即习惯。不过，如果人性中完全不存在攀比的自然倾向，劳作本能如何能够被扭曲成掠夺本能呢? 因此，凡勃伦的心理学并非没有任何瑕疵。不过无论如何，本能和习惯的心理学构成了凡勃伦的经济分析的基础，而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评也往往以这一区分作为其隐匿的参照系。
三、财力攀比和炫耀性活动
基于习惯和本能的心理学，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将炫耀性行为看成是文化规范和社会中的地位关系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个人选择的结果。与经济思想史上的其他作家如曼德维尔、休谟、斯密等人不同，凡勃伦没有特别地强调人追求财富的欲望的自然性的一面，而是更倾向于将财富上的攀比看成是社会成员为了建立地位和尊严而在社会中进行的历史性实践。
在凡勃伦看来，炫耀性消费和财力攀比与私有财产的确立，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很大程度上成为个人尊严以及歧视性比较的外在和客观的衡量尺度密切相关。凡勃伦认为，财产最初是作为掳获物，作为成功掠夺的战利品而被人所保有的。在人类族群从原始社会组织脱离不太远，并且与其他族群仍处在密切的接触的时期，所拥有的人与物的效用主要表现在持有人与其所夺取的敌人之间分出高下的比较上。在这个阶段，个人利益与所属族群的利益的习惯性区分还没有产生。同时，族群内部拥有很多财产的人与其成就上稍逊一筹的同伴们的高下比较，虽然也构成这些财产所能够带来的效用的一部分，但是不构成这些财产的价值的主要成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勇武就几乎等同于族群本身的勇武，并且成功的掳夺者认为自己就是该族群的尊严的保持者。因此，财产仍然是从社会的视角进行评价的，财产上的多寡尚且不是区分族群内部的人与人的地位和尊严的主要指标。
但是，一旦个人所有权的惯例连续不断地实施，私有财产所依赖的那种带有歧视性的和分出高下的比较的观点就会慢慢发生转变。一方面，所有权的初始形态，也就是单纯的掠夺和侵占转变成了占有的形态，社会从充满了暴力掠夺的阶段转变成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产业初期组织阶段。和平的或者至少表面上和平的生产活动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取代掠夺和暴力的活动。另一方面，财产开始不是被看成是成功掠夺的明证，而是作为财产的占有者比该社会中的其他人更为优越的证据。从而，财产上分出高下的比较，不再主要是发生在族群之间，而是发生在一个族群内部的成员之间。而当生产活动进一步取代掠夺活动之后，在社会日常生活和民众的思维习惯中，累积起来的财产就取代掠夺式功勋所得来的战利品，以作为优越性和成功的约定俗成表征。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成功的掠夺式侵略或征战的功勋作为基础性的事例不再博得人类的认同和赞许，而是因为借助这种赤裸裸的武力来获得地位区分( distinctions) 的机会和频率都变得越来越少，而以准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实业上的侵占和财产累积的范围和可行性都大为增加了。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下，财产变成了令人敬仰的成功的最为明显的证据，进而成为人的尊荣的约定俗成的基础。从而，对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而言，为了获得名声，都必须积累和获取财产。
当财产的多寡成为社会中衡量一个人的尊严和地位的重要指标之后，财产也变成了人的自我尊重的前提条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为了满足自尊的心理需求，个人势必需要拥有和其平时的同伴相当的物品。因为，在财产上达不到这种程度的人就得忍受同伴的轻视。而那些在财产上高于这一标准的人将会拥有额外的满足。但是这一满足也只是暂时的。如凡勃伦指出的，当某人有了新的进帐，且对由此形成的新的财富标准安之若素之后，该项新标准所能提供的满足感立即和前一标准所带来的满足感没有差别。因此，凡勃伦认为: 无论情况如何，总是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永远以目前的财力标准作为追逐新一轮财富增加的起点; 而该新增加的财富又反过来，提高了自己和邻居们进行比较时的新的实力标准，并提供了一个新的财力等级。这种分出高下的比较，不可能让某个人在做出此项比较时，一直都居于有利位置，以致在这场以财力博取声誉的斗争中，对仍比其竞争者仅略高一筹之事耿耿于怀。在凡勃伦看来，累积财产所追逐的目标就是为了在财力的比较上，能高人一筹，使自己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显然，这一追逐和比较是永无止境的。在凡勃伦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处于准和平阶段的延续，不过是在表面上更加文明而已。从准和平阶段开始，财产的积累和追逐服务于个人歧视性比较和满足自尊的需要。在这一阶段，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开始分化成个人的歧视性的利益。
与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如曼德维尔以私人恶德，公共利益的富有悖论性的方式将个人对财富的追逐与节俭、勤勉和劳作等生产性活动联系在一起，进而将个人欲望与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肯定财富欲的历史性的功能和正面价值相反，凡勃伦批判性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一联系并非必然。凡勃伦确实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财力斗争，如果在执行上没有受到别的经济势力或攀比过程中其他属性的干扰，其立即的效果是使人们勤奋和节俭。对社会的下层人民而言，欲望与勤勉之间确实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他们获得财富的手段就是通过生产性的劳动。因为他们无论如何免不了劳动，从而劳动本身不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劳动被认可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工作效能上的良好表现能够为他们带来声誉。甚至，工作效能上的表现是唯一开放给他们进行攀比的起跑线。但是对于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有闲阶级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在他看来，虽然对这些阶级而言，并非完全不存在勤奋及节俭的动机，但是这项动机本身受到财力攀比的附带要求的限制和约束，以至于任何朝向勤勉和节俭的倾向都受到抑制，且任何勤勉的动机( incen-tive to diligence) 都倾向于没有效果。
不过，在上述论断中凡勃伦只是并列地谈到财力攀比与节俭和勤勉之间的联系，认为对有闲阶级而言这两种联系都不是必然的。但是就这两种联系非必然的原因而言，凡勃伦的论述有所不同。为方便论述，本节中先讨论财力攀比与节俭之间的非必然联系及其影响，而将财力攀比与勤勉之间的非必然联系放到下一节中。
在凡勃伦看来，有闲阶级不仅不是节俭的而且还爱好进行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的消费。这是必然的，因为想赢得及维持人们的尊重，光靠拥有财富或权力是不够的。财富和权力还必须提出证据，因为唯有取得证据才享有尊荣。财富的证据不仅仅是让别人对自己的权势产生印象，及让自己对权势的意识保持活力和警觉，并且在营造和维系本身的自我满足方面的功能不遑多让。毕竟，旁观者的感受才是人的财富的效用的主要来源。而旁观者真实地看到财富的直接证据才会产生羡慕的情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休闲变成了有闲阶级的普遍实践。有闲阶级必须通过炫耀性地展示其财富来证明自己的优越地位。不过，对社会而言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有闲阶级的实践影响了整个社会。因为其规范和价值具有从社会的顶层向社会的中下层传播的倾向。从而，有闲阶级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在这一情形下，有闲阶级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整个社会的偏好以及财富欲的水平。凡勃伦这样描述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活动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欲望水平的形塑: 就博取声誉这点而言，有闲阶级处在社会结构的顶层，以致于其生活态度及其价值标准，给社会提供了博取剩余的准绳。遵从这些标准，力求尽可能接近这些标准遂成为所有比这级别差的阶级应尽的义务。在现代文明社会，社会层级之间的分界线，已愈来愈模糊及飘忽不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所设定的博取剩余的准则，就得以轻易延伸其强制性影响，贯穿整个社会结构直到最低阶层。其结果是每一个阶层的成员将上一个阶层的时尚生活方式作为其礼仪的理想境界，并且竭尽所能按照这个理想来生活。而社会上层的普遍的消费标准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下层人士的理想的标准，从而形塑后者的欲望和支出的水平，是因为生活水平本质上属于习惯的性质，本身具有类似于棘轮的性质。支出和消费的习惯水平一旦形成，生活水平和消费的水平下降必将打破业已养成的习惯; 与之相反，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因为相对于生活水平下降，生活水平上升面临的阻力更小。在这里凡勃伦所说的无非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任何一种新的消费标准能够给人带来的满足都不是持久的，而只能在调整的短时间内给人带来愉悦。以这样的心理倾向作为基础，人对更高的生活标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总而言之，在有闲阶级的主导之下，炫耀性消费的规范渗透在整个社会中。所有的阶层都笼罩在这一无形的规范的压力之下，即使有闲阶级本身也不能置身世外。因为有闲阶级不仅自身内部也区分为更多等级，而且也始终面临下层阶级的追赶。然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倾向于在给定的收入的前提下讨论消费，并且不考虑消费活动的更为广泛的影响，凡勃伦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炫耀性消费的广泛实践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首先，从社会上层到下层传导的炫耀性规范使人们形成了倾向于根据财力的等级来评定一切的倾向。如凡勃伦所指出的，炫耀性挥霍的规范构成了一种选择性监督的作用。它指导着思维习惯的形成，进而对生活上及物品上何者为正，何者为荣有所取舍。如此一来，这项原则势必妨害到其他的行为准则，而这些准则原本和财力荣耀的准则毫无瓜葛，只不过直接的或者附带的含有某种程度的经济意涵。因此，尊荣式挥霍的规范，可能直接或迂回地影响到责任感、审美观、效用观、信仰虔诚度或礼仪遵守度，还有真理的科学观。在这一原则之下，人的各种自然感觉被严重地侵蚀了。人们的美学和道德感觉，影响人们关于何者为美好何者为正确的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扭曲。这一点仅仅从《有闲阶级论》中的章节名就清晰可见。比如生活的财力水平，品味的财力规范，服装作为财力文化的一种展示等等。就对美的感觉而言，任何贵重的客体要想引发我们的美感，必须符合美丽和昂贵这两项要求。当一个人在做出品味的判断时，往往只考虑到并且反映出美丽的客体本身是带有挥霍性的，也因此该客体或者可被正式列入美丽之林。甚至人的道德感也遭到了破坏。凡勃伦观察到那些经由其罪行而取得大宗财富的窃贼或骗子，就比小偷有较好的机会逃过法律的严厉制裁，而且由于其骤增的财富，并以优雅的方式挥霍其不当得利，还博得些许好名声。用不义之财从事冠冕堂皇的开销，对深受礼节熏陶的人士来说特别受用，以至于减轻了这些人士对其恶行所持有的道德鄙视。在这一情形下，在炫耀性行为的影响之下，人性中原本有利于群体的、最具建设性的倾向劳作本能也不得不与之结合起来，并演变成人类利己对立的工具。厌恶无成的倾向( 劳作本能) 竟在相当程度上和攀比的动机结合起来。这项结合，从财力成就的角度看来，对于所有的不足和所有处于劣势的痕迹予以坚决地排斥，会更加促进以财力博取声誉的斗争。因此，过于活跃的炫耀性心理和实践内生出了人对财力的过度偏好，玷污了人的自然情感。
第二，炫耀性消费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予以全部吸收，从而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改善人类的生活。生产效能提升令减轻身心过劳成为可能，却没有让过劳减轻，反而是增量的产出转作迎合这种炫耀性的需求，根据经济理论，通常将之归类为更高层次或精神层次的需求后，更是无限制地扩展。可以看到，上述消费心理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引向生产一些并不能有效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多余物质产品。在炫耀性消费的体系之下，人拥有的财富和享受的消费水平所得来的满足，不是根据消费的绝对水平来确定的，而是根据人际比较的相对水平来确定的。由于消费的这一社会维度，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境况感到满足。换言之，由于地位是相对的，没有任何特定水平的财富能够提供餍足的感觉。因此，在炫耀性消费所激发出来的欲望的驱使之下，没有人能够过一种相对缓和，不过度追逐财富的生活。
因此，炫耀性消费并不是新古典给定收入和价格前提下的个人独立地进行理性选择的问题，而是具有社会维度和外部性的一种活动。炫耀性消费基于人追求地位和尊严的倾向，但是反过来炫耀性消费在社会中的实行也进一步加强了人的财力偏好和财富欲。更为关键的是，与此同时，炫耀性消费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中性的消费活动，相反，这是一种影响和塑造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行动者的德性和品格的活动。
四、掠夺性经济品格和资本主义的保守性
如果说上文还只是主要地谈到财力攀比与节俭和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炫耀性消费在社会中造成的影响，那么凡勃伦的另外一个不同于主流思想之处在于打破了财力攀比与勤勉之间的必然联系。不过，这里的勤勉是广义的，不仅仅意味着投入劳动，而且意味着投入的劳动本身是富有生产性的。从而，问题转化成人体现在地位和尊严的追求之上的欲望，是否能够导致生产性的活动。
对这一问题凡勃伦的回答是否定的。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间不是正向而是负向的关系。而有闲阶级的经济品格以及其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影响了整个社会。
在凡勃伦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闲阶级获得经济剩余的方式和其祖先相比，尽管在形式上更为文明但没有本质的不同，都具有掠夺性和寄生性的性质。凡勃伦指出，在原始社会或者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中，不存在劳动和阶级的区分。这样的社会都是小型且结构简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的成员大都平易相处、安土重迁; 他们都一贫如洗; 并且私有财产制在他们的经济体系里不居主宰地位。这样的社会是爱好和平的群体，他们的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当他们面临武力威胁或诈欺的场合时，仍然表现得很温顺，无所作为。因此，技艺本能在这样的社会中还没有被扭曲，不是服务于个人的歧视性的利益，而是服从于社会的总体利益。在这样的社会中，从事生产性劳动是光荣的。不过，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超过生计所需要的经济剩余得以产生，这样社会中的一些人得以免除经常性的劳务。这些人不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但是通过占据统治的地位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剩余。其结果是，对不同的职位和劳动进行歧视性区分的思维习惯得以产生。人类社会的活动被区分成了基本的两类，分别是生产和勋绩。前者被视为利用非人体的事物，与自然界中的非人的和物质的对象打交道; 而后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征服和统治等相关活动。前一种活动被视为是鄙俗的，真正的人所不屑为之的，是下等人和女人不得不从事的事情。这意味着真正的生产性活动反而被看见是低贱的。凡勃伦认为，在相对和平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这一区分仍然成立，只是其表现形式变成了金钱性职业和生产性职业之分。属于财力类别的职务和所有权或强取有关，属于产业类别的职务则和工具或生产有关。有闲阶级的经济利益在于财力的职务，劳动阶级的经济利益则在于两种类别的职务，但以产业的职务为主。有闲阶级和经济进程的关系是一种财力关系一种强取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一种剥削关系，而不是实用性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表面和平、公正的交易之后，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掠夺性活动，只是其形式相对隐蔽和文明。凡勃伦认为，和资本主义阶段之前的掠夺文化阶段和准和平的阶段相比，有闲阶级经济品格没有大的变化，差别只在于手段更为文明和隐秘。在掠夺文化阶段，勇武和凶残成性是进入有闲阶级的入场券。而在准和平的阶段，精明的计算和强词夺理，取代了上一阶段的鲁莽和毫无限制的暴力。但是这一阶段中，傲慢的主动侵略及相应而来的坚忍不拔，加上无可通融的身份意识，仍然被视为该阶级中最为耀眼的性质。而在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阶段，则较不咄咄逼人，深谋远虑、审慎行事和强词夺理成为该资产阶级的主要经济品格。显然，这是一个暴力逐渐减少，社会逐渐平等的历史过程。但是，在和平的表象下，仍然存在掠夺和蛮荒的气质。因此，有闲阶级与其说是活在工业社会中，不如说是借着工业社会而存活。有闲阶级和工业的关系属财力性质多于产业性质。跻身有闲阶级靠的是财力性向的发挥那是强取的倾向而非实用性的倾向。在凡勃伦看来，为了占据更为优越的经济地位和攫取更多的经济剩余，有闲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都是从事财力型的职务。因为借着财力的职务才能跨进有闲阶级的门槛。为了更高的经济地位和更多的财富，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然更倾向于财力型的职务，而非产业型的职务。
然而，财力的职务所遵循的规律，是要保持并培养掠夺型性向以及掠夺性敌意这类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是透过对那些从事该职务的个人和其族系进行教导，另一方面是透过对那不适宜该类职务的个人和其族系进行选择性的压制和除名。在这一选择性的淘汰的过程中，任何不能够适应相应的游戏规则的人都将被淘汰出局，而那些更能适应游戏规则，表现出更多掠夺性倾向的人则可以胜出。如凡勃伦所指出的: 个人在财力文化下很大范围内，若能免除顾忌，在生活的关怀上把同情、诚实视若无睹，或许就愈有成就。任何时间，事业上获得高度成就的往往是这种类型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人本身就被参与的游戏所重新塑造和选择了。因此，凡勃伦指出: 今日的有闲阶级，是那些在财力方面有所成就的人中招募而来的，因此这些人所拥有的掠夺型特质禀赋，应该是在一般水平之上。要跨进有闲阶级这个门槛得经由财力型职务，而在这些职务中，通过选择和适应，只有那些能在掠夺型考验下，财力上适于生存的后裔才获准进入上层阶级。因此，在凡勃伦看来，资本主义体系通过炫耀性消费所激发出来的贪欲，使得人不断地投身于那些更能够提升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地位的游戏中去，而这些游戏规则本身就有通过逆淘汰而选择和造就行动者的意涵。在这里，经济行动者的偏好和品格至少部分地是被社会过程所形塑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掠夺性的经济品格甚至还不限于有闲阶级。首先，有闲阶级作为荣誉模范的示范性地位，熏染了较低阶级。这类性格特质要不是有闲阶级的言传和身教，是不太会在一般民众身上看到的。其次，其他的原因也缩小了财力品性的阶级差距。这是因为财力斗争造成了比例偏高的不足自给的阶级。这种不足自给可能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也可能是礼仪上缺乏必要的开支。但无论是哪一种需求，都逼迫着相关的个人耗尽全部的精力，以达成分出高下的目的，并因此而变成更为狭隘的利己主义。所以，凡勃伦指出有闲阶级制度借着实施财力礼仪的生活方式，并尽可能向下层阶级榨取生活资料这些手段，间接地在民众身上产生了保存财力型特质的作用。其结果是下层阶级被原本上应属于上层阶级所专有的人类天性类型所同化。
凡勃伦不仅认为有闲阶级制度匹配的经济品格是富于掠夺性的，而且还认为有闲阶级制度本身具有保守性和稳定性，很难适应新的工业形势。首先，有闲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容易根据情势的改变而改变。制度的变迁是人们过去的思维习惯面对新的环境和变化的压力而不得不进行调整和适应的过程。而调整和响应积极与否，取决于社会中不同群体暴露在经济急务下的压力程度。社会结构成长的能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任何一个时期的局势对该社会的个别成员所产生的自由影响程度个别成员面临环境约束力的暴露程度。如果社会中任何部分或任何阶级，在任何关键方面能免受环境力的影响，则社会中该部分或者该阶级，在对业已改变的一般局势进行调适其观点和生活方式的脚步，就会更为缓慢。如此一来，他就会延缓社会转型的过程，富裕的有闲阶级在面对促进改变和再调整的经济力量的，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受庇护的位置。在凡勃伦看来，有闲阶级大都能回避任何现代的、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所盛行的经济急务的压力。由于其处在这样的特权位置，当局势要求制度上进一步的成长和根据改变了的产业局势继续进行调整的时候，有闲阶级是反应最为迟钝的一个阶级。以致于，在社会演化中有闲阶级的职能可以被认为是延缓进化的进程和保留业已报废的事物。其次，有闲阶级反对革新，是因为其与既定的社会高度契合而占有的既得利益。而有闲阶级的这种保守性同样通过掠夺性在社会中传播的类似渠道对整个社会具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都具有巨大的惯性和保守性。在凡勃伦看来，由于有闲阶级制度的保守性，新的工业形势所要求的更具建设性的，克服狭隘的利己主义和歧视性利益的经济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展和培育的机会。
在本质上，有闲阶级制度的保守性和掠夺性相辅相成。其保守性，使得掠夺性的经济品格可以不断地得以延续; 而有闲阶级的掠夺性使得其存在强烈的动机去维持旧的社会。两者都服务于歧视性的利益和狭隘的利己主义，而不是有助于集体和社会利益的目标。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凡勃伦看来这个社会仍然保留了与掠夺文化时期和封建时代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和经济品格。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斯宾塞等人，将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完全对立起来，将资本主义看成是后者，从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和最终的形态。相反，凡勃伦故意将资本主义与被视为过时的精神类型联系在一起，来挑战这一主流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点，其内部仍然残存着很多野蛮的精神因素。这些精神类型，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本身的运行逻辑，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为个人的歧视性利益服务，而非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改进。
五、小结
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伦完整地对消费心理和经济品格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其分析既强调上述心理倾向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导向性，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造成的冲突，也强调资本主义本身不只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且也是一个再生产出上述心理倾向或者价值的文化体系。与当时作为主流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谐论的观点相反，凡勃伦看到炫耀性消费和掠夺性的经济品格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造成的紧张和破坏。与传统上对资本主义的典型辩护，即财富欲将导致节俭和勤勉的观点相反，凡勃伦认为这并非必然。恰恰相反，对财富的过度欲望可能导致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和炫耀性的消费活动。
严格而言，凡勃伦的分析存在不少缺陷。他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其批评总体上是粗暴的。首先，他没有使用一种更为精准的语言去对现实进行分析，而是使用了非常多的印象式的和笼统的描述，其习惯本能的心理学的框架也是相当粗糙的。其次，凡勃伦区分金钱性职务和生产性职务，并将前者与掠夺性倾向联系起来的做法几乎也只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断言，而不是有根据的分析性命题。总体而言，他的修辞是印象式的，而不是分析式的。再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即使合理，也只是第二性的。他相对忽略了资本主义与相对合理的经济品格和消费心理兼容的可能性，以及历史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对行动者的德性和社会制度的正面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凡勃伦的印象式的观点，有着技术性的经济学所不能取代的优点。它使得良好的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的问题更为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他们关照自己的所处社会提供宝贵并且不失深刻的参照点。与中国当前现实相关的是，当我们审视凡勃伦的经济学的时候，伦理和道德这些原本被正统经济学家所忽略，甚至被认为和经济学不相关的元素就重新变得清晰和重要。凡勃伦的启示在于清晰地呈现出，得体的商业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建立在人道和自然的消费和生产伦理之上。否则，人类一定会败坏自身所处的社会以及自身的幸福。当市场原教旨主义完全相信市场的非人格化力量的正面影响的时候，凡勃伦警示我们: 市场的非人格化力量的背后本质上是具有特定伦理品质的人在发挥作用。后者的品格和选择决定市场本身的运行，以及它是否服务于公共福利这一目标。而就当前中国建设和谐美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重要历史任务所需要的公民伦理和社会环境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已经给予我们充分的提示。这就是更多地体现出三种建设性本能之色彩的个人品格，以及使得这些建设性本能充分发育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