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控制大量人口以维护统治
在古代社会，人口兼有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兵役的主要来源等多重属性，因而是统治者增强实力，维护统治的重要资源。控制大量的稳定的人口历来是统治者施政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这也是汉初颁布《津关令》所要达到的一大目标。战国时，梁惠王就曾向孟子请教，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指向的就是人口问题。秦末战乱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避乱于山泽之间。到西汉立国，政府所能控制的人口已经少而又少。史载，初，高祖封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时兵革之余，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尤其严峻，楚汉战争结束时，关中残存的人口很少，从惠帝时仅五十万左右推算，当时人口不满四十万 。不难理解，实际控制人口的不足是汉初统治者的一大心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津关令》第一条越塞阑关令应运而生。令文称：一、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令。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四八八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阑出入者，与同罪。其非所为而擅为传出入津关，以四八九传令、阑令论，及所为传者。又规定，诸诈袭人符传出入塞之津关，未出入而得，皆赎城旦舂;将吏智(知)其请(情)，与同罪 。也就是说，汉初人员出入津关必须有政府颁发的符、传，并接受守关官吏的盘查。违者将视情节处以刑罚，相关人员负连带责任。而之所以汉初统治者如此大费周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检括人口，增加编户齐民。战乱以来人口的急剧流失，使得增加民数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高祖五年(前202)春二月，刘邦即位为皇帝，五月便下诏书指向户籍问题。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在以优厚的条件诱使人民自觉纳入到汉王朝编户齐民下的同时，派官吏督促，以期显著增加政府控制的人口数量。然而，这一政策的成效似乎并不明显。
至高祖八年(前199)，政府在户籍问题上的态度便强硬了起来。这年十月，南郡处理了一起狱吏舍匿无名数男子的案件，并由此引发了一项新的法令，要求尚未纳入到编户齐民体制的民众自觉申报户口，违者处以不得赎免的惩罚。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者，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虽然此令未必从属于《津关令》的条文，但把检括人口作为一个背景来探讨《津关令》颁布的出发点，也可说是站得住脚的。其次，防止实关中人口逃亡。面对立国之初关中凋敝，人口稀少的局面，高祖七年(前200)，刘邦接受娄敬实关中的建议，将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共计十万余口，迁到关中居住。被迁至关中的故六国贵族之后以及豪强之家，与其说响应新政权的号令，毋宁说屈从于武力的威慑。这些人既在故地治有产业，又习惯于故土人情，所以被迁入关中的人难免心有怨言。而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代的人有着浓厚的故国情结。《史记》、《汉书》为故六国人立传多交待其国说明了这一点，如张耳者，大梁人也、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史记》)，陆贾，楚人也、朱建，楚人也、娄敬，齐人也(《汉书》)。因此，一旦有机会，这些被迫迁徙关中的人口便设法逃回故国。
二、抓住黄金以稳定经济
虽然尚无证据表明汉初所设津关有征收关税的性质，但《津关令》的颁布则有经济目的。从令文上看，这点是明确的。其令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铁。其以金器入者，关谨籍书。出，复以阅，出之。汉初政府对黄金、黄金器、铜等贵金属输出关中的明确禁令，实际上是要把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禁令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当时黄金执行着货币职能，而铜执行着部分货币职能。在汉初百废待兴的形势下，稳定货币是汉王朝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事实上，货币的重要性在秦时已为人所认识。秦统一全国后，以黄金与铜为国家法定货币。按《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近似地可以认为，秦朝执行了金铜双本位的币制。
至汉立国，因袭秦制，仍以金、铜为国家法定货币。所不同的是，改黄金计量单位溢为斤，而铜钱币制在开放私铸的影响下，较秦朝远为紊乱。从高祖令民铸荚钱，到高后二年(前186)铸八铢钱、六年铸五分钱 、文帝五年(前175)铸四铢钱 、武帝建元元年到元鼎二年又有五次改币制，直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13 年)铸上官五铢钱，铸币权收归中央，币制从此才较为稳定。即在《津关令》的颁布时间范围内，汉朝通行的铜币为荚钱，而这种铜币是允许私铸的。如此一来，货币发行量就失去了控制，随之而起便是通货膨胀。史载，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在此的情况下，黄金成为汉初的硬通货，更好地发挥黄金的货币职能成为汉朝稳定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
三、蓄马匹、广铜铁以整军备
前文提到《津关令》对铜、铁出关的限制。而《津关令》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马匹的限制。在现存18 则令条中，有8 则与马匹相关，陈伟将这些令条统称为涉马诸令。涉马诸令不厌其烦地规定买马程序，并有对马匹通关的严格管制。总的来说，不论铜、铁，还是马匹，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军事资源，因而，汉初对铜铁、马匹的严格限令，其直接目的当与整顿军备有关。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这是本来以军事理由来限制输出，可见汉代关津原则的性质是以军事警察为目的的。众所周知，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即位为皇帝定都洛阳。后听从娄敬的建议，当年迁都关中。娄敬建言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可见，汉初政权远非稳固，故六国贵族仍有实力威胁刘姓江山。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亲征韩王信为匈奴困于白登长达七日之久，更暴露出军事上的不足。因此，汉王朝不得不采取措施整顿军备，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马匹成为西汉政府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在西汉，马匹不仅仅是传驿系统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更是组建强大骑兵的先决条件。汉初统治者对骑兵战术意义的认识是具体而深刻的。公元前204 年彭城之战，刘邦集结了一支五十六万人的部队伐楚，却被项羽率领的三万骑兵打得大败，一战损失十多万士卒。汉军只得沿山路向南逃，又在灵璧东的睢水被项羽骑兵追上，于是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以至于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对刘邦来说，这是血与泪的教训。此后不久，刘邦便组建了汉军骑兵部队，并很快尝到了胜利的甜头。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