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赵永琛编：《国际刑法约章选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2页。 引自赵永琛编：《国际刑法约章选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375页。 参见王光贤：《“酷刑”定义解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86年12月12日签署本公约时，同时声明对公约第20条和第30条第1款予以保留。参见黄芳著：《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参见陈云生：《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3-7页。 [12]［丹麦］ Jorgen Jepsen：“21世纪的人权保护与反酷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在丹麦遭受虐待的被拘留者的投诉》第2页。转自屈学武：《反酷刑公约及中国反酷刑述论》，载《中国刑事发杂志》2009年第2期。 [13] ［美国］M.Cherif Bassiouni，”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A Draf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rd”[M].Netherlands，1980，P.82.转自屈学武：《反酷刑公约及中国反酷刑述论》，载《中国刑事发杂志》2009年第2期。 [14] 参见屈学武：《反酷刑公约及中国反酷刑述论》，载《中国刑事发杂志》2009年第2期。 [15] Anne-Marie Bolin Pennegaard，Article 5，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Ed.，Eide et al，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99，p.124 and House of Lords Decions of 24 march 1999 Pinochet.转自［丹麦］M.凯依若姆、L.伊尔凯尔著、任进译、毕小青校：《国际禁止酷刑工作的新动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号。 [16] 参见万鄂湘著：《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5页。 [17] 该原则起初可能源于古代罗马民法中的概念，即“对契约的遵守”，以后它被移植到国际法中。参见端木正主编：《国际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18] 参见端木正主编：《国际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19] 参见万鄂湘著：《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20]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819页。 [21]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708页。 [22] 例如，刑讯逼供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参见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 [23] 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另见甘雨沛、高格著：《国际刑法学新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24] 转引自梅小侃：《赵维田：〈论三个反劫机公约〉（1985年版）》，载《1986年中国国际法年刊》，第440页。 [25] 参见张旭：《国际刑法的展望——兼论国际刑事法院》，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