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经济学探讨的一个主要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和不但发达国家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的两个并行的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到底是不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如果是，贸易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是什么?围绕这些焦点，产生了大量的 理 论 与 实 证 研 究 文 献 ， 如krugman(1993)，Lawrence(1993)，Wood(1994、1995)，Leamer(1996)，Hanson和Harri原son(1999)，Feenstra和Hanson(1996、1997、2003)等。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而言，目前涉及到的还较少。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忽略，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服务的可贸易性较差，其贸易量一直相对较少。
然而，过去二十多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服务如信息、金融、保险、呼叫中心等都可以进行数字存储和贸易，并且在贸易中要比货物贸易受到更少的贸易壁垒，由于这些变化，使得服务活动越来越具有可贸易性，特别是异军突起的服务外包活动，使得服务贸易的规模在迅速扩大。19822011年我国的服务贸易从44亿美元增长到3 624亿美元，增长了82倍，平均年增长18%，我国已成为服务贸易总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其居民收入差距也呈一直扩大的趋势。总之，服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我国不断增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并行的事实，使得我们难以再忽视其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经济学理论中对贸易开放和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相关性的分析主要源自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Stolper -Samuelson Theorem，即SS定理)。该定理认为：在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生产要素的框架之下，如果低技能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贸易的开放程度，就会增加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从而其价格就会下降，其所包含的稀缺的高技术工人生产要素的报酬也会随之降低，同时也会增加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其价格上升，其所包含的低技能工人生产要素的工资会增加，这就会使收入不平等情况有所缓解。而在高技术生产要素相对充足的先进经济体，情况恰恰相反，开放程度的提高只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
SS定理所揭示的贸易对收入影响的机制是商品价格机制，然而该机制难以解释不少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实关系(如印度、中国、墨西哥、泰国、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因而更多新的机制被提了出来：如Feenstra和Hanson(1996、1997、2003) 等提 出的 中间 品的 生产 外包机 制; 再如Attanasio，et al.(2004)、Acemoglu(2003)、Gorg和Strobl(2002)、Harrison和Hanson(1999)、Wood(1995)等提出的贸易导致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SBTC)机制等。然而以上这些研究主要还是针对货物贸易而言的，对于服务贸易，最接近本研究的一个理论模型是Markusen和Strand(2008)所提出的。该模型假定一种商品由两个生产环节完成，且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个环节是服务。该服务在地理上又可以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密集型服务，另一部分是非技术密集型服务。工人分为三种，一种是低技术工人，一种是中等技术工人，一种是高技术工人。该模型预测在服务外包的情况下，中等技术的服务活动由于更易于标准化，而倾向于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国家，而高技术服务活动则倾向于留在高收入国家，结果是服务贸易导致在高收入国家，高技术工人与低技术工人和高技术工人与中等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而在实证上，A. Cassette et al.(2012)则利用OECD10个国家的数据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对高收入与低收入以及高收入与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扩大具有长期的影响。
Prabir De和Ajitava Ray原chaudhuri(2008)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虽对减少印度居民贫困具有显著的作用，但对其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显著。国内学者范爱军等(2013)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来了比较分析，结论认为货物贸易的发展会使收入差距先减少后扩大，而服务贸易的发展则使得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
诚然，以上的理论模型以及实证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服务贸易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示，然而以上这些研究，对于服务贸易的处理还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没有区分服务贸易不同组成部分对收入分配产生的不同影响。而我们认为不同服务贸易组成部分的贸易动因是不同的，因而理论上不同的服务贸易模式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可能存在差异的，但已有的研究却把服务贸易的不同组成部分不加区分的同样对待，因而笔者认为是欠妥当的，其结论的政策意义也因此可能缺乏针对性。故本研究把服务贸易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来实证检验它们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样做不但在理论上可以经验验证服务贸易对于H-O和SS定理的适用性，而且在实践中也可以为发展不同服务贸易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提供政策依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数据说明
本文根据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1982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如下形式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进行研究：INIt=茁0+茁1STGDPt+茁忆CVt+滋t(1)INI是收入不平等变量，笔者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这一方面考虑到由于许多已有的研究大都采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我国整体居民收入差距变化情况，为了方便与其他研究相比较，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整体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STGDP是服务贸易开放度，在现有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中，一般把服务贸易分为三大类：旅游服务贸易、交通运输服务贸易以及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包括通讯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电影、音像、其他商业服务(other business services))。由于它们占了服务贸易的大部分，因而笔者将分别分析旅游服务贸易、交通运输服务贸易以及其他商业服务贸易这三个组成部分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别采用它们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还有多种其他重要因素，为了计量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我们还必须引入一些其他重要控制变量CV。综合已有的研究，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了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因而引入人均收入LnY以及其二次方(LnY)2;货物贸易开放度(Open)，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GDP的比表示;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衡量指标的居民受教育水平(Edu);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表示的产业结构(Struct);以私营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来衡量的市场化水平(Market)。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考虑到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此时OLS估计就不是一致的估计，故我们采用Cochrane-Orcutt迭代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各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回归。Adj.R2值均表明模型都拟合得比较好(解释力都超过50%)，说明引入的解释变量还是合适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旅游服务贸易的所有估计系数皆为负，虽然在统计上并不都显著，表明旅游服务贸易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缩小的作用。旅游服务贸易作为典型的境外消费的服务贸易模式，其动因主要源于服务产品的差异性，具有互通有无的意义。在理论上旅游服务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其贸易可以缩小一国国内的收入差距。这里的实证结果也表明旅游服务贸易能有效地利用我国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2.交通运输服务贸易的大部分估计系数都为正，虽然在统计上也并不显著，表明交通运输服务贸易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扩大作用。交通运输服务贸易的动因比较复杂，既可能是基于价格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服务产品的差异性，因而在理论上其对于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向是难以确定的，实证结果表明其对于我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其他商业服务贸易(模型2.2除外)也在所有的模型中估计系数均为负，并且表现出十分稳健，不随控制变量而变化，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发展也能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作为典型的跨境交付模式的服务贸易由于其动因基本可以用H-O定理来解释，因而理论上来说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这种模式的服务贸易时，发达国家应出口技术密集型服务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结果会扩大发达国家收入差距，而缩小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这里的实证结果与SS定理的预期基本一致，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缩小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我国1982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通过控制多个变量，检验了不同组成部分的服务贸易开放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1.服务贸易中的作为典型的境外消费模式的旅游服务贸易开放能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表明旅游服务贸易能充分的利用我国丰裕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加强旅游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旅游行业的服务水平，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对改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作用。
2.服务贸易中的作为典型的跨境交付模式的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开放也能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表明我国的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依然是遵循H-O定理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而进口的是技术密集型的服务，因而它能缩小收入差距。其他商业服务贸易是世界服务贸易今后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和趋势，我国的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增长迅速，2009年就已占我国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2012年更是达到两千多亿美元。这部分贸易大多都是依靠服务外包而发展起来的，而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与其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因而我国政府应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以适用未来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增长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使更多劳动者能从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中受益，以改善当前收入分配的状况。
3.交通运输服务贸易虽然会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应该并不重要，因为一方面其统计上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交通运输服务在我国所占的比重在逐渐下降，其地位在衰弱。
总之，服务贸易从整体上来说有利于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二十年，我国服务贸易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目前仅在10%左右，而世界的平均水平近20%，我国服务部门占GDP的比重已达43.4%(2011)，而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业GDP的比重还仅为5.7%(2011)。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还很不充分，其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我国应进一步通过简化审批、减少垄断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来抵消部分货物贸易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不利影响(货物贸易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