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使私人对政府、政治权力“从事实上和观念上都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行政诉讼使得民意得以宣泄，错案得到纠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制度上实现了对私人的权益保障。然而，在某些地方或领域，实现权益保障的现实渠道还相当坎坷。 例如，在陈三易房屋所有权案中，且不说一起“民告官”的房屋所有权案件历时5年，官司从市里打到省里，费时费力，无形中提高了行政诉讼的成本，单说“终审判决下达近一年后，湖北省安陆市有关部门一直拒不执行，并阻挠胜诉者施工建房，致使75岁高龄的退休干部陈三易至今栖身窝棚”，这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损害了市政府的形象。 一、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 为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解决行政争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法院判决、裁定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很显然，对于当事人来说，拘束力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对于一方当事人来说是有利的，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则是不利的。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规范确立了当事人在法院依据公正程序，为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进行辩论和质证的权利和地位，并且亦从制度上确立了公正的程序保障。因此，承认和服从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具有其正当化和合理化基础。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政府就应该率先垂范，充分尊重并认真履行法院判决。 二、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和赋义务诉讼 然而，实践中却存在着行政机关“不买法院账”的现象。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新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法院目前能够适用的法定判决方式有八种情形：即维持判决、撤销判决、部分撤销判决、撤销并责令履行判决、部分撤销并责令履行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和确认判决。只要灵活运用这些判决形式，就可以基本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为真正确立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实现权利救济，也许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履行判决等所谓赋义务判决。 无论是传统行政法学，还是现代行政法学，一般都承认行政机关具有对行政案件的首次性判断权。不过，关于赋义务诉讼的问题，传统行政法学和现代行政法学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前者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而后者呈现出逐步予以承认并不断扩展其内容的趋势。一般说来，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应该以行政机关的首次性判断权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在法律规范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该作出行政行为，明确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不存在任何裁量余地，并且，法院不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判断，便不能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将导致难以恢复的损害时，法院才可以并且应当作出代替性判断。 （一）撤销判决的拘束力和赋义务诉讼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机关在其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依然不作为或者其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仍不合法，导致再度发生纠纷的情形比较普遍。一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涉及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事项，法院就应该作出明确的赋义务判决。不过，关于赋义务判决的内容、范围和程度的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性研究。 （二）确认诉讼的实效性和赋义务诉讼。 我国法律将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规定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且规定“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和“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当法院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确认判决时，应该在判决书中指示行政机关依法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可以由法院来规定的问题，学界存在分歧，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探讨。 （三）请求对第三人侵益的行政行为的情形。 在行政实践中，往往存在诸多对第三人侵益的复效性行政行为，即赋予一方当事人利益，同时给其他人带来不利，具有授益和侵益二重性质的行政行为。请求对第三人侵益的行政行为，关系到私人对违法状态的排除请求权和行政介入请求权的问题。传统行政法学根据反射性利益的理论和行政便宜主义的原则，不承认私人的行政介入请求权。现代行政法理论将行政介入请求权作为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来把握，而裁量的（零）收缩理论为法院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权利救济的全面实现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四）请求变更具体行政行为。 在行政机关发放抚恤金及生活保障金等授益性行政行为中，若因给付决定比申请数额低而对该决定作出撤销判决，使其授益部分的效力也归于消灭的话，则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命令行政机关将变更行政行为的赋义务诉讼，应该说是适当的救济手段。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和行政机关的首次性判断权的关系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赋义务诉讼是否侵害行政机关的首次性判断权，问题的关键在于法院判决是否侵害了行政固有的领域。而关于行政固有的领域范围，则是颇具争议的。并且，我国法律确立了司法变更权有限的原则，要在行政处罚以外的领域承认司法变更权，需要从立法上进行必要的调整。 三、政府观念的转变是关键 在前述陈三易房屋所有权案件中，原告提起诉讼，其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确认房屋所有权，而且包括在旧房址上新建房屋的权利。一旦法院作出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判决，并不是仅仅意味着被告行政机关阻止建房的行为违法，而且还意味着行政机关负有对原告办理“准建证”申请予以及时审核并客观、公正地作出决定的义务。尽管颁发“准建证”是行政机关依申请而为的有条件、有时限的行为，但是，并不意味着原告要取得该许可仍应重新提出申请，经行政机关重新审核后才能得到。法院作出判决不能实现充分的权利救济的现状，是行政机关“不买法院账”的结果，是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关系没有理顺的缘故。这里的权利救济问题，关键不在于法院的判决是否能够进一步作出履行义务的规定，而在于从制度构造上确立行政和司法相互尊重的观念和规范。从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形成力的视角，展开制度构造改革的探讨，只有确立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形成力，才能够树立法院判决的权威，最终建立起整个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