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CSR/社会责任性质/法律规制 内容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超脱狭隘的股东至上主义，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个人本位的修正和补充，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关注的是企业对社会利益的增进和维护，社会本位应当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对于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的行为和义务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现，但仍然可以通过道德色彩浓厚的软法来对其进行规制。在坚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原则下，应建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自律机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他律机制。 经过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制度已经日趋成熟；而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相对薄弱，有关立法不够完善，人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淡薄，企业违反社会责任的事情频频发生，近年来所发生的小煤窑事件、稍油水事件、吉林石化工厂爆炸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苏丹红、转基因以及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乳制品行业的三鹿事件等等，使人们开始警醒，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企业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正在给社会环境、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带来越来越多地侵害，这些现象更严重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企业在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增进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这已经是摆在了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分析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自奥利佛·谢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来，企业一直被视为不仅具有经济和法律的义务，而且还要承担超出这些义务之外对社会的责任。但面对传统企业理论的批判，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支持者们显然也意识到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于是竭力揭示其应有之义。而事实上，对本身具有模糊性的概念从内涵角度进行界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即便是对该理论推崇备至的学者们也难以对其概念达成共识。 早在1953年美国学者伯文（H Bowen）就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对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美国学者JosephM c Guire后来明确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指企业不仅负有经济的与法律的义务，而且对社会负有超越这些义务的其他责任。布鲁梅尔等学者则认为，应该在“企业责任”这一属概念之下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其将企业责任划分为四种：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企业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学者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基本区别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一定如企业法律责任那样直接规定于法律之中。 可见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责任的范畴理解也不尽相同。为避免概念界定所引起的歧义，部分学者则从外延角度对CSR进行表述，较为典型的是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的做法，其列举了为数众多的（达58种）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并要求企业付诸实施。这些行为涉及10个方面的领域，分别是：（1）经济增长与效率；（2）教育；（3）用工与培训；（4）公民权与机会均等；（5）城市改建与开发；（6）污染防治；（7）资源保护与再生；（8）文化与艺术；（9）医疗与服务；（10）对政府的支持。这些行为又可区分为两类：其一，纯自愿的行为，由企业主动实施；其二，非自愿的行为，政府极力引导或者法律、法规强制落实。 对企业社会责任最为广泛引用的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做出的一种持续承诺，按照道德规范经营，在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同时，既改善员工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又帮助实现所处社区甚至社会的整体生活质量的改善。 中国学者对CSR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卢代富的观点，他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而史际春等学者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在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企业的客观要求，表现为社会对企业的期待，是企业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守法、做好企业本身和对社会的道义承担。”显然后者对CSR范畴的理解要宽泛得多。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写入法律，是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的一个重大举措，然而《公司法》仅在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出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用语或概念。但这种规定仅仅是法律对企业的道德号召。因为除了《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为公司规定的法律义务外，该第5条并不为公司增加任何具体的法律义务。同样，立法者也无法对其所提出的社会责任作出明确的解释。 在2006年中国企业发布的首个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中，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其显然把企业所有者（股东）纳入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将企业对所有者的责任也包括在企业社会责任之内。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5月14日所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上市公司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促进公司关注自身及全体股东经济利益的同时，“充分关注包括公司员工、债权人、客户、消费者及社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上市公司应增强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重视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社会、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非商业贡献。公司应自觉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将自身发展与社会全面均衡发展相结合，努力超越自我商业目标”。其显然又是将企业对所有者的责任排除在了企业社会责任之外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范围的理解并不一致。有着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一般包括了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等；而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仅指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总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概念，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难以形成统一的界定。不过从社会责任的发展过程来看，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超脱狭隘的“股东至上主义”，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个人本位”的修正和补充，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关注的是企业对社会利益的增进和维护，社会本位应当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 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性质的责任，是否法律责任，学术界同样也有较大的争议。有的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除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之外的第三种责任。也有的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基于一定的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企业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是企业在遵守法律要求而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所应担负的道德上的义务。还有的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内含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其中法律责任是前提，在责任体系中占据最高的位阶，经济责任是基础、道德责任是补充。而实际上，对一个模糊性的概念进行性质上的分析基本上是无法做到的。但从世界各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对CSR规范的内容上来看，应当说其既包涵了法律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又体现出对企业从社会本位角度提出的更高价值期待。 有的学者正是从这种角度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分成两类：绝对社会责任和相对社会责任。绝对社会责任是企业从事经营或管理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底线，是其最低的义务要求。就企业担负的绝对社会责任来看，主要是指企业对人的责任，如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等；相对社会责任是一种有条件的责任形式，是一种不具有必然性要求的责任形式，如社会公益活动、企业精神、现代企业文化，等等。从这两者的区别可以看出，对企业绝对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应注重制裁与惩罚，是一种命令式的规制；而对相对社会责任的规制则注重宣示与评价，是一种教育与引导的规制。毕竟相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一种自愿责任，对它们进行规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法律作为推动力量，作为行为的指引和基准，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确立理想的行为模式。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企业首先是做得好，然后是做好事”。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管对CSR采用广义还是狭义的界定，CSR都不能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或者说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惩罚性色彩，法律不能强制社会成员必须做好事，所以CSR更加侧重体现的是企业对社会伦理期望的回应，承担的不过是一个良好“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福利的本份，反映了企业追求长远发展以及与社会和谐的价值回归。因此，CS很大成分上超越了法律的规范，应当属于社会自治或社会性规制的范畴。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中，指的主要是道德义务或道德领域的角色责任，这是无法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现的。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如果从广义角度去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么绝对社会责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和要求已经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进行了强制性规范。多数学者认为，SA8000是“苛刻的劳工标准”，其实在中国《劳动法》中都有相应规定。作为法律义务，既包括企业在个别劳动关系中保障劳动者的报酬、劳动时间、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作为义务，也包括在集体劳动关系中不得妨碍劳动者行使团结权、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等方面的不作为义务。对此，我们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如何对企业行为进行强制化法律规范以保证企业在法律范围内履行社会责任。而困扰学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于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对社会责任），法律能否进行规制以及如何进行规制？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和期望所做出的更高程度的伦理、道德层次的回应，无法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现。 但是企业社会责任不具有法的强制力并不等于不能通过法来对其进行规制。企业的“相对社会责任”虽然多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和自愿行为，但它并非仅属于伦理评判和道德教化的范畴。如果失去法律的推动力量，这种自愿的行为也就失去了足够的动力；如果没有法律作为行为指引和基准，就难以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确立理想的行为模式。而道德的法律化也正是法治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从法律的产生过程来看，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均是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努力反映道德基本要求。正如哈特所言，“每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处处表明公认的社会道德和广泛的道德理想二者的影响。这些影响或者是通过立法突然地和公开地进入法律，或者是通过司法程序悄悄地进入法律”[11]。 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历程，就是道德入法的一个最好的明证。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最初是在劳工运动、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高涨的背景之下，由各种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推动的，许多跨国公司也纷纷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守则。然而，社会责任运动并未停留在市场的自律阶段，而是继而引发了社会责任的立法热潮，不仅有国际法方面的立法，如各种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组织订立的宣言、守则，而且各国国内的社会责任立法也此起彼伏，发达国家相继在其公司立法中加入了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性的条款。例如，1937年德国《股份公司法》，英国1980年《公司法》，以及美国一些州的公司立法均增加了有关公司管理者应当对股东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包括公司员工、债权人、顾客、甚至一般社区民众等）负责的条款（Other Constituency Statutes）。这种社会责任条款本身无法用以在具体案例中作为判断合法或不法的依据，它仅是一种软法。虽然其多为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倡导、鼓励性规范，并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但其以社会的价值、期望为号召力唤醒企业内在的自发与自律，同样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制约和影响。例如，许多跨国公司都开始对其全球供应商和承包商实施社会责任评估和审核，只有通过审核和评估，才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些经济的制裁、市场的压力可能远比法律的强制力对企业的行为更具有约束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坚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价值原则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付出或者成本的增加，这对于股东利益，尤其是短期利益无疑是一种损失。但从长远利益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股东利润最大化是统一的。因为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竖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商誉，这是企业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12]。这种“社会资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绝不亚于企业有形资本的投资。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应考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二元结合，即“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原则。 从各国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遍的做法是逐步放弃了股东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的唯一目标的理念，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可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企业目标的理念经历了股东至上到股东与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并重的转变，这无疑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 （二）建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自律机制 法律应当使企业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确立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目标，并使这种价值目标深植于企业的结构与实践之中，使企业对利益的追寻同样在责任的框架内进行，减少企业与管理者的短期利益激励，增强长期利益激励，使其自我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使股东利益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相一致，从而引发和促使企业的自律行为。这种自律机制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完善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实现的。可以说，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均衡契约相关者利益的一种控制机制，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基础性自律机制。由于这种自律机制的存在，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去关注、了解、遵守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诸如，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安全生产、消防、职业卫生、工人权利、以及工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定，主动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身社会责任管理的现状进行调查和评价，强化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以在社会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应注重强化职工、债权人、消费者、环境保护者、社区等利益相关人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制度；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审计、审核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使那些重视企业声誉和形象的企业更能严格自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2006年9月25日所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14日所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中，也要求上市公司建立社会责任制度，定期检查和评价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三）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他律机制 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实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手段。首先，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上，政府可以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运用税率、利率和价格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第二，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除了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外，政府的非强制性奖惩制度也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如政府可通过评比“消费者质量信得过单位”、“质量免检产品”、“劳动者权益保障先进单位”等活动对企业加以指导，将入选企业定期予以公示并给予税收优惠；对注重改善员工工作和生活条件、保护环境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不履行基本守法责任的企业拒绝给予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等等。对此，某些政府与部门的做法值得推广。如深圳通过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来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帮助企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以提升国际竞争力[13]。商务部也推出了若干举措，如在六类资源型产品出口配额招标时引入了企业社会责任审查程序，如果一家企业没有为职工按时足额交纳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等各项社会保险，或没有达到国家的环保标准，或存在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则该企业就不具备投标资格。 第三，逐步建立企业诚信评价制度。要加快信用立法，逐步建立健全企业诚信评价制度。建立专门的诚信评价机构，围绕企业经营活动信用记录、经营行为信用、社会贡献信用、社会形象信用、企业管理信用等最能全面反映企业践行诚信状况的指标，建立能全面反映企业诚信状况的企业诚信评价制度。 第四，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社会责任标准认证，主要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和审核机构，从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给予客观的评估和审核，并定期公布评估结果，使之成为权威的参考依据。现有的民间组织主要有社会责任国际（SA I）、公平劳工协会（FLA）、服装厂行为标准组织（W RA PP）、贸易行为标准组织（ET I）和工人权利联合会（W RC）等，这些组织都先后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标准，其中SA8000是比较成熟的认证标准。SA8000是SAI于1997年创立，并于2001年修订发布的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包括对企业禁止使用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基本要素要求。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国际化、标准化、全面化，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标准是以发达国家的立场和眼光来制定的，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标准常常是难以达到的，经济全球化又要求国际统一的认证标准，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认证标准成了发达国家制约甚至制裁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手段。同时社会责任认证的商业化也会带来腐败等负面效应。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是社会道德和社会正义实现的一种途径，这对我国当前形势下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政府所要做的应当是尽力推动企业积极履行有关社会责任标准，从而使中国企业跟上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提高也是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福祉。 最后，应当在政府的引导下，充分发挥消费者权益运动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机制，构建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环境。 注释: 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 马力，齐善鸿.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评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42. 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71，71，96. 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9-51，48，48. 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 王玲.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性质、特征和内容[J].法学家，2006，（1）：136-142. 刘继峰，吕家毅.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扩展与协调[J].法学评论，2004，（5）：143-147. 杜中臣.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方式[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5）：39-46. 李义平.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无限扩张[EB/OL].h ttp：//th eory.pe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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