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部分人寿保险公司对当年可以产生损益的短期险业务采取综合成本包干政策，这对基层机构树立正确的效益观，减少违规经营行为，增强风险管理意识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理论上讲，综合成本包干政策背离了保险费率厘定的精算原理，财务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有可能诱发不正当交易行为发生，不利于全额预算管理的推行，法人机构放松了自己的管控责任。为此，保险经营主体应树立理性的经营理念，保险监管机构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律体系，改革保险监管体制。 [关键词] 人身保险，短期业务，综合成本包干，经营理念，监管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次修订中对第92条“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调整，随着中间业务领域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产寿险公司均可经营的实施，短期险业务作为当年可以产生损益的保险产品，更是各家寿险公司业务竞争的重点。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同业竞争以及产险公司介入该领域后对业务发展所带来的冲击，部分寿险公司针对人身短期险业务出台了综合成本包干(捆绑)的费用政策，以期推动自身的短期险业务发展。对此，业内人士众说纷纭，有褒有贬，值得研究探讨。
一、综合成本包干制的基本情况
目前，寿险公司经营短期险业务的费用政策主要有两种，即全额预算制和综合成本包干制。前者由总公司按统一的会计模式编制费用预算，年度预算一经审定下发，其执行与考核需严格按规定运作，并强调预算与会计核算在科目和信息以及预算时间进度的一致性。全额预算制有利于公司事前对业务收支情况有一个充分、全面的了解，进而对公司的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但其滞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业务的及时开展。而综合成本包干制又称捆绑制，即对短期险业务的综合赔付率和费用率实行捆绑考核，而不再单纯地考核利润指标。目前，在湖南辖区内采取综合成本包干制的分公司有太平洋人寿、新华人寿、中国人寿、合众人寿等 5家，占湖南寿险分公司总数的42%。
在实际操作中，综合成本包干制先是由总公司根据不同的险种设定不同的捆绑率，对各级经营机构的可用费用进行逐月考核，如果综合赔付率大于捆绑率，说明该业务亏损，则从其它险种的财务可用费用中扣除。如太平洋人寿总公司对湖南分公司短期意外险(含一年期和极短期)的捆绑率为80%，个人短期健康险捆绑率为84%，团体短期健康险捆绑率为91%。各省级分公司在总公司下达的固定短期险费用比例的基础上，把费用再分解为预定赔付率、间接管理费用、直接销售费用三部分，并根据当地市场赔付率水平、主体经营状况及业务需要确定比例。其中预定赔付率用于短期险业务实际赔付的预留额度;间接管理费用用于保证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的费用需要;直接销售费用用于业务的市场拓展，主要包括调剂基金、手续费和业务员提奖等。一般而言，在执行费用包干政策过程中，总公司都会出台一系列相关的预算费用管理制度，如按要求提取充足的责任准备金，准确计算短期险的综合赔付率，并按权责发生制的核算原则准确预提各项当期应承担而未支付的费用等。
二、综合成本包干制的积极作用
(一)效益观有所增强
从业务管理的角度看，综合成本包干制无形中让保险从业人员的头脑中绷紧了“效益弦”，对遏制不良业务，保证公司永续稳健经营，提高公司服务品牌与综合竞争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赔付率和费用率捆绑考核，保险公司只有审慎核保，对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估并对每一险种进行合理定价，才能降低赔付率并增加可用费用额度，同时改变了以往给每一个险种一定的费用所导致业务人员以及经营者只片面追求保费规模而不关心费率风险的现象。不论是盈是亏，最后都要自己兜底，也就是说盈利归本单位和从业人员享有，亏损也要本单位和从业人员从其它费用渠道去填平。如太平洋人寿湖南分公司2006年短期意外险可用费用为3397.45万元，个体健康险的可用费用为532.59万元，而团体健康险的可用费用为-71.45万元，也就是说团体健康险业务不仅没有挣钱，而且需要从其他险种可用费用中贴费用。这样，经营单位和业务员在以后承保团体健康险时，就不得不考虑可用费用这一问题，要么不做，要么提高承保条件或加强理赔管理(见表3)。
(二)违规行为有所减少
对短期险业务实行综合成本包干制，在某些程度上可以减少“坐支坐扣保险费”、“编造虚假赔款”等套取费用的违规经营行为，从2006年现场检查的情况看，学平险、建工险等短期险业务领域违规问题主要有坐支保费、虚假发票套取现金，账外支付代理单位和个人高额手续费，以及向具有行政权利和职务便利的单位或个人支付回扣等，这些违规形式在实行综合成本包干制的公司中相对较少发现，而在没有实行包干制的公司中上述违规行为则较为突出，尤其是坐支保费和虚假发票套取现金现象比较普遍。究其原因是综合成本包干后，无论是违规或变相违规，支付多少都是自己的包干费用，无须多此一举。但没有实行综合成本包干制的公司就不同，一方面要应付非理性竞争，另一方面又不能突破年度费用预算，有的公司为抢夺业务，只好铤而走险。
(三)风险意识有所提升
如前所述，采用综合成本包干制的费用政策，对于风险较高的业务，经营管理者会主动考虑展业成本，并根据赔付情况适时调整险种结构或承保条件。各级保险经营主体必然加强本机构的预算费用管理，确保各项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及总费用支出不超过费用率控制标准，以实现年底收支平衡。例如新华人寿湘潭中心支公司于2005年8月25日，承保了文花枝(全国劳动模范)等26人次出省的旅游意外险，8月28日下午，该团所乘座的大巴因超速与一货车相撞，当场导致6人死亡(其中两人为当地导游，未投保)，22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故发生后，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共赔付68.8万元，远远超出此单40%的赔付率考核指标(总费用是80%包干)。因残疾鉴定需要6个月后进行，此事故中的另外20多万元放在2006年进行赔付，使2005年旅游意外险的赔付率在预定的40%赔付率范围之内，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但事故诱发的结果是2006年该单位不得不对所承保的同类业务进行重新核保，调整承保条件，以控制赔付率指标。
三、综合成本包干制的弊端
(一)背离了保险费率厘定的精算原理
众所周知，凡商品皆有价值，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保障性商品，其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保险费，也就是保险产品的市场价格。根据大数法则及收支相抵原则，保险费由纯保费与附加保费两部分构成，其中纯保费主要支付保险赔款，不含利润因素，而附加保费主要反映保险经营主体的营业费用及认可的合理利润。按保险精算原理，每份保单的保险费就是其价值的真实反映，也是经营机构偿付能力和合理利润的充分体现。从理论上讲，在综合成本包干制下，一方面是模糊了纯保费率与附加保费率的界定，在实际运作中用赔付率和费用率取而代之，经营主体的利润从两者之和与捆绑率的节余部分产生，背离了保险费率厘定的精算原理;另一方面，短意险的费率计算基础和准备金的提取原理与非寿险类似，都是通过严谨的精算得出的，而捆绑率的设定缺乏相应的经验数据和精算技术，更多的是建立在主观判断及近期假设的基础之上，其科学合理性还有待检验，一旦发生费用率超过附加费率以及出现异常赔付件时，就会危及保险经营主体的偿付能力。从经营实践来看，如确有较大利润空间，在新产品开发时，应合理降低价格，增加保障额度，以增强产品的吸引力，而不是一“包”了之，最终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此外，在我国保险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背景下，一些保险经营主体的业务发展模式仍以外延式扩张为主，许多经营者经营管理思路比较粗放，片面强调保费规模，内控管理不到位，实行综合成本包干制并不能完全杜绝坐支保费、保费收入不入账及拒赔、拖赔、惜赔等现象发生。
(二)财务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
实施综合成本费用包干政策的可用费用率都在40%左右，而随着规模的不断做大，优质业务的增加和整体赔付率的降低，可用费用率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可用费用额也将增加。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笔开支都要有真实的发票报账，都要符合会计准则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将40%-48%的可用费用从财务上套取出来，有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往往找大量的假油料发票、电话费发票、餐费发票、住宿费发票做账，经营数据失真，违背了财务的真实性原则，客观上助长了财务业务中的虚假行为，为可能产生商业贿赂提供了资金来源。
(三)有可能诱发不正当交易行为
综合成本包干制使经营单位有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竞争优势，达到排挤其它竞争对手的目的。其一，手续费支付可能蜕变为“商业贿赂”。由于实行赔付率和费用率捆绑考核，有的从业人员在展业过程中，自然会优先考虑历史赔付率较低的险种，以获得较大的可用费用空间，为高额支付手续费或支付回扣创造了客观条件，进而导致“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以学平险为例，包干政策都为80%-88%，预定赔付率为40%，可用费用率40%-48%，经营单位和业务员自由支配的空间较大。其二，经营单位往往借“费率市场化”之名行“降费”之实，并美其名曰“随行就市”。由于在该制度下，各险种之间的可用费用可进行调剂，从而为经营单位进行非理性竞争，以低于成本价格的费率销售保单的手段来获取别的业务提供了机会，但对未实行包干制的经营单位却有失公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正常的保险市场秩序，影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不利于全额预算管理的推行
部分保险经营主体采用的费用包干政策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经营，违背了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原则，与现代企业推行的全额预算管理相悖，这种费用管理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盛行，但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保险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保险业全面开放的需要。费用管理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到产品条款拟定的费率，而且要考虑到经营成本和费用，强调收支情况的真实性、有效性，费用包干政策则达不到上述要求。
(五)法人机构放松了自己的管控责任
在现行的经营管理体制下，保险公司总公司对其分支机构无论是在内控制度，还是在产品、费率上，均赋予严格的管理职责，实行综合成本包干制就意味着在短期业务发展上，只要分支机构不突破费用包干率，总公司就可以放任自流，仅以一个“包”字替代了其管理职责，至于分支机构是否合规经营，是否违法，是否搞不正当交易，总公司一概不管，这样总公司不仅放弃了自己对分支机构的管理职责，而且推翻了原先报备的条款和费率，也违背了寿险的精算规定，必将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给行业的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和损害。
四、相关建议和对策
(一)保险经营主体应树立理性的经营理念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以效益为主的考核机制。各经营主体要牢固树立“效益第一”的经营理念，正确处理好效益与规模的辩证关系，通过完善考核机制，引导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效益观，杜绝各种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其次，注重精算技术在保险费率厘定中的科学应用。各经营主体应按照保险精算原则，依靠详实的基础数据、缜密的精算技术，在充分保证赔付的基础上，加上合理的管理费用和利润来确定费率，并真正形成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价格机制。第三，加大产品服务创新力度。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各经营主体应摒弃各种非法竞争及低水平的价格竞争手段，转到注重提升非价格竞争因素的品质上来，并结合保险需求和自身实际，加大产品服务创新力度，积极培养核心竞争力。
(二)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律体系
我国自1995年颁布《保险法》以来，经过10年建设，初步建立了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保险法律体系，在规范保险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保险法律体系的发展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保险同业竞争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如关于代理手续费比例，《保险法》并未作规定，主要依据是财政部1999年1月13日公布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该制度第47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根据业务经营情况确定某一险种、某一条款或不同形式代理人代理手续费的支付标准，但代理手续费的支付总额不得突破实收保险费的8%”。而目前法学界和保险业界人士对8%的固定比例限制多持异议，认为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保险市场的通行做法。因此，在尽快完善现有《保险法》的基础上，形成以《保险法》为核心，以《保险法》实施细则和各种保险法规相配套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发挥保险法律的引导和保障作用，使保险监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改革保险监管体制
费率市场化是保险市场的大势所趋，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即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保险商品的价格。在费率市场化的初期，由于监管制度、手段和体系尚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监管机构难免会出现监管的困难和盲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管职能，导致监管有效性不足。因此，保险监管机构要从更高层面提高引领发展、防范风险的能力，就必须通过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和规则来强化监管，进一步确立以监管机构为主，其它相关机构为辅的多重监管体系，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和职责;从法律责任的高度来界定与保险经营主体市场行为相适应的内容和标准，重点监管潜在风险点;制定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手段和规则，严惩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建立良好的保险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促进保险市场的良性竞争。
此外，还应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沟通协调作用，由行业协会出台相关自律公约并严格执行，真正形成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经营主体三位一体的风险防范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