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被害人“第二次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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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逃脱法网的启示

杨涛

前几天，为审美国NBA球星的科比，陪审团的遴选工作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但形势很快出人意外地急转而下，《新京报》9月3日报道，本案的主审法官特里•拉克里戈尔突然宣布，由于女原告不愿在正式庭审阶段出庭作证，性侵犯证据不足，科比的强奸案已经被取消。
消息一出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金钱的魅力”让科比能聘请最好的律师，能给原告施加最大的压力，从而让其逃脱法网，我并不想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的是引发女原告撤诉的直接起因是一份对女原告合法权益“极端有害”的文件被法院工作人员“不小心”传到各大媒体的手中，科比的律师团也公布了她的名字，而媒体也进行了大肆宣扬，这些都对女原告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甚至因此受到死亡威胁，而这些精神上的伤害和难以承受的压力，她最终决定不再出庭作证。法庭的失误和媒体的“逐猎”行为最终成全了科比逃脱法网。
大多数的被害人相对于被告人来说，都是社会的弱者，他们受到被告人的侵害已经是不得已的事情，因而，在对被告人的审理中，无论是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媒体都要遵守为被害人隐私保密的底线，避免被害人因为在案件的审理中隐私被透露而受到来自被告的威胁和公众的歧视，遭受“第二次被害”。防止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不仅保护了被害人的人权，也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避免被告人逃脱法网。这就要求司法人员不仅要把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作为主要目标，也要把在诉讼进程中周全地对被害人进行保护作为一个目标；媒体在进行案件报道时，不仅是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负有要对被害人的隐私保密的义务。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是法治发达的国度，科比案出现这种“戏剧性”的结局，无疑给他们的司法和社会制度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如果科比案发生在中国，科比恐怕不能因为被害人的撤诉而逃脱法网。因为，在我国强奸案是公诉案件，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以被害人的意愿为转移。但是，在对案件的诉讼中，司法机关和媒体对于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 恐怕不在美国之下。在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司法机关把被害人只是当作为保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工具，而不注重对被害人的心理感受及隐私的保密，被害人因为司法不当行为遭受“第二次被害”的现象时有耳闻。媒体在向市场化迈进过程中，进行舆论监督的成效是有目共睹，越来越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市场化运作下的媒体，其逐利性决定了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进行正当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它可能为“吸引眼球”不惜做出侵权之举，近年来媒体在案件报道中涉嫌侵权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有些是媒体的行为直接产生，一些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扩大。
在案件的诉讼中，注重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避免来自司法和媒体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第二次被害”，也许是科比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