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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在履行公职过程中，其精神状态直接影响行政管理工作所涉及的各个领域，进而影响工作大局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精神状态是幸福指数的具体体现。为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工作运行机制，推动法治政府的构建，从而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着重从行政管理工作运行机制的层面，分析公务员幸福指数的特点;分析当前影响公务员幸福指数的因素;以及探讨公务员幸福指数稳定增长的路径。
一、行政管理运行机制决定公务员幸福指数的特点公务员履行公职，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他们的心理感受如何直接影响着其履行公职时行使公共权力的主观状态与行为方式。而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又关系到国计民生大事。关顾这部分人的幸福指数，就是关顾整个社会及其他阶层的幸福指数。比如要是不通过公务员行使职权来促进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的实现，其他阶层就不可能有基本的幸福可言。公务员持久的为人民履行好职权的意志力又取决于公务员的心理感受与心理特征。而幸福指数又是主要通过人这个主体的心理感受与心理特征作载体的。在一般人眼中，似乎公务员比农民工、失业工人的幸福指数更高，可实际未必如此，不少公务员与农民工在某些方面的心理体验是一样的水平，甚至还更低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行政管理运作机制作用使然。在行政管理运作机制作用下，公务员幸福指数有以下特点。
第一，表面的物质财富增长带来较好的心理体验被行政管理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与压力大打折扣。你是公务员，你的行为就受到更多的注目，你就犹如站在屋顶上，从头到脚都是在人们的监视之下，并且所言所为都要代表一个好形象。你的职务越大，职级越高，所承受的责任就越大，所谓“高处不胜寒”，“繁扰奔忙，虽是锦衣玉食，亦是万状愁苦”。
就是指的像公务员们虽然比农民工、失业人员工资可能多几倍，但在精神感受上恐怕不如农民工。农民工物质上的贫乏是公务员们能够体会到的，但公务员们的精神压力却不未必是农民工们能够感受到的。这就造成错觉使人们觉得探讨公务员的幸福指数，而不探讨分析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是没道理的。
第二，行政管理运作特点使公务员追求幸福的范围与本质与一般民众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进而强调公务员的勤勉尽责，执政为民。当前来说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要求公务员的话，那么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降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发扬克已奉献精神才是一种追求幸福的基本境界。公务员在过去追求幸福的标准只定在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标准。即要一心为公，把个人安危与利益置之度外。而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如果对多数公务员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显得过高了一点，但公务员至少应该做到“遵纪守法、淡泊名利，在满足本人及家人基本的生活需要下，集中精力做好为人民谋福利的工作。”公务员追求幸福的本质更多是在精神层面上展开的，正是精神层面的这个本质要求，使社会对公务员的评价标准也是偏重于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
第三，衡量公务员幸福指数的标准过多地依赖于组织或领导的评价与考核。也就是说衡量公务员幸福感高低的标准，其中一条就是看公务员是否人尽其才，量才为用。假如有一个较公正客观的工作评价标准，公务员就会有成就感，并从成就感中获得较好的心理体验。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完成了某项任务，收成如何是比较确定的(自然灾害除外)，而公务员工作做得好坏，虽然有各种衡量的标准，但问题不是本人作出评价，而是通过上级组织或领导作出评价，这里面多了一个中介，就存在着不确定因素，领导高兴，兴致勃勃心情好时，做得不够好也可能获得较好的评价。这种不确定因素影响着公务员的心理体验。
第四，公务员的幸福指数受自身实施行政行为后续效应的影响程度大。公务员在从事行政管理领域的工作涉及面相当广泛，虽是代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行使行政权，但有时因为民众的认识水平的滞后和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关系，总存在行政相对人不理解，不支持的现象，这时就可能产生实施行政行为后不好的后续效应，特别是对于那些处在一线的执法人员来说，这种不好的后续效应更是大量存在。即使你始终一身正气，秉公办事。有时也会因为民众的误解而产生不好的后续效应。
第五，公务员的幸福指数受政策影响比其他阶层要大得多。这是由行政管理过程中，公务员作为政府决策及其他改革措施实施的主要推动者，理所当然应该身体力行，应当在执行党与政府的方针政策上起模范带头作用。这对公务员幸福感的多少与得失所造成的影响是直接的，有时往往是“得也萧何，失也萧何。”公务员与其他阶层人士在许多方面是有共同的心理体验的，而都把能满足自己和家人基本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料作为幸福指数的一个主要指标。在这个问题上，为配合政府实施的财税杠杆政策，如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应主动上报个人所得税，这都必须带头执行，另外对现行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也要带头执行，在执行这些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给某些公务员带来困难，而非公务员比如像私人企业老板，他们的收入就没有公务员的收入那么透明，公务员以外的阶层更容易偷税漏税(这里决没有赞成偷税漏税的意思)，而是说明公务员的心理体验受政策的左右甚大，因为他们是政策的推动者，又是政策的带头执行者。
第六，公务员的幸福指数过多地押在健康水平上。身体健康是各个阶层的人们达到幸福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离开了生命的延续，那些构成幸福的要素也消失殆尽。行政管理运作机制决定了公务员在承担后代及家人的抚养或赡养的责任上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有所不同。公务员应该是两袖清风的，不允许有任何谋私利行为的。按照廉洁自律、争做人民的公仆的公务员良好风范的要求，公务员维系其本人及家人的基本生活与发展资料只能靠公务员工资(公务员法也规定不能经商办企业的)。即使某些公务员办了一些实体，但也是很微不足道的。所以只能靠工资为生的公务员，当其生命结束时，其工资便没有了，便不能给家人及子女留下什么财产。
不像私人企业的经理或老板，突然有个三长两短，留下可观的遗产，至于农民，虽然也谈不上什么积蓄，但一旦遇有不测，还有土地或山林的使用权可留与家人或子女。这就使得公务员对保重身体、确保身体康泰看得很重要。他们把健康看成是维系幸福的根本，这些认识应该是很强烈的。
二、对当前影响公务员幸福指数的因素分析虽然说幸福是心理体验的东西，似乎总是表现在人们的观念或意识中，但它总是通过物质、健康等外在实体东西表现出来。第一，在个人价值实现方面存在彷徨、迷惑，使公务员经常感到一种无所适从，总是存在得失相伴的郁闷情绪。这种情绪反过来又影响了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追求，使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公务员在个人价值实现方面不同的心理体验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这差异表现在不同的家庭背景、职业层次、学历水平、努力程度等方面。但在个人的价值追求方面也有共性的心理体验。即公务员们绝大多数都希望能大有作为。然而现实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公务员能够跨入公务员队伍已经很不容易，而进入公务员队伍也不是高枕无忧了。
奋斗目标就在于职位上提升，当身边各方面情况跟自己差不多甚至不如自己的同事都升职了，自己还在原地踏步，苦闷情绪便油然而生，流露出来便导致恶性循环:即某个公务员越是心理状态不好，就越做不好工作，经常做不好工作，那么领导就会有看法，并把他看作是单位里可有可无的角色。这种郁闷情绪是其他阶层如农民工，或下岗工人难于体会的，殊不知他们的心理一样有不如意地方。公务员这种郁闷情绪会使公务员难于集中心思去做好行政管理工作，为了寻求平衡点，他们就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谋求有利于人生价值实现的东西。
第二，公务员在与行政相对人相比较中，从收入到荣誉等方面似乎总有较大差距，在不平衡感甚为剧烈时，公务员的意志便受到动摇。我国经济体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政策或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进，使少数人钻了政策空子，其财富迅速膨胀起来，成为某地致富的带头人，这些独富一方的代表靠经济上的突出地位能够接触一个地方的领导，有时其影响作用不是一般公务员能够达到的，他们在财富上已达到不是一般公务员能够有的水平，其他比如衣食住行方面的水平都远远超过一般公务员，这使公务员产生巨大的心理失衡。
这种状况对乡县两级的公务员来讲更为普通。对多数公务员来说，一流的工作需要有一流的待遇。这些公务员在经常没面子以及生活还经常捉襟见肘的状态下工作，其为公共事业行使好公共权力的信心与决心就受到动摇，其意志也受到挫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