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初创记
20世纪2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聘请到了中国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John B.Grant），中国第一门公共卫生课程在协和讲堂应运而生。而后，协和医学院的师生们深入到城市社区与县城乡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共卫生试验。
创立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系
1913年，罗氏基金会专门研讨了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高层坚信：世界必将诞生一种与医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崭新专业——公共卫生学。为此，罗氏基金会决定率先在北美创建专门的公共卫生教育机构，培养专业人才。
19世纪末，年幼的兰安生跟随父亲詹姆斯来华。詹姆斯在江浙地区传教、开诊行医的经历深深地影响到了儿子。
1912年，兰安生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公共学院毕业，1918年加盟了罗氏基金会。翌年，他受命到中国开展钩虫病的调查。同年，英国建立了基层医疗中心，并与当地的医疗设施中心、本区域的教学医院相联系，共同提供防治服务系统。至此，世界最先进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建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兰安生将这些在发达国家才刚刚实施的公共卫生理念，大胆地应用于贫穷落后、缺乏基本医疗卫生设施、政府交替频繁的中国。他坚信：公共卫生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只有开展预防医学工作，健康教育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在华的老外总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审视中国的问题，但中国人却很少采纳这些观点。”他认为，支持本土的卫生运动才是更好的选择，“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效率的西方运动。”这句话成为影响协和人对医学定位的“兰安生名言”之一。
兰安生的理念是，在全社会推广公共卫生，才是解决广大人口卫生保健的有效办法。他的性格与思想很快为他赢得了“医学布尔什维克”（Medical Bolshevik）的美称。
1923年，兰安生来到协和医学院，第一次专门为医学生讲授现代公共卫生这一课。他的到来，消除了社会上“协和为谁”的质疑，给正处在思想塑形期的协和医学生上了一堂堂生动的民生课。
建立卫生事务所
协和学生不喜欢兰安生的公共卫生课程，总是感觉空洞。有学生问：“公共卫生实习基地在医院的病房和门诊吗？”兰安生大手一摆：“NO！是社区。”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超越个体，关注社区和劳苦大众，到达底层老北京人生活的真实世界。只有从社会人群的开放环境，而不是从摆满玻璃精密仪器的实验室中，才能真正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健康问题，寻求治疗依据。从群体而非个体的角度，寻找一种维护社区成员健康的方法，这样才能使医学与社区服务成为一体。兰安生认为，正如医院是医学教育的载体，卫生事务所应是公共卫生教育的载体。后人将此称为“兰安生模式”。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其职能涉及预防医学和妇幼保健，将健康照护贯穿于预防疾病的全过程，服务对象是辖区内的整体人群，建立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公众健康水平。如此大范围的保健服务，势必需要大量的公共卫生护士参与，而协和护士学校的护士就成为其主要来源。
当时，每个工厂都有固定的诊室，有一名护士值班，工人和其家庭的健康都能够得到指导。学校的卫生工作量最大。辖区内每所学校至少指定一名护士，从对幼儿园进行检查、免疫接种和医疗照顾开始，直到小学生和中学生的
卫生保健。低年级学生每天有健康检查，每月有检测体重，并有持续的饮食管理。
这种跟踪式的护理保健无疑是非常先进有效的工作方式，工作范围明确，职责具体。
在社区访视中，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划分为20个警察派出所地段，每个地段有5000名居民。卫生保健通过家庭访视来实现。家庭访视由10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名护士实习生完成。除节假日外，每个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家访5～10次。这种社区式护理，有助于随时掌握居民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危重患者。
卫生宣传也是公共卫生护士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在家庭访视及医疗保健的各科门诊中，公共卫生护士不厌其烦地介绍防病治病的知识，积极为居民宣传健康知识。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北京市居民的公共卫生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已经有半数居民愿意接受西医治疗，接受治疗的人数不断增加。北京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为城市健康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培训场所，也对全国城镇和乡村公共卫生保健起到示范作用。兰安生由此开始着手为中国培训第一批公共卫生领导者，他在协和的学生也参与其中。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指定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为中国唯一正式的公共卫生训练学校和全国公共卫生工作的示范中心。1933年在西单宏庙胡同设立第二卫生区事务所，1935年在东城钱粮胡同设立第三卫生区事务所，1945年在新街口大乘巷设立第四卫生区事务所。
这种工作形式推广到中国乡村，兰安生与他的伙伴建立了定县卫生事务所。定县卫生工作的开展促成了中国全面的农村教育和改革运动，不仅为乡村卫生服务者提供短期培训，而且使农民享受到医疗服务。20世纪50～70年代赤脚医生和乡村卫生服务的培训模式即由此而来。
20世纪30年代，北京市东城区卫生事务所与河北定县三级医疗模式均堪称当时全球公共卫生典范。这对建国后中国三级医疗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