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分配正义是法治进步的显著标志，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分配正义事关国家兴衰和社会稳定，是举足轻重的头等大事。然而，现实中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最终落实在初次分配的环节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平现象。因此，实务领域非常有必要通过再次分配环节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纠偏。而再次分配过程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理所应当通过法律对利益主体进行权利义务的权衡分配。
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原则，是指经济法在对社会资源、利益和权利进行再分配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并贯穿于再次分配过程始终的制度和规范，是指导再次分配过程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经济法的宗旨在于实现社会分配过程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发展过程的和谐稳定。从这个角度出发，经济法的立法原则包含如下内容:
一、实质正义原则
经济法作为法律调整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法律产物，一直都以追求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性正义为根本的目标和出发点。经济法是在批判的继承和发展民法的形式正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实质正义的观点和立场，而这恰好与实质正义所倡导的差别对待原则相映生辉，遥相呼应。由此，实质正义也就逐渐演变为经济法的精神内涵和灵魂。作为实质正义的一种外化形式，经济法理所应当将实质正义作为其首要和原初的基本原则。
首先，宏观调控法的目标在于发挥国家的整体性宏观调控作用，通过法律权利义务的形式对市场主体进行合法性和合规性的导向和指引，避免纯粹市场经济原发性的自目和滞后，克服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给经济发展过程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经济行为的效率和公平正义。其次，反垄断法的目标在于市场经济过程中，个别居心叵测的投机者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给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最终损害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秩序。
二、社会整体利益原则
从经济法角度来看，社会整体利益是从个人利益中剥离出来的抽象概念，它集中反映了人们的理性共识。每个人的私心和私欲导致这个社会无法通过个体行为达成社会整理利益的理性共识。因此，一个带有权威性的全局操控者和整合者便顺理成章的成为社会公众期待的重要角色。考虑到这个全局操控者和整合者的各方面特性，政府部门应当是最合适不过的备用人选。只有政府才能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划分，重新整合社会利益的分配布局，使其更加趋向于合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政府的角色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行为成为市场经济的全局操控者和整合者，在政府的干预下社会的各个利益阶层通过民主协商机制进行博弈，最终实现群体势力的逐渐均衡稳定。可见，经济法调整视阈是社会初次分配过程中的公平瑕疵和利益失衡。经济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各阶层的合法利益，避免社会中各类矛盾激化，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在二次分配过程中坚持整体利益原则，是经济法区别与其他法律的显著标志。经济法对分配关系的调节，即着眼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又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利益考虑，真正做到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结构，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利益。
三、有限调节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分配不仅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稳定，而且对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调节和协调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国家政府，充分运用宏观调控和法律机制，来实现控制和调节再分配的目的。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满足再分配关系的调整需求，又包括经济法调整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法在再分配的调整过程中，既面临着基于政府有限理性的主观能力局限的问题，也存在受到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再分配的客观范围限制的情况。宏观上来讲，经济法对再分配范围的界定是有限的，它主要针对市场不能有效调节但又对国民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领域进行调整，而没有必要对再分配的各个环节都进行监督、管理和调整。从微观的层面反观经济法的有效调节原则，经济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国家的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是其应有之意。但是，国家行使其再分配过程的调节权力时必须严格的依法依规办事，不得越权滥权。在具体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时，国家必须保证社会整体利益调节和分配的均衡。当然，人们不能将经济法神化，认为经济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普度众生的灵丹妙药。经济法在调节社会经济行为过程中，难免存在力所不及的自点和局限性，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政府的有限理性及其自身在不同阶段的利益倾向性。因此，这就决定了经济法的强制性分配在分配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非强制性分配的作用范围则显得极其有限。
四、结语
经济法是能够调节国家经济职能的法律，也是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但再分配功能的发挥却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法。比如，劳动法、行政法、环境法、社会保障法等，都具有利益再分配功能，都属于再分配法的范畴。但经济法和它们相比，在对初次分配的矫正上，在追求经济整体效益的目标上，在坚持社会经济整体公平的原则上，都更加突出，也更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当今中国，经济法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它可以用税收法来调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用财政法来调整日常行政经费开支和经济建设投资及公共服务支出之间的比重来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用反垄断法来解决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问题。可见，中国所面对的诸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发挥其再分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