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一直是网络舆情的重要指向;而作为法律人的律师，因业务领域与政法机关多有关涉，故对政法网络舆情的参与较为活跃。网络空间中，他们借助自媒体给予普通人发布、传播信息的空间和自由度，利用博客、微博等媒体工具频频发声，许多网络热点案件中均可见到律师的身影。诚然，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不乏其积极意义;但是，个别律师在政法网络舆情中的不当行为，却不仅给政法机关处置案件带来一定困扰，而且也给律师个体甚至律师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故而，在政法网络舆情语境下探讨律师的网络参与问题，
有现实之必要。
一、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形式与动机
如今，网络舆情已成为社会舆情的重要方面;而政法网络舆情，多与社会公平、正义等议题有关，所以，在网络舆情中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引发政法网络舆情的中介刺激源为涉及政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相关事件，多涉及政法机关的职能活动，也可因其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而引发。实践中，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律师，有承办律师，也有案外律师。其参与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作为政法网络舆情事件的策划者。某一案件或事件，或许仅为单纯的案件或事件，未必能在较大范围内使公众知晓并引起公众的过分关注。但是，由于个别律师的积极策划和运作，使得单纯的案件或事件逐渐演变成舆情事件，进而引发政法网络舆情。第二，作为政法网络舆情事件发展的推动者。当某一案件或事件已经引起公众的一定关注并有发展成为舆情事件的趋势时，由于个别律师的积极网络行为，从而推动普通的案件或事件向舆情事件方向发展，直至引发政法网络舆情。第三，作为政法网络舆情事件的旁观者。律师旁观政法网络舆情，只是关注舆情事件的发展动态，并不积极追求政法网络舆情的形成。他们或许通过撰文跟帖，参与讨论等方式表明观点，或许仅是消极的旁观，对案件本身不做评论。
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动机，存在个体差异。在具体表现上，既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元的。一般来说，以下几种情形较为常见。第一，追求和维护社会正义。作为法律人的律师，与其他法律人如法官、检察官等一样，也视追求和维护社会正义为自身的职业使命。实践中，律师主要通过提供法律服务，有效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具体方式来实践其职业价值追求。除此之外，也会借助其他方式。对政法网络舆情的参与，可以说是律师追求和维护社会正义的方式和途径之一。绝大多数律师，正是本着这样的动机，积极关注和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第二，获得个案的胜诉。这一动机的承载主体，大多是承办律师。当然，也有部分案外律师。而这一动机的性质，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根植于社会正义追求的对个案胜诉的追求。由于个案正义本身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和传递，因此，参与律师期望在法律框架之下追求个案胜诉，并采用符合法治的精神的适当的网络表达。二是抛开法治基础和方式的纯粹的对个案胜诉的追求。个别律师在这一动机的支配下，期望通过不当网络行为，影响公众判断和政法机关人员的办案思维，盲目追求其所谓的个案胜诉。第三，扩大社会知名度。鉴于律师职业的特性，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无疑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回报，包括精神上的满足和物质上的收益。因此，成为社会知名律师，是许多律师的梦想和追求。部分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正是出于这一动机。当然，律师借助网站、博客、微博等载体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自我宣传无可非议。可是，个别律师却选择走捷径的方式，故意通过公众关注的某些案件，进行有目的的网络炒作，期望以此博取公众的关注，扩大自己的社会知名度。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彼此之间并不一一对应，同一动机可能引起不同的行为，同一行为也可能出自不同的动机。但动机毕竟是行为的导向。因此，分析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形
式与动机，有助于研究其行为限制。
二、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
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并且，较一般网民而言，其两面性在程度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1. 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积极意义。网络中，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网民，结构复杂且心态不一。因此，大量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态度夹杂其中。而律师，因其具有的专业修养和法律理性，则能够较为冷静地看待舆情事件，参与态度较为客观、严谨，并且在事实判断、证据分析、程序运作等较为专业的问题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同时，也意味着对政法机关办案过程中的瑕疵和失误更为敏感，把握更为准确。
基于此，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律师的网络参与，能够给予政法机关一定的舆论支持或正面压力，督促其依法办案、谨慎办案，从而促进社会正义的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律师的网络参与，能够凭借法律专家身份的权威性和说服力，消减或避免网络意见的情绪化和消极性，并引导网络舆论向积极的方向转化，从而有助于舆情事件的妥善处理。
2. 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消极影响。倘若律师自身不能把握网络参与的原则与限度，那么其利用专业优势的网络参与，特别是在案件未结案前发布的与案件有关的不当言论，则易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后果。为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律师网络参与的消极影响。第一，降低律师个人的社会道德评价。网络的公开性以及信息传播的迅捷性和范围的广泛性，致使律师的不当言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和较广的范围内得以传播。尽管参与律师因此可能获取了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但是其缺乏职业素质的网络行为，不仅难以获取公众的尊重与信任，反而易造成公众对其道德评价的降低。因为，律师透过网络不当言论展示的，必定是负面形象，而公众对于社会道德行为具有充分的判断力。第二，损害律师群体形象。公众赋予律师职业正义维护者的价值期待。因此，一名合格的律师，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以公平正义为职业追求。为此，他须爱护自己的职业形象，况且每名律师都是职业整体形象的代表。政法网络舆情中，个别律师的不当行为，虽属个人行为，却易引发公众对这一职业的不恰当联想，进而影响律师群体形象。第三，侵害涉案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律师在案件承办过程中，负有保密义务。该义务要求其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也应当予以保密。这是法律要求，也是职业道德要求。那么，律师于正当程序之外的公开言论以及对案件信息的不当发布，即便是出于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也应构成对当事人权利的侵害。因为，借助侵害他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去追求所谓的公平正义，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第四，影响政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活动及其公信力。执法、司法过程是一个判断和认定事实，运用或适用法律的过程。所以，案件处理过程中，政法机关可能无法及时澄清与公布全部案件细节。如此，容易招致公众不满。此时，律师的言论，因同样的法律专业性，就易被公众接受并得以传播;加之个别媒体为追逐新闻热点，也乐于报道律师的意见，从而导致律师言论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倘若律师言论不当，便会误导公众和舆论，引发公众对执法、司法公正的猜疑，影响其公信力。另外，律师公开发布的具有倾向性的意见，若是为网络舆论所接纳，无形中会对政法机关执法、司法活动构成压力和干扰，从而影响国家的法治。
三、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角色定位与社会责任
角色一词来源于戏剧，原指演员在戏剧中所扮演的人物。社会学领域中，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相一致的一套权利、义务规范和行为模式。内涵十分丰富。实际上，律师角色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可以理解为一种法律制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职业类别，还可以理解为从事该职业的具体的个人。因此，在律师制度之下从事律师职业的律师个人，其律师角色应是一个复合体，不局限于个体属性和职业特征，尚具有特定的社会与法律意义。那么，定位政法网络舆情中的律师角色，就不仅要关注其享有的权利，还要考虑其社会地位和身份所对应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道义责任等。为此，政法网络舆情中的律师，即为具有律师职业属性的网民。
谈及律师社会责任，有学者指出：律师社会责任是指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从业者，不以营利为目的，自主自愿地向他人提供法律服务，不收取或者只收取低于市场价格费用的公益行为。此定义着眼于律师社会责任与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的关系，可是范围未免狭窄。虽说自愿、无偿地提供法律服务是律师实践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但却并非全部。责任与角色是分不开的。律师社会责任的确定，离不开律师角色。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的使命在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定的三个维护，即是律师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同时这一责任，亦是律师的自觉选择[5]。律师社会责任的履行，即表现为三个维护基础之上的各种具体行为，包括网络行为。事实上，律师职业也在全面意义上为践行社会责任而努力。2013 年8 月26 日，全国律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中国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旨在展示中国律师努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公益服务回报社会的良好形象。
从空间范围上讲，网络是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空间之一。尽管责任依赖于角色，而不是依赖于完成任务的人。角色并不是自我只是在我们工作期间穿上的工作服，当下班后，我们就又会把它脱下来。不过，律师的角色责任，却不应因是否处于工作领域或工作期间而完全剥离。在网络空间中，他应当是具有律师职业属性的网民。律师角色所承载的责任，本质地要求其有义务通过网络积极行为，引导社会舆论正向发展;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其有责任坚守法律底线、恪守职业道德，适当约束自己的网络言论。所以，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不论是否与舆情事件有业务上的关联，其言行都应有所限制。
四、律师参与政法网络舆情的必要限制
当然，律师网络不当行为的消极影响，不独是律师方面的原因，也与公众法律素养、媒体环境、网络环境等不无关系。所以，减少或消除其网络参与的消极影响是一项综合工程。其中，对律师网络参与的必要限制，是必要选择。
从内部来说，这一限制表现为律师个体的自我约束。如前所述，律师因其专家身份抑或同时兼具的代理人(或辩护人)身份，从而在政法网络舆情中拥有非一般网民所能比的强大的话语场和话语权。因此，如何在网络空间中行使好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律师的自律意识。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是律师角色的必然要求与必要选择。为此，律师个体须不断强化自己的角色意识，主动控制和规范自身的网络行为，履行律师社会责任、维护律师职业形象。
然而，律师个体的自我约束，毕竟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所以，除自我约束之外，对律师网络参与的外部限制必不可少。
第一，对网络行为的一般规制。限制公民的网络言行，涉及到公民言论自由权问题;而公民言论自由权，是法律尊重与保护的宪法性权利。但是，公民言论自由权也不是无限度的。我国宪法第5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据此，任何人不能借口言论自由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合法自由和权利。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网络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基本形成了覆盖网络安全、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以及网络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网络法律制度。然而，现有网络立法，依然在结构上、层次上、内容上以及协调性、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问题，特别是关于网络用户权利与义务的规定较少。自媒体环境下，采集、写作、编辑、审核、发布等角色集中于一人，客观上更需要来自角色之外的监督。因此，必须针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在立法上明确界定网络空间的性质和网络言论自由的范围，加强对自媒体以及相关网络平台的监管。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在梳理现有网络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或者修改和完善现有法律规定，加强相关法律之间的呼应性和协调性，或者制定关于网络信息发布与传播等方面的专门性立法。总之，建立统一、系统的网络行为规范，对律师网络言行必将起到更有效的规制作用。
第二，行业自律与惩戒。行业自律是律师行业自我规范、自我协调的行为机制。在我国，根据律师法的规定，作为律师自律性组织的律师协会，有权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实施奖励和惩戒。可是，在行业规范的具体化和操作性、在惩戒的实施率和效果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在规范方面，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中，规定律师不得为违反法律、法规、律师协会行业规范及职业道德的行为，不得为违反社会公德，严重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行为。但是，该规范并未涉及律师庭外言论约束等具体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3 月19 日，北京市律师协会执业纪律与执业调处委员会发布了第9 号《规范执业指引》, 对新媒体背景下律师公开言论和案件信息使用问题做了具体规定，对于促进律师公开言论和案件信息使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维护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该指引的出台略显仓促，且在言论自由限制的范围及规范性等方面仍然有可商榷之处。所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有必要在更广泛意义上探讨并规范律师庭外言论等具体问题，以为其全体成员提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就律师惩戒制度而言，我国采取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与律师协会行业处分相结合的二元模式。律师协会可以对律师做出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的行业处分，而凡涉及到吊销执照、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权的，由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可见，律师协会的惩戒权在程度上不够严厉。近年来，学界在探讨律师惩戒权时，有的建议由律师协会行使对律师个人的惩戒权，把目前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及违反《律师法》和相关规章等的行为合并，统一由律师协会设定行业规范，司法行政机关不再设定对律师个人的行政处罚，只规范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对律师事务所行使行政处罚权。有的建议，随着律师协会自治权的不断扩大，应当由律师协会统一行使惩戒权。不过，在制度未作修改之前，律师协会若能从行业整体利益出发，抛开自我保护意识，切实行使惩戒权，那么对律师个体的网络行为必将有所约束。毕竟，这些处分措施会影响律师的职业声誉，而职业声誉是与律师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律师协会惩戒之外，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与惩戒亦须落到实处。因为，在行政处罚的约束下，律师个体虑及自己的职业前途，在网络空间中必会有所顾忌。总之，政法网络舆情网络语境下，律师参与的动机和形式是复杂的。客观上，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如果参与律师在网络空间中，能够始终准确把握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责任，保持正面、积极的参与姿态。那么，其对政法网络舆情的参与，必将推动法治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