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资产作为会计六大要素之首在会计核算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之相应的资产减值会计在企业调解利润、进行盈余管理方面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因而也具有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复杂化，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地加剧，资产减值准备问题逐渐受到会计界各人士的重视。
关于上市公司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动机的研究国内外会计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价值毁损观和盈余管理观。价值毁损观认为上市公司管理层确认资产减值是基于企业资产价值的降低而不是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普遍沦为了盈余管理工具，而是体现出了经济因素对企业资产价值的真实影响（王跃唐，2004）。盈余管理观认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会计准则的可选择性，选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资产减值会计政策，使得公司盈余管理向管理层期望的方向变动。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支持盈余管理观，如苏丹宁（2007）、赵敏、甄颖（2008）。
二、 价值毁损观下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
王跃堂，周雪和张莉（2005）检验了2001和2002年A股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和未来经营业绩变化之间的关系，从理论的层次剖析了上市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的行为和经济后果，认为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是把双刃剑。文章检验了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行为到底是盈余管理的信号还是公允价值的正当运用。简单统计2001年会计改革后上市的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的情况，结果显示，在新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大约有63%的上市公司确认了资产减值损失，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减值真实的反映了长期资产未来收益的下降，并未演化为盈余管理的工具。
丁方飞在（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从2001-2006所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分析，认为盈余管理工具论观点下，人们普遍预期我国上市公司会在2006年将原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但在上市公司整体层面上还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同时发现资产减值计提被沦为盈余管理工具手段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具有较强盈余管理动机的特定公司而展开的，从整体上得出资产减值计提普遍沦为盈余管理手段的结论是不够严谨的推断。
三、 盈余管理观下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
于海燕，李增泉（2001）采用1999年年报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应发现无论是当期扭亏转赢的公司，还是亏损的公司，都有使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嫌疑。
黄世忠在（2002）以信号发送作为其理论基础，通过比较几个中美相关案例，发现：①巨额冲销可能说明上市公司以前年度或当年存在着严重的报表粉饰行为；②巨额的坏账准备可能意味着上市公司过去的收入确认不稳健，甚至存在虚假的收入，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企业内外勾结，逃废债务。
袁琳、赵建军（2004）选取了2002年12月31日的A股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并不大，资产质量较佳，在本年度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资产贬值；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公司利用会计估计调节利润的意图比较明显；其中ST类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在本期进行了大清洗。
戴明德、毛新述、邓璠（2005）以2001-2003年的亏损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的两个影响因素即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亏损公司八大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总计提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进而找到了亏损公司存在大清洗行为的经验数据。
赵春光（2006）研究发现：资产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着通过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进行盈余管理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亏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进行大清洗；同时发现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也存在动机通过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
于李胜（2007）选取了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其研究样本发现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比例与大清洗、平滑利润等盈余管理因素是显著正相关的。
罗进辉、万迪昉、李超等（201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规避和迎合新会计准则体系规定的动机下具有对资产减值准备结构进行合规调整以实现盈余管理目的的明显偏好；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和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行为中都存在扭亏为盈、平滑利润、避免亏损、大清洗等盈余管理动机。
四、 评价与展望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关于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多侧重于检验影响上市公司确认减值和减值转回行为的动机，主要从盈余管理、信息含量的角度研究资产减值的计提是否能反映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或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追溯调整是否是管理层操纵盈余的手段。
回顾过去，立足现状，展望未来，对我国资产减值准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大趋势：（1）资产减值所依赖的公允价值对于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2）大量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可用以操控盈余管理手段繁多，公司治理结构对资产减值行为影响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效率有效性的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更加及时和规范，资产减值的市场反应研究将非常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