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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影子银行”，一个公认的定义是：向企业、居民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杆率等服务，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业银行核心功能的那些工具、结构、企业或市场。商业银行体系的核心功能无非两个：第一，创造货币，为经济提供流动性；第二，发放信贷，为经济创造信用。由于商业银行在担负这两个核心功能的同时，面临着内在的脆弱性和外在的严格监管，因此，“影子银行”对正规商业银行体系的替代既是金融体系自身发展、强化的过程，又反映了逃避管制乃是金融创新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我国，逃避管制的金融创新除了“影子银行”之外，还有“银行的影子”：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被统计为信贷的信用创造活动。无论是“影子银行”，还是“银行的影子”，都是要替代正规银行体系的两个核心功能。不过，从金融体系的结构演化看，“影子银行”是“直接融资”的自然延伸，反映了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银行的影子”则是“间接融资”的进一步演化，反映了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变化。
近些年，“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金融创新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金融体系已经从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简单金融体系演变为以银行为主导的复杂金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贷款在信用创造中的地位正在显著下降，“银行的影子”和“影子银行”的地位正在显著上升，而“银行的影子”依然是金融创新的主导。这种变化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M2/GDP 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更需要警惕这种上升背后的信用膨胀、高杠杆和系统性风险。
毫无疑问，与高的M2/GDP 隐含的通货膨胀压力相比，信用膨胀导致的总杠杆率的上升更加令人担心。次贷危机前的美国如是，依然陷入泥沼中的欧元区也如是。从2005 年到2009 年欧元区危机触发，“欧猪五国”的杠杆率都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这与德国杠杆率的下降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我国总体的杠杆率仅与危机前的德国接近，尚低于危机前的“欧猪五国”，但从历史比较看，我国的杠杆已经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贷款/资本形成在2009 年已达70%，远超亚洲金融危机前的52%。如果不考虑其中可能存在的统计误差，意味着2009 年的投资中，经济总体的自有资本金只有30%。同期，贷款/增加值在2009 年为35%，高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21%。
无论是“影子银行”，还是“银行的影子”，如果只是推高了经济总体的杠杆，而没有在经济中挖掘出新的生产力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危机。就此，不妨回顾一下马克思早期的论述（《资本论》第一卷第30 章）：“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信用将会收缩。”信用收缩的极致便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论》第一卷第30 章）：“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
我们认为，金融创新在任何时候都须以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基础，信用的扩张必须以实体经济再生产的持续扩大为前提。这就要求实体经济的体制改革应该先于以放松管制和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而对于实体经济的体制改革，其要旨又是去除经济中普遍的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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