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业务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的金融投资理财行业借助网络平台的便利性，逐渐将其业务或金融产品与网络相结合，从而发展出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领域。自互联网金融的典型代表余额宝推出以来，凭借便利的申购与退出模式，人性化的用户体验及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回报，吸引了大量的金融消费者。在这些消费者中，不具备专业金融知识而资金量少的中小消费者占据多数，他们由于风险意识不足，在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的情势下，常常行走在权益陷阱的边沿。
一、互联网金融时代消费者直面的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提示不足
互联网金融的便利性使得普通消费者得以轻易参与其中，但由于金融交易的专业性与互联网技术的先进性融为一体，使得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更难以保护。以余额宝为例，进入余额宝主页后，消费者在页面显著位置可选择将资金转入余额宝并可观看其宣传视频，但在显著位置却无风险提示信息。投资天弘基金，余额宝只提到了理论上存在亏损的可能，但从历史数据来看收益稳定、风险极小。而在天弘基金增利宝网店里却写道，这笔投资并不等同于存款，不能保证一定盈利，也不能保证最低收益。这种风险提示的模糊性使消费者容易认为余额宝是个投资理财的好平台，而对于货币基金及其风险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事实上，货币基金虽然风险较小，但货币市场利率波动仍然会影响收益率。同时，类余额宝产品普遍采取的T+0模式，也存在集中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由于信息披露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规制，消费者无法有效识别风险并采取防范措施，随着网络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发展趋势，金融风险将不断演进。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资金安全易受威胁
互联网金融产品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这种开放性的平台也面临着种种风险。以余额宝为例，因余额宝与网络支付工具支付宝有特殊的捆绑关系，在支付宝安全的情况下，余额宝的资金安全可以得到相应保证。相反，支付宝一旦被盗，那余额宝也面临着瞬间被盗空的危险。实践中相关案例反映出，因支付宝与大多数用户的手机快捷支付相绑定，在手机卡丢失或被复制后，支付宝将丧失其安全性，盗取方可通过短信盗取用户登录密码、数字证书，从而轻易达到进入用户账户，将款项转出的目的。除此之外，不法分子还可利用黑客技术、虚假钓鱼网站、诈骗短信等方式窃取有价信息，盗取账户资金，导致实践中此类案件频频发生。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隐私安全易受侵害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即因消费者参与网络金融消费活动而提供的一切隐私信息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知悉、利用和公开的权利。这些隐私信息包括从事金融消费所需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银行账户等信息，同时还包括专业机构对消费者进行咨询和分析后得出的风险偏好、投资偏好、理财意愿等信息。除此之外，还包括金融消费者的财务金融状况。金融隐私信息经金融消费者同意后方可由金融机构收集，如未经金融消费者许可而被不当泄露，金融消费者有权寻求司法救济。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比较
(一)倾斜性保护模式的选择
我国主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对消费者作倾向性保护。该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基于该法条，购买金融产品、进行金融交易的消费者并不在《消法》保护之列。《消法》如此界定消费者的本意在于:将符合这一要求的消费群体视为弱势群体给予倾斜保护，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因此其并不将生活性消费以外的消费者和单位纳入其中。由于网络金融消费者无法适用《消法》，其弱势地位也就得不到倾斜性的有力保护，而在其它法律中也无法受到充分保护。
纵观各国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有关法律，可以看出金融消费者这一主体的法律保护较为完善。如日本的《金融商品销售法》，该法保护的对象为信息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时，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信息弱势一方当事人。因此该法适用的对象，不仅限于自然人的消费者，即使是法人，只要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均属于该法的保护范围。该法律将投资者(或称消费者)区分为具专业金融知识的特定投资者和一般投资者，因此，在销售及劝诱方面，法律要求的行为规范也因投资人的差别而有差别。当金融商品交易业者在与一般投资者进行交易时，为了保护投资者，业者的行为受严格规制。在与特定投资者进行交易时，金融商品交易法认为可以降低或者豁免金融业者的一些规范，例如针对特定投资人的销售及劝诱活动，则免除金融服务业签约前与签约时文件交付义务等的行为规范。但是禁止损失填补，为了保证市场公平目的的行为规制要适用。针对维护市场秩序所制定的规范，则不管是对特定投资人或一般投资人，相关义务均不能免除。该法将个人视为一般投资者，如果根据其知识、经验、财产状况，与特定投资者相当且符合内阁府令所规定条件的个人，可以根据其申报，在履行严格手续之后作为特定投资者来对待。另外，部分特定投资人也可以申请，转为一般投资人，充分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该法将金融消费者依其专业性作分层保护，较好地保障了社会主体的实质公平。
(二)立法模式比较
目前我国还没有颁布专门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可援引的其它法律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签名法。这些法律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范经营等问题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无法对现有的混业经营的金融模式实行良好的监管，对互联网与金融业务结合的经营模式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无疑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不足。依照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整合相关金融法规出台一部覆盖面广的统一的专门法，或者修订已有金融法规使其相互间覆盖全面且原则统一，在此基础上以网络金融交易规则为补充，才能实现对网络金融消费者的有力保护。
以美国的立法模式为例，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美国《信用卡履职、责任和公开法》通过禁止信用卡滥用行为，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诚实借贷法》通过修改限额抵押贷款和房屋净值信用额度贷款的信息披露规定，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隐私权法》禁止联邦机构在未获得本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将储存在其计算机系统内的该人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人;《金融隐私权法案》对银行雇员披露金融记录及联邦立法机构获得个人金融记录的方式做出了限制;《金融改革法》加强对金融公司的监管，并规定了金融机构最低限度的个人数据保护标准，除非消费者同意，否则金融机构不能直接地、间接地或通过一个附属机构，将非公开的个人信息透露给没有关联的第三人。
针对网络金融交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法案第5部分，授权FTC有权针对因特网网站的经营者没有遵守他们在网站上张贴的隐私权保护政策的行为采取行动。《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对格式合同作了相应规定:如果合同条款显失公平，法院可以拒绝执行该条款或限制该条款的适用;经营者在制定格式合同时应以能引起常人注意的方式为消费者或其合理设置的电子代理人提供审查该合同条款的机会;经营者应在显著位置以显著方式向消费者展示格式条款。如果经营者没有履行上述为消费者提供审查机会的义务，即使消费者已经订立了合同，如在其获得审查机会后对该格式合同不同意时，可行使返还请求权并请求损害赔偿。《国际国内商务电子签名法》第10条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使用电子记录向消费者提供交易信息，必须得到消费者的明示同意。其前提条件是:必须事先向消费者充分说明消费者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及消费者撤销合同的权利、条件和后果等;消费者确实获得了调取与保存电子记录的说明与能力，有关调取或保存电子记录的任何变化，应通知消费者，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消费者享有无条件撤销同意的权利。在网络金融消费者隐私保护方面，美国还存在多个网络隐私认证组织，授权同意遵守其提出的隐私规则的网站张贴其隐私认证标志，便于消费者识别。美国通过覆盖面较全并与时俱进的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能够使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有法可依。
(三)维权机构建立模式比较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实行一行三会制度。在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背景下，我国将在一行三会下新设投资者保护机构。其中，在保监会、证监会下设保险保障基金和证券投资保护基金;在银行业协会下设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新设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各自为政。新设机构人力资源与资金有限，面对复杂的金融消费者侵权案件，是否既能很好地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微观利益，又能维持整体处理原则的统一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还有待考察。加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纠纷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新设机构在处理普通金融消费者案件的同时如果要兼顾好网络金融消费者的案件调查与协调，提供切实有效的专业保护，也存在较大的难度。
在此问题上，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模式是设立独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如美国财政部于2009年创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CFPB，其将分散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管职权集中到CFPB，为向消费者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制定规则，并拥有一定的执法权。法案要求这家新的监管机构成为一家独立的部级机构，该机构的唯一宗旨就是保护消费者远离有潜在危险的金融产品。因此，该机构有权审查和加强监管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和信托公司、所有的抵押贷款相关业务和学生贷款，并负责监管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有独立的资金来源，享受联储12%的费用，并且不受政府的制约，如金融稳定监视委员会如果有的成员认为消费者金融保护的政策措施有害于金融稳定的话可以否决它的措施。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构想
(一)扩大《消法》的主体保护范围，将金融消费者纳入《消法》的保护
综上所述，《消法》中的消费者不能仅限制在生活消费的内涵中，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其是对网络金融消费者保护最为直接的法律，依照各发达国家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先例，只有将金融消费者纳入到《消法》的保护主体之内，才能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这种弱势群体实行倾斜性保护，从而真正保护其利益。同时，在定义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时，应当进行分层保护，将其区分为具有专业知识的机构和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个人和单位，对于后者而言，即使是单位，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的不易取得性，也难以保证真正意思自治，不宜以私法原则来调整，应纳入《消法》的倾斜性保护中。
(二)建立统一全面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
首先，在将金融消费者纳入《消法》的基础上，对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将金融消费者的资金安全权、知情权、隐私权加以特别规定，并设专章针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确立保护办法。
其次，由于互联网金融交易需凭借互联网技术平台，因此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还需互联网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在网络交易法律中明确对知情权、隐私权的保护，明确金融机构及网络平台信息充分披露的义务，并明确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2011年，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讨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高级原则，其中确立了十项基本原则，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方面规定:金融服务机构及其代理机构应告知消费者重要的信息，包括产品的收益、风险和期限等基本情况。金融服务机构及其授权代理机构应向金融消费者提供客观建议，并根据消费者的财务目标、知识水平、承受能力和投资经验等因素，来考虑产品复杂程度、产品风险与客户的匹配程度。在完善金融消费者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针对互联网金融交易，也应制定相应的细则。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经营者须在网页显著位置披露如下重要信息:产品的收益、风险和期限等基本情况，金融服务机构及其授权代理机构信息，提供服务条款，交易条件和交易方式，交易附带及限制条件(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应进行互联网金融交易)，正确的指导和建议，咨询及投诉方式等。披露方式应易于理解、准确充分、不存歧义、及时迅速，并同时以文字及视频方式予以说明。除了充分披露信息外，面对纷繁多样的金融投资产品，应立法规定在互联网建立金融消费者风险评测制度，对达不到风险评测等级的消费者将不能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相应风险等级的金融产品的购买。
(四)专门的互联网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与民间保护机构相结合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一行三会下设置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模式还不能充分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应成立全国性的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在其中设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通过网络、电话等多种方式加强监管，接受网络消费者投诉。该部门研究制定互联网金融消费纠纷的解决规则，对于无法调解的争议，指导消费者采取寻求相关处理和救济的方式。
除行政性保护机构外，消费者自治组织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2012年东北首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在辽宁铁岭成立，该组织吸纳全市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金融机构为会员单位，采用协会模式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金融消费者协会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将起着积极作用，其可通过网络对金融机构及网站进行监督，在网上受理投诉，为消费者提供咨询及援助，普及金融交易知识，代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及网站协商。消费者自治组织是行政保护机构的重要补充，应鼓励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