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Am. Jur. 2d Proof of Facts 2 (1975). United States v. Ransom, 942 F.2d 775, 776 (10th Cir. 1991). 以及8 A.L.R. 3d 1100 and 1 Wharton's Crim. Law & Proc. 321。这段编译文字出自，Collins v. State, 691 So. 2d 918 (Miss. 1997)。[12] 关于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更多“客观归罪”、强调严格责任而近代发生变化的一种非意识形态解释，请看，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特别是第7章。[13]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22。[14] 参见，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20及注8；《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386。[15] 有关女性和男性消费的情色读物，包括文字和图片材料，以及他们之反映的研究就表明男女之间的差别。女性相比而言更爱看一些爱情小说，至少也要带有某种情调的色情作品，而所谓的“硬核”色情作品的消费者基本上是男子。请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页476，以及第4章的注14所引的资料。这一点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也可以发现，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女性聚在一起看“毛片”或“A级片”的（我们也许更多看到的是她们看琼瑶、三毛）。当然也可能由于文化的原因她们更隐秘一些，但是即使承认这个因素在中国比较强，那也不影响这一论点，因为这个文化因素也一定会表现在她们的其他行动上，例如性行为上。[16] 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页532。[17] 苏力，“从禁忌到理性”，《读书》2009年7期。[18] 波斯纳的一个论证非常有力，“让我们假定，美国士兵已经接受了这个非理性但又无法动摇的信念，十三日星期五发起进攻会带来灾难。那么，这个信念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军事统帅在安排进攻日期时就有责任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如果十三号星期五发起进攻非常重要，那么，他也许就要努力教育士兵摆脱他们的迷信；但如果不是非常重要或者是这一迷信非常顽固，也许他会认为，最好还是接受这一点。”波斯纳：《性与理性》，页425。[19] 前瞻理论的发现之一是，失去一元钱的负效用之绝对值要大于得到一元钱的正效用，人们并不是以财富的最终状态来判断的，而是以获利或损失来感受结果的。关于卡尼曼的研究简介，可参看，“卡尼曼的挑战”，《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31日，页7；其理论法律上的运用，英文文献，可参看，Daniel Kahneman, et al., (ed),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以及Cass R. Sunstein, ed.,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20] 参看，American Bookseller Association, Inc. v. Hudnut, 771 F.2d 323, 329 n.2 (7th Cir. 1985).[21] 寇庆民：“荒唐的司法解释”光明网，2009年1月26日。[22] 文志传：“是保护幼女，还是纵容犯罪，” 人民网，2009年2月02日。[23] 关于规则与标准或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之相对优劣的法理学讨论很多，中文材料，可参看，波斯纳：《法理学问题》，页54以下。[24] 这就是为什么严格责任相对于过错责任，尽管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未毕最有效率，但在司法程序上却肯定更有效率的理由。可参看，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页730－31。[25] 有关居港权的争议之始末的减少、分析和讨论，可参看，陈弘毅：“回归后香港与内地法制的互动：回顾与前瞻，”《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香港法律教育信托基金［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2—23。[26] 有关的分析，可参看，杨书文：“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应予废止”，《生活时报》，2000年0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