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一个新兴的国际法的概念。笔者拟从国际强行法的含义出发，通过探寻其与主权、人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关系，揭示出国际强行法深刻的内涵。 【论文关键词】强行法 主权 人权 全人类共同利益 一、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什么？ 强行法本来是国内法的概念，它与任意法相对应，指必须绝对遵守和执行的法律规范。因此，强行法又往往被称之为“绝对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首次正式使用了强行法这一概念：“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国际体系认定和采纳的基本价值的体现，并不来源于国家的实践或习惯，也不取决于是否取得所有国家的同意。任何单个国家“孤立的”反对，并不能当然构成对强行法的否定。 认定某一特定的规范是否具有强行法的性质，取决于该规范是否获得各国普遍的承认，即“得到国际社会所有实质部分的承认”。在2001年出台的《国家责任条款》中，国际法委会工作组在评注（ commentary）中列举了7项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构成违反强行法的行为。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的“强制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强行法具有普遍的拘束力。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国际社会全体接受的法，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并不因为这个国家是否接受或承认而有所减损；其次，国际法主体不得以条约、协议或默许等方式来排除强行法的适用；最后，强行法只能被新的强行法规范后替代，不能由国家之间的协议予以更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四条规定了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律（绝对法）之产生，“遇有新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成为无效而终止。” 正是由于其特有的“强制性”特点，强行法规范对国际法的诸多旧有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国际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强行法规范与主权。 主权是国际关系中一个较难界定的概念。现代国家的主权论是以民族国家出现和中央集权君主制诞生为前提的。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主权论的鼻祖，让·博丹（ Jean Bodin）以绝对君主制为中心创创制出最初的主权理论———“共和国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但是，关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主权是否也要受到某种限制这一难题，直到霍布斯那里，才真正得以解决。在霍布斯看来，君主的主权是绝对的和毫无限制的。 主权随着国际社会的巨变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从国际联盟成立的正当性到国际法院判决的效力问题，国际法与主权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中。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对既有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有限制”的要求。 1. 强行法的概念大大减损了国家自治原则。自治权是一国依据主权而享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一方面，国家对内的自治权不再是绝对的毫无约束的。“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等对人权严重侵犯的行为被认定属于强行法管辖的范畴。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受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南非的种族隔离被国际社会认定为非法。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交往行为受到强行法的约束。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作为国际强行法的内容，限制国家在自卫与国际组织批准的集体制裁之外实施武力行为。1949年6月，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各国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国际法以及各国主权应服从国际法的原则处理与他国之间的关系”。主权在国际社会中应当受到限制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2. 强行法是国际法国家同意原则的例外。强行法的效力及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因其地域、政治、宗教、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上个世纪30年代，法学家乔治·W·基顿（GeorgeW. Keeton）曾经发现，“在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准则对立时，即使主权受到限制，主权国家也能够撤回对限制的同意，就如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从联盟中撤出一样。” 但在面对强行法时，这种撤回将不再可行。 三、强行法规范与人权。 1945年，在盟军刚刚战胜希特勒，进行纽伦堡审判和制定《联合国宪章》时，国际法上的“人权”还是一个新名词。不过，“人权”这一概念在国际法上一经出现，便与强行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是保护“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促成了强行法概念的兴起。以1945年《联合国宪章》为起点，人的价值真正进入到国际法的价值体系。 1948年，为了铭记大屠杀的惨痛经历而制定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首次将人的价值置于国家价值之上，至少在一个方面确定了一国如何对待自己人民是国际法上一个具有合法性的适当主题。 1. 保护基本人权是维持人的尊严的最底线的道德。法国著名的哲学家马里旦曾经断言：“人是个人（ individual）和人（ person）的统一体，个人源自物质，人则来自于精神，任何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于尊重人的尊严。”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保护基本人权即是维护人的尊严。在国际法上用强行法规范对人权进行保护，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 2. 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相比较处于弱势地位，人权保护的压力不容忽视。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个人价值总是脆弱而渺小的。随着国际道德的警醒和习惯人权规范的出现，对人权的重视与保护逐渐成国国际社会的共识。之后出现的强行法是对国际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最高规格的保护。这是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不断博弈所取得的成就。 四、强行法规范与全人类共同利益。 核大战爆发的危险、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恐怖主义的猖獗，无一不侵蚀着全人类共同的利益。面对这些重要的国际议题，在国际法上仅有少量的“软法”来对此加以调整显然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国际强行法应当尽快的进入这些影响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领域，为全人类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五、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国际宪政”的铺路石。 国家价值、个人价值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三者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则是维持这三者之间平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强行法在国际法上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但其揭示了国际法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早在上个世纪，英国学者休·多尔顿（Hugh Dalton）就曾经预言：“国家神话必须消失，传统刚性形式的国家主权必须逐渐衰减。”在今天，这一趋势得到了印正，成为了现实。并且，随着国际社会“新宪政主义”的出现，国家主权必将受到更进一步的约束。目前，联合国仅仅只是简单的国家的集合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当然，也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宪法。但是，作为全人类共同生活的国际社会，应该有、并且也必须有保护个人价值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宪政价值。日本学者筱田英朗在其书中写道：“缺乏强制性中心权威的国际宪政必然需要一致认同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国际强行法，这一新兴的国际法理念，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 [ 2 ] [英]苏珊·马克斯著《宪政之谜———国际法、民主和意识形态批判》，方志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译出。 [ 3 ]邱冬梅：《论国际强行法的演进》，《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12版。 [ 4 ]张乃根：《试析〈国家责任条款〉的国际不法行为》，《法学家》，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