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从事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研究的陈凯先院士，一直极为关注我国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也许和他曾经担任过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本刊记者再次见到陈凯先院士时，他首先说：“我今年带来的‘两会’提案中，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我国建立全科医师体系的建议，并从这个角度呼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的作用，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制度。”
“中西医并重”就是“中国特色”
陈凯先院士首先介绍说：我国新一轮医改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而我国深化医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都明确指出，要实行“中西医并重”，要“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作用”，“坚持立足国情，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制度”。由此可见，实行中西医并重和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作用，已被确认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制度的重要标志。
陈凯先院士进一步解释说：“在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方面，2011年7月1日，国务院已经专门发布了《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全科医师的建设问题，已经列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等多个部门的议事日程。这份文件指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是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的基本途径’，强调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全科医生培养、使用和激励制度，全面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2015年1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要优化签约服务内涵，将‘中医药特色治疗’纳入签约服务内容，并要求‘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提供群众欢迎的中医药服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就要把国务院的这些重要部署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建立起一支高质量的、体现中国医药卫生特色的全科医师队伍。”
陈凯先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制度”的核心是政府秉承“中西医并重”的基本原则，把“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贯穿到医药卫生的各项工作中去。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一直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挥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在医疗实践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从我国基层、特别是一些边远山区和缺医少药地区医药卫生的长期实践来看，实行中西医“并重”和“结合”，已被证明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四条建议助推
“中西医并重”的落实
陈凯先院士认为：从疾病治疗、预防、康复、保健的社会需求看，中医药（民族医药）在“治未病（养生保健、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复杂疑难疾病治疗和康复调养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人民群众对“简、便、验、廉”的中医药和中医适宜技术有巨大需求；因此，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师应该具备西医药和中医药（或民族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知识结构，应能全面掌握西医和中医药知识，为百姓提供全面的基本医疗、疾病预防、慢病干预、养生保健，包括基本的中医适宜技术和诊疗服务。
“然而，现行的全科医师教育、培训和基层医疗工作，离‘建立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制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中西医并重’的原则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陈凯先院士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培养模式不相适应。目前包括西医、中医在内的各类医学教育，都将全科课程作为医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相当一部分学校将其作为选修课，仅有部分院校将其作为必修课。在西医院校医学教育中，教育内容基本是西医课程体系，5年本科医学教育中，仅有60至80学时的一门中医课程，显然难以达到基本了解和掌握中医基本理论、中药、针灸推拿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毕业后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仅安排两周的中医科室实训，这也只能是“蜻蜓点水”。这种模式所培养出来的西医全科医生，其中医基本知识和技能薄弱，难以提供辨证施治和养生保健、中医适宜技术等医疗健康服务，在从事全科医生岗位工作时，不能满足百姓需要，也无法承担国务院即将发布的有关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内容规定的基本任务。
二是执业岗位设定不相适应。目前，国家已全面实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其中把全科医师分为“全科医师”和“中医全科医师”两类。于是，一些地区在设置基层全科医师岗位时，就照搬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早在2011年下发的《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将全科医学岗位划入17个临床类别医师执业专业范围，使得中医全科医师的执业岗位只能限于医院的中医科，而不能进入全科医学科工作。随之而来的，在进行万人全科医师需求数的统计时，中医全科医师也被排除在外。即便在基层医疗机构，也往往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全科医师数量不达标，进入全科岗位的西医全科人员不能满足基层百姓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和慢病干预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在基层为百姓服务的中医全科人员又不能进入全科岗位工作。实际上，目前中医全科的住院医师培训内容，不仅包括了中医各科知识、中医适宜技术、养生保健等，还包括了西医全科的全部相关知识。
陈凯先院士介绍说：“以上海市中医全科医师培训为例，部分科目如传染病等与西医全科完全并轨，有效地保证了中医全科医师能够完全胜任基层全科医生医疗服务的所有工作。但是，在其全科住院医师规培最终结束时，依然被定性为‘中医全科’，其执业范围和职业生涯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这对全科医师的培养和全科医学服务的发展十分不利。”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国务院出台的建立全科医师培养制度和即将出台的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陈凯先委员提出如下四项建议：“首先，我们要强化全科医学培养力度。医学院校应将全科医学内容作为医学生培养的必修课目，并显著增加其学时和教学内容，使得每一位医学院校学生都必须掌握全科医学的基本知识。其次，要完善全科医学教育内容设置。加强全科医学的课程建设，逐步实现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相统一的全科医学教育，建立包括西医和中医教学内容的统一课程体系，以贯彻国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科医师队伍的要求。第三，要改进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不再划分中医和西医；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毕业的全科医学专业学生，都应纳入统一的、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方案、培训要求在内的培训体系。全科医师的继续教育，应按照基层全科医生服务内容和范围的要求，全面开展西医、中医的临床培训，成为一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师。最后还要改善全科医师的执业环境。完成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师，不再区分中、西医类别，全部按照全科医学执业注册；设立全科医师岗位的医疗机构，也应将这些人员全部安排在全科医学岗位。在确定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师比例时，所有获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全科医生（无论中、西医）全部纳入统计口径。 陈凯先院士强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建立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制度’的要求和‘中西医并重’的原则，真正得以落实……”
我国亟待加强
居民营养数据标准研究
谈完上述问题，陈凯先院士话锋一转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我还关注了我国居民营养数据标准的研究和建立问题，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目前我国面临着营养过剩和营养缺乏的双重挑战。过去二三十年中，随着我国居民营养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肥胖、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等非传染性代谢疾病或代谢相关疾病快速流行，已经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最主要的疾病。
陈凯先院士举例说：“2型糖尿病患病率从30年前不到1%，增至现在的11.6%，其增加量超过了10倍；其他代谢疾病也同样大幅度上升。很明显，30年的时间不可能产生任何群体性遗传和生物特性的变化，代谢类疾病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因素是30年中营养与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与此同时，在我国中西部和边远地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婴幼儿和儿童中，仍旧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营养缺乏症：低出生体重、生长迟缓、消瘦、以及铁和维生素A缺乏等；成年居民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均衡。”
“如何通过合理营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是事关‘健康中国’目标能否实现的大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14亿人和后代的健康，也关系到最大限度地节约医疗成本、精准扶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陈凯先院士表示。他对此分析说，我国粮食和副食品生产的总量已能完全满足国民的膳食需求。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国民营养认识水平的不足，过度营养与营养不足问题十分严重，这既造成食品的浪费，也增加了医疗的负担，亟需提高国民的营养认识水平；而建立我国国民膳食营养的指导标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基础工作。
陈凯先院士还介绍说：“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建立国民膳食营养的指导标准，提高居民的营养认识水平。美国卫生与大众服务部、农业部联合定期发布‘美国居民膳食指南’，每5年更新、修订一次；而一本居民膳食指南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以对于美国民众基本营养数据的大量研究与标准建立作为支撑的。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国生命科学和营养科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我国居民的营养膳食数据与标准的研究方面却非常薄弱，很少获得关注。由于缺少投入，我国营养膳食标准的研究非常有限，规模小、水平也较低，其研究结果难以推广；我国营养膳食标准基本上还是直接照搬国外标准。这种状况对于增进我国居民健康和建设节约型国家十分不利。”
陈凯先院士进一步分析说：“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营养科学研究所通过对上海和北京地区3000多名普通中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按照沿用的美国《营养指南》所设定的维生素D标准，中国受测人员70%属于体内维生素D缺乏，24%属于维生素D不足，即94%的受测人员维生素D水平低于美国设定的营养标准。该研究所进一步在上海对400多名20至40岁维生素D缺乏人群进行维生素D的膳食补充试验后发现，即使按我国规定的每日维生素D摄入量的2倍对这400多名受试人员进行维生素D补充，仍有近70%的受试者体内维生素D水平低于美国标准。但是，这些研究涉及的受试人员，无论是京沪居民还是参加维生素D补充实验的人员，均未出现大规模的维生素D缺乏所致疾病。这些结果强烈提示，中国居民体内维生素D根本就达不到、也不需要达到长期来所沿用的美国标准。如果照搬国外标准，不仅造成不必要的大规模补充维生素D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可能带来维生素D过量的健康风险。这些研究表明，针对我国居民的健康现状开展营养膳食研究，建立我国自己的营养膳食标准，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鉴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适应本国国民的营养膳食标准，缺乏权威、完善的营养膳食指南，陈凯先院士建议：我们首先要设立开展营养膳食标准研究的项目和科研计划。营养膳食标准的研究，需要检测大范围、大规模的人群队列，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经费。然而，研究数据的采集通常不能直接转化为科研论文或专利，因此常常得不到重视和支持。他介绍说：“国家很少设立这方面的计划和项目，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人员也十分缺乏。我国过去二三十年中，代谢类疾病的发病率不断飙升，不能说和研究支持不足没有关系。2015年中科院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设立了一个对中国人群体内脂肪酸和重金属数据的检测项目，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但由于经费有限，这项研究只能在现成样本上进行，无法建立人群队列进行标准化研究。我们呼吁在国家层面上重视建立营养数据标准的研究，对这类研究给予有力的支持！”
“其次，我们还需要加强营养膳食标准研究计划的顶层设计，改善项目执行管理。因为完善的顶层设计是营养膳食标准研究成功的关键。在推动营养膳食标准研究时，要加强研究计划的顶层设计和过程监管，突出重点，组织优势力量，防止分散、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发生。”陈凯先院士表示，“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强部门和行业间的协同合作。居民膳食营养标准的研究不仅要有科研人员参与，还需要大量不同类型的辅助人员，研究涉及的人群范围广、规模大，需要不同部门和行业间的大力协同与合作，需要有新的项目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陈凯先院士最后说：“当前我国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所导致的健康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再不及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将会严重影响‘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而作为一个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建立本国符合居民实际的营养膳食标准，已经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