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法国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收入分配研究工作。其经典代表作《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于2014年出版发行，旋即引发全球热议。不仅收获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学者的溢美之词和鼎力推荐，更被布兰科 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高度评价为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那么，这部反映时代精神的鸿篇巨制可以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带来什么启示呢?本文试图从皮凯蒂理论与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比较中，揭示两者共同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特点，以资借鉴。
近三年来，国外学界对《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在理论层面，右翼学者认为皮凯蒂假定社会财富总量固定不变(Thomas H.Mayor，2015)，着力揭露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Milic Milovanovic，2015)，倾向国家介入分配环节，通过累进税消除经济不平等，其整体理论风格与马克思理论传统一致。左翼学者对此表示反对，认为皮凯蒂没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释清楚矛盾的规律。确切来说，无论概念定义，还是理论建构，皮凯蒂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意欲创建新的分配理论，却无法超脱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达龙 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森(Daron Acemoglu James A.Robinson，2015)则认为，从书名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和批判方式，皮凯蒂都在模仿马克思。但就理论建构而言，皮凯蒂糅合了马克思经济学和索洛增长模型于自身理论体系中。在数学模型层面，皮凯蒂使用的数学模型受到质疑。比如替代弹性、储蓄率、增长率和资本收入比等理论假设前提并非总是成立。在数据层面，有学者指出皮凯蒂的数据选择和技术处理方法导致皮凯蒂结论有夸大社会不平等程度之嫌。如税前数据不能反映税改对个人财富的影响，数据平均值高度典型化等。不过，皮特K.恩斯(Peter K.Enns etc，2014)认为研究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确应采纳税前数据。在政策层面，大部分学者如艾伦J.奥尔巴赫和凯文哈塞特(Auerbach A JHassett K，2015)认为资本税将直接对无风险投资收益征税，会导致跨期扭曲，同时也放弃了向回报率中其他收益征税的可能。然而，莱纳尼曼(Rainer Niemann，2015)认为资本税是否影响投资时机，取决于不同资本税参数。只有少数学者认为资本税有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至少比现行税制扭曲经济的程度更低。
国内学界首先对皮凯蒂理论进行性质甄别，有学者从理论立场、中心问题、核心范畴和研究取向等原则性标准，判断《21世纪资本论》不是《资本论》的续篇。也有学者认为，资本回报率高企与一般利润率下降，两种观点表面冲突，实质上是统一的。而且，皮凯蒂限定的资本，具有执行价值分割的权力，财富与资本可以等而视之，没有背离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内涵。需要注意的是，皮凯蒂颠覆了库兹涅茨假说，揭示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体现了《21世纪资本论》反击自由主义思潮的价值所在。关于政策借鉴探讨，有学者赞同在国内开征资本税，大部分学者则持反对态度，认为政府事后处理的政策主张是一种福利方案，影响市场效率，也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综上，国外学界对《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和资本税政策主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学界就其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政策借鉴也尚未达成共识。实际上，仅立足于技术层面的分析，难以窥得全貌，有必要站在中外经济思想史的层面进一步考察。因此，我们尝试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对皮凯蒂抑制资本集中思想和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全面评价《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思想史意义，并从中获得启发。
二、皮凯蒂理论与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比较
皮凯蒂理论集中体现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主要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关于资本或者说财富演变历史的总结和分析;主张通过资本税抑制资本集中，以化解社会财富的不平等。而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是我国传统收入分配思想中一个重要分支，早在西汉时期就产生思想萌芽，之后逐步演变，到北宋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成熟的经济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国家参与工商业活动和土地分配，以削减私人财富和维护社会公平。
皮凯蒂理论与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各自产生的历史环境虽然相去甚远，在财富观、公平观、不平等形成原因等方面的看法都因时空差异有所区别。并且，这两种思想在面临相同的社会现实问题(即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格局危及社会安定和国家统治)时，采用对策的具体内容亦有差异。尽管如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非绝无可能，剥去表象探究内里，可以发现他们都把公共利益看得重于个体利益，不希望社会陷入动荡乃至发生革命，并且偏好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再分配机制的设计与运作，实现社会公平。这些思想特征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方式大致相符，展示出两种思想在方法论整体主义层面上深刻的同质性。本文正是在钟祥财已经充分论述过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反映出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基础上，拟从公私观、国家市场观、思想渊源三个方面展开比较分析。
(一)公私观比较：公共利益高于个体利益
《21世纪资本论》明确表示公共利益应当超越私人利益，要将私人财富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以支持集体行动和人类的共同命运。对社会民主与人权平等的追求，是皮凯蒂的终极理想。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只要是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控制资本集聚采取的相关措施都是无可非议的。资本税的倡议正是这一思维逻辑的实践应用，具体可分两个层次。首先，在一国范围内主张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皮凯蒂强调资本税的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并非劫富济贫，更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 表面上用资本税收入扩充财政，减轻公债负担，增强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让国家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然而，其思想实质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制度，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并且，把公债简单看成社会财富在公私领域间的分配问题，也即个人财富归属于私人资本范畴，而私人领域是受管控对象，不能超越公共领域。另外，对于那些不能有效发挥资本再生产作用的人，还提出资本税是强迫他们变卖资产的有效手段，也是个人价值贡献的衡量指标。 这不啻于表明个人行为只是国家预设集体行动的组成部分，个人选择的权利明显受到国家限制，个人自由的优先级次于公共利益，重点在于个人应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其次，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利益服从于世界这个更大的集体组织。皮凯蒂指出，应对当前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资本税是理想工具。 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统一分配财富的整体行动，至少是在欧盟区域使用这种整齐划一的方式。此刻的公共利益是防止资本逃逸，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各个国家各自的权益可以不加考虑，国家间的差异服从全球整体利益这一道德准则。概而言之，皮凯蒂理论关于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思想是：个人从属于国家，国家从属于世界，整体利益总是高于个体利益的，个体独特性受到严格约束或抑制。而资本税注重的正是公共政治和经济利益，个体利益处于次要位置。
古代中国思想家也主张为了国家利益，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人，私人利益必须先放一边。《管子五辅》要求人君中正而无私，臣民忠信而不党，均竭能尽力而不尚得。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强调天下之人同心归之。瑏瑠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瑏瑡王安石则以注释典籍《老子》的方式，表明个人天下为公的道德素养追求。李觏宣称循公而灭私是孩童都明白的道理。 在崇公抑私思维方式的引导下，历朝历代的改革思想，从《管子》国家经营工商业、西汉桑弘羊盐铁官营，到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及限田、占田等各种土地制度，终极目标在于国家财政税收和社会稳定，都是维护宗法共同体。不同之处在于实施手段，儒家以礼义和宗法伦理为工具，法家则运用刑罚及行政手段。
承上所述，皮凯蒂抑制资本思想与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家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都表现出崇公抑私的思想特征。两种思想都认为，首先，政府职能的良好运作需要财政收入强有力的支持;其次，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要求社会民众贫富差距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因此，他们的政策主张都以维护社会公平及政局稳定为出发点，以实现社会良性发展为目的，最终目标是维续统治阶层的政治利益。他们的思想本质始终坚持公共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个体利益居于从属地位，常处于被抑制状态。唯一区别在于，皮凯蒂集体的概念不局限于国家，还延伸到世界这个更大的地域范围，集体行动可以依靠各国的协作实现，古代中国思想家的集体仅限于国家。
(二)国家市场观比较：国家干预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
在公共利益超越个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下，《21世纪资本论》认为只有国家干预才能够高效平衡社会公平与效率，不仅因为国家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且国家有义务对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负责。首先，高额累进税在历史上的成功实施有力支撑了皮凯蒂国家能力学说。如两次大战后，税收收入均为英、美、法、德四国迅速解决了因战争而产生的公债高筑问题，同时有效削减了私人财富并且实现了社会平等。在此前提下，皮凯蒂偏好国家职能过度扩张。主张以普遍利益的名义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实质就是国家集中控制社会财富，个人听令于国家统一指挥，丧失选择的自由，社会财富在集体筹划安排下完成分配。强调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这些都表明国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以实现社会公平为判断标准，从分配环节干预，短期内实现了分配公平。然而，这种整齐性、单一性纠偏行动往往忽视个体权益，进而导致个体经济激励缺失，生产创富活力渐衰，民众生活水平得不到长期保障，所谓分配公平也就沦为空谈。其次，《21世纪资本论》提出社会循环假说，希望统一规制社会成员的行为，使其极大程度上受到财政体系的约束，个人经济与生活水平深受国家政策影响。以全球累进资本税为例，通过国家财政政策直接削减顶层人群的资本，强迫民众无条件服从资本税的指令和要求，是国家对其成员的强权控制行为，个人经济行为极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税。作为投资者，个人投资的动机、时机以及投资规模都会受到资本税政策的干扰，这极有可能减少社会投资活动和扭曲跨期消费，妨碍经济发展;对于财富持有人而言，资产配置方式也将受到资本税的约束而有所调整，但社会闲置资金实则很难按照制度预想在经济活动中有效运作。因此，资本税是一种固化的、整体性的财税制度设计，社会成员创造财富、持有财富的个人选择都将因此受到严格约束和深刻影响。这种集体行动从表象上看似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实则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有损民众的经济利益，并非真正符合公平、民主的意涵。
承上所述，《21世纪资本论》过分强调国家能力，关注分配公平的价值判断，漠视了生产创富需要个体鼓励，其社会循环假说与资本税提议实质上是重国家干预轻市场秩序的表现。然而，在国家职能过度扩张的过程中，社会成员的个人权益受到侵害。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土地对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与国家统治非常重要，故主流思想家把土地管控、保障生产与社会稳定看作是国家重要职能。然而，土地自由流转后引起土地兼并，造成农民生活困窘离乱，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与社会价值观念不符，必定需要国家干预改善。国家抑兼并思想具体表现在国家通过赋税、借贷、土地制度以及直接参与经营活动等方式防止贫富不齐和为国理财。史实记载显示政策实施结果给社会成员生活造成了恶劣影响。古代中国统治集团将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使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优先级别高于个人，杜绝了个人行为自由，将之划归于国家全权控制生产资源、调节价格体系等集体行动中，严重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固有秩序。
综上可见，皮凯蒂理论与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都表现出明显的国家干预特色。差别在于政府涉足的方式和渠道不同，前者国家干预的方式是通过财政体系控制资本分配，而后者不局限于土地资源的分配，还拓展到工商业等生产领域。
(三)思想渊源比较：整体主义特色
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的尚公抑私思维特色，与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正统的大同理想不无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汉时期，大同理想从之前的多样性转变为单一性，这种固化的单一性、整体性思维方式在整个抑兼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中得到延续。《21世纪资本论》方法论特色与法国传统文化思潮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种影响可从书中导言提及的《人权宣言》探明究竟。该书开篇即引用《人权宣言》，强调人权的重要性，这里的人权基础其实可被解读为一种理想为所有公民构建单一的、没有差异的文化基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完全统一国家的治国理念。这种同质化理想贯穿于整个19世纪，其思想远祖可追溯到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主张公高于私，个人权利服从集体权力。
谈及社会不平等问题时，卢梭明确指出社会契约应保证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追求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同时，依然强调主权高于人权，认为主权者具有统一性，是公共的大我，公共利害大于个人利害的总和，公共福祉也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同时，社会成员受限于主权者的决定，反之，主权者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这些都显示出卢梭对国家主权的崇信，倾向公共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公共大我优先于个人小我的观念。在这种崇尚理性并对个人约束的情形下寻求平等，其实是在集体的大前提下谈平等，恰如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ri Clrel de Tocqueville)口中18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生成的第二股巨流欧洲大陆盛行的一种个人主义思潮，也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所批判的伪个人主义擅长以形式契约的方式将个人特定意志与其他人的意志统合于一个社会中，并且相信社会只有在个人理性设计和控制下才能求得发展，这种典型工程师态度的思想流派有着演变为集体主义的趋向。此外，卢梭曾经号召的财产累进税与皮凯蒂提出的全球累进资本税如出一辙，都期望通过国家财税政策统一削减过富群体的个人财产，以实现社会财富平衡。而累进税制正是一种不考虑个体差异的整齐划一式财税政策，扩展于整个税制，使得假冒的公正变为真正的专断，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 《21世纪资本论》强调普遍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诉求与卢梭站在公共权益的制高点抑制个人权益的价值取向是一脉相承的。综上所述，法、中两国的传统思潮中均有整体主义的特征，并且分别对《21世纪资本论》和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经前文分析可见，皮凯蒂与古代中国抑兼并思想家不谋而合的呈现出相似的思维模式、价值判断和政策导向，都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特征。这种通过国家干预分配环节，萎缩市场竞争活力与空间的做法，实质上是前古典经济学国家资本主义的回潮。《21世纪资本论》只是借助精巧的数学模型和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了皮凯蒂财富与收入分配理论，其政策主张却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没有挣脱前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藩篱，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返祖现象。因此，尽管引起一时热议，但皮凯蒂现象的理论生命力毕竟十分有限。
对于我国当前而言，要注意避免纯粹道德诉求下的国家盲目干预，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逐步建立经济效率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的机制。具体来说，第一，继续完善市场环境，一方面加强政府金融监管，疏导金融资本有序流入实体经济，维护投资者的正当收益，遏制金融资本在金融循环回路空转，打击投机行为;另一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混改的同时，拓展海外投资途径，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多健康的投资环境。第二，推进财政体系改革，谨慎开征遗产税和财产税以及税率设置。第三，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实现社会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互促的良性循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