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学论文：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
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频繁地发生，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使社会动荡、人口减少，经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合理、合乎人道的政治经济体制，它虽迫使新生政治势力对生产关系做出部分调整，但不久以后体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难也便再一次进入循环。本文无意全面说明农民起义的性质并对之作出辨证的评价，只是单就农民起义的负面意义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力求从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的统一的角度去看待农民起义，提供一个不同于正统历史教科书的理解农民起义问题的视角。
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支支充满反叛精神的义旗插上了古堡的城头，然而，正如梁山水泊忠义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开始飘扬，忠义堂内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级森严一样，起义军城头的黄旗刚刚插定，城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早已布置完毕。金字塔的等级体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丝毫没有损伤。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就处于极为稳定的状态，儒家思想、君主专制与小农经济构成稳固的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三者血肉相连，形成一个坚硬的板块，永远无法自我更新、突破。
农民是这一体制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往往是一个旧王朝的终结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王朝的起始点。农民起义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他们自身所无法突破的体制，即在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这一牢不可破的体制中，作为小农经济的经营者与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们无法认识到专制政治正是其苦难的根源，更无法突破这一体制。农民起义是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模式中，利益受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的始终是农民阶级，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一场可歌可泣的故事，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有元曲悲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之苦，苦于体制而非苦于王朝，而同时，百姓本身却正是这种体制的构成基础!他们所希望的拥有土地，实现原始的平等，也仅仅是希望权力不要过多地干预生产，让他们太平地过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小农生活而已。农民起义的目的，便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维护那样的制度。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心理，使农民军一夺得政权，立即因习前朝体制。就如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所说：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农民对体制的心理、情感依赖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中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道与释只不过是在儒家达不到的地方做零零碎碎的补充，甚至被改造、吸收、利用，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战国以降中国人的思想基础与中国的文明模式，早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就已基本奠定。中国的文明模式，正如启良先生所表述的：由周公开创到汉武帝定型的中国文明模式，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均体现为一个大写的'德'字，或者说是以民本主义为主旨的。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国人的价值支柱。(见启良《中国文明史》)儒学经典著作对理想社会有着种种动人的描述，大同之世，以德治国，修齐治平，仁义思想，为人民勾画出一个由完美无缺的圣人统治，等级井然有序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历代的儒学大师们纷纷对这种完美社会的实现进行探索。在中国文明模式中，仁与礼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由品格高尚的统治者实现圣人统治。然而，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以道德制约权力纯属一种空想，要求统治者通过内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从而自觉运用可以随心所欲的权力为人民造福，就如羊羔要求恶狼改变肉食习惯一样。事实上，权力本身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把幸福的希望交付给集权的机构或个人，就像把自由交付给魔鬼。权力只有得到分化、相互制衡才有可能合理行使。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士在中国古代社会做为学术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独立于皇权与人民的一股力量，他们自以为负担着君之师的角色，一方面不断地从儒家典著中寻章摘句要求统治者内敛自修施行仁政，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以儒家经典为蓝本为人民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义务信条。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一步步强化成为箝制人们思想的牢不可破的铁枷，对权力加以道德约束这一愿望在实践中的破灭与对人民加以礼教的禁锢在权力参与下的实现，使中国人的思想自由空间越来越窄。也就是说，流氓政治即谁兵力强大谁就做天子的现象的兴起使圣人治国的理想彻底破灭，而流氓权力者却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礼制与中庸方法论等理论，要求人民做安分守纪的顺民。
儒家思想在专制权力的参与下的实施与推广，使老百姓的意识中，也同样渴望一个仁政的君主，渴望德治主义的实现。在这里儒家思想得以大众化，世俗化，与中国一般民众的思想形成了一致。最要命的是这种思想一致使中国人对专制主义由衷地认同，对专制主义政权也由衷地认可，因而每一个农民领袖取得胜利夺得政权之后，起义的种种美丽动听的诺言便顷刻成为泡影，他们迫不及待地登大宝，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极权在手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同时儒生也便以汤武革命的思想传统大力证明新朝换旧代是如何应天顺人，证明其道德性，合理性与合法性，史官更是以名造实，把政治流氓的历史学写得神乎其神，即便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不也把刘邦之母与大蛟交媾而生刘邦的传说煞有其事地写进正史吗?其目的不外乎证明宝座上的皇帝是皇权天授。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以神自居，要求报德的心理与民众奴性心理的延续便是自然而然的。明朝灭亡以后，李自成在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开科取士，考试题目便为《天下归仁焉》、《天与之人归之》、《若大旱之望云霓》等一类的东西，其意在于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难的大圣人。儒家思想中应天顺人的仁君，要求民众绝对从自己的统治。
在民众方面，民众的专制主义意识成为专制主义体制得以代代相因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集体，没有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思想中，人纯粹是作为君臣父子的角色而存在，而独没有我!衍至后来的礼教，更充斥着三从四德的义务信条。人们从来就不曾以社会主体的角色，以主人的意识看待个人同国家、社会的关系。不论是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还是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都体现了一种权力利益欲是冲动，而非自主意识。人们所希望的是仁君、救世主的出现，一劳永逸地解决平等问题，使他们的灵魂得以长久地寄系在巴掌见方的一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有衣有食，安居乐业，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同于专制政治，渴求继续小农经济的劳动方式。缺乏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消极地对待政治使人们满足于小农经济而无法从苦难中觉醒。这一方面后果是放任着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剥夺无权者的一切权利，甚至包括生存权，横征暴敛由之而生，穷兵黩武由之而起，直到苦难的积聚业已超出社会的承受程度而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形式做一次总爆发。纵观每一场农民起义的发生背景，无不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中国农民的忍耐力是世界史的一个奇迹，其他国家的农民起义，大部分是为自由而战，中国则是为饭碗而战。缺乏独立意识与人民消极对待政治的另一方面后果是使农民起义胜利以后，农民领袖立即脱下布衣换上龙袍，继承前朝君王的权力继续专制统治。往往开朝之初会有一段时间与民休息，实行怀柔政策，使天下相对太平，而在太平之中体制带来的另一轮苦难又在悄悄地积聚。正如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所说，中国人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专制集权主义政治的最大特征是对生命的漠视，为了达到某一个人或某一撮人的利益不惜借用权力剥夺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残害生灵。人民在专制主义统治者眼中不是生命，而仅仅是一堆数字。专制主义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剥夺人的自由，扼杀人们的自主意识，扼杀思想，扼杀文明的创新，使全国匍匐在权威的脚下，永远为奴为婢，贪污腐败、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是专制主义的痼疾，这些都是对人民利益无情的剥夺。在古代社会人民的苦难主要由专制主义体制所造成，最大的社会矛盾是人民与专制主义体制的矛盾。但在文化思想、社会文化的束缚下，人民不仅把小农经济视为最理想的经济生活状态，而且进而对专制主义体制由衷地认同--这就是农民起义的悲剧所在。由此，每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的直接矛头都不是指向权力本身，而仅仅是某个王朝甚至是某个权力者。因而起义的成功带来的便自然不可能是矛盾的消解，而只是王朝、统治者的更替。农民起义表面上有破坏性，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损专制政治体制之毫厘。相反，它总是在专制主义政治与人民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爆发，又继续专制主义统治。可以说，农民起义成为了专制主义政治的一种调节机制，从另一个角度维护着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农民起义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体制的生存、延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