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刑罚，也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最严厉的刑罚。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有些国家仍保留着死刑。我国从目前的政治、经济实际出发，在现行刑法中保留着死刑，同时规定了特殊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因此，认真研究适用死刑和适用死缓的依据和标准，严格划清死刑和死缓的界限，坚决贯彻"少杀、慎杀"政策是我国当前极为重要的课题。1、正确评价死刑功能，制定正确的死刑政策如何评价死刑的存在价值?如何评价国家适用死刑同犯罪作斗争的功能?是取决于一个国家刑事政策的基础和前提。18世纪前，没有人对死刑的效用提出过质疑。随着近代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兴起与普及，人的自身价值的发现与苏醒，产生了抨击死刑的思想与理论。特别是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者切查列·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死刑的不人道性、残酷性与不必要性之后，由此揭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可以达到一劳水逸的除害效果，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死刑废除论者则主要认为，废除死刑是教育刑论的必然产物，是纠正死刑存置缺陷的实践依据，符合刑罚发展的最终目标①。两种思潮截然不同的。笔者认为，死刑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并盛行数千年历史(至今大多数国家刑法中还保留死刑)，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说明了死刑在惩罚与预防犯罪中具有特殊功能。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并交付执行之后，犯罪分子有生命的个体便从社会上永远消失，从生死观意义上讲，人都具有趋利避害、向乐避苦的本质和求生本能，刑罚的严厉程度，迫使犯罪分子不得不考虑犯罪的代价，一般心理正常的人是不会以生命为赌注而进行犯罪的。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同其他刑种一样，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的实现也是建立在死刑的威胁作用基础之上的。故死刑理应具有最强烈的威胁效果。 恰当评价死刑功能，是正确适用死刑的关键。笔者认为，既不能否认死刑的功能，也不能过高评价死刑的功能。有的学者认为："刑罚的威慑效果，一般来说，是同刑罚的严厉性呈正比例关系的，即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便强烈；刑罚越宽缓，其威慑力便越弱。因此推知，死刑应当具有最强烈的威慑效果"①。这种观点，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预防犯罪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严厉刑种可以解决的。从1983年我国实行"严打"以来的实践验证，十多年来不断增设死刑罪名，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数量大幅度增加，并没有起到"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便越强烈"的效果，对于遏制严重犯罪更没有出现"同刑罚的严厉性呈正比例关系"的效果。所以，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杀人越多，威慑力越大，犯罪也就会越少。犯罪这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综合病态的一种反映，必须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乱世用重典"思想极深，有的人甚至把这种思想推崇到"平世也用重典"的极端，导致我国死刑立法膨胀，居高不下。我国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的413个罪名中，已规定多达七十个死刑罪名"。如果再不走出评价死刑万能的误区，就不能正确掌握适用死刑的标准，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灵魂、统帅，有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即有什么样的死刑立法，从而产生为其所用的死刑司法。我国学者对死刑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是什么，一是目前和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对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是"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坚持少杀、慎杀。②"近来，学者通过对79年刑法典颁布施行以后大量补充死刑立法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的现行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的转变，具体标志是：(一)严重刑事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不断增多；(二)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有所降低；(三)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人数比以前增多；(四)国家一直强调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严惩，而严惩就有多判一些死刑的含义③。更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奉行的是"祟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应表述为"强化死刑。④"对我国今后应确立什么样的死刑政策，还要不要树立"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意见虽不一致，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79年刑法典所确立的"限制死刑、少杀、慎杀"的政策既符合当时的立法实际，亦与国际社会限制死刑的潮流一致。实践证明，增设死刑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恶性犯罪案件的上升。因此，应当对我国一度强化死刑的政策进行反思。重新确立"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回到"限制死刑"的政策上来。我国在刑事立法上是限制死刑的。虽然97刑法的修订在死刑罪名数量上，与原刑法相比(包括79年刑法和以后的补充、修改决定在内)没有明显的减少，但在死刑适用对象上(如删除了未满18周岁的犯罪分子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和死刑适用条件和标准上作了重大的修改。特别对过去适用死刑特别多的一些罪名，如抢劫、盗窃、强奸、故意伤害(重伤)等罪名的适用条件上，取消了弹性情节，限制了适用范围，科学地规定了可以判处死刑的标准。这样实际适用死刑的人数将会明显减少，这是限制死刑的立法上的一大进步。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关键在于转变执法者的观念。这里需要提醒执法者们："历史和统计学非常清楚的证明，……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从来就没有成功过。"2、严格掌握死刑标准，坚持慎杀(一)严格掌握"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坚持慎杀标准究竟如何理解和掌握"罪行极其严重"这个死刑法定标准，笔者认为要抓住以下要点：1、"罪行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宏观标准，任何被适用死刑的犯罪分子，都必须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综合考察，均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才符合适 用死刑的标准。2、"罪行极其严重"在分则死刑条款中规定的"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致人重伤、死刑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手段特别恶劣的"，"数额特别巨大的"等等，就是"罪行特别严重"的具体表现。只要我们在抽象概括的标准指导下，结合分则条文的具体规定，就能界定具体案件的犯罪分子是否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3、"罪行极其严重"是区分死刑与非死刑刑罚的界限标准。凡是不符合"罪行特别严重"标准的犯罪分子，便不属于适用死刑的对象(包括死缓)。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的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或特别严重。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方面去把握：(1)犯罪性质特别严重，即从整体上看是具有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故意实施的重罪。刑法只对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放火罪、抢劫罪、绑架罪等才在法定刑中规定有死刑。如果犯罪的性质不特别严重，即使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或者情节特别恶劣，都不能认为是罪行极其严重。(2)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即客观上导致多人死亡、重伤、财产损失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对这类犯罪，法律往往列举危害特别严重的具体后果作为可以适用死刑的条件。例如，在抢劫罪中，刑法规定"抢劫数额巨大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等，就属于这种情况。(3)情节特别恶劣或特别严重，即犯罪的手段特别残忍、在犯罪中起最主要的作用、具有卑劣的犯罪目的或者其他特别恶劣或特别严重的情节。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也不是都具有特别恶劣的情节，法律往往列举特别恶劣的具体情节作为这类犯罪可以适用死刑的条件。例如，在故意伤害罪中，刑法规定："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废的"；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等均属于这种情况。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根据具体情况，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如绑架罪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具有多种特别严重情节(如数额特别巨大的)，才应当视为罪行极其严重。总之，评价罪行是否极其严重，不能只从客观危害上看，还应结合主观恶性上看，根据犯罪性质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加以认定，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二)精心区分适用死刑的情节，坚持慎杀分则条文中适用死刑罪名时，均从该种犯罪的性质和特点出发，规定了该种犯罪达到"罪行特别严重"程度所表现的具体情节，这也就是"罪行特别严重"的具体化。根据对现行刑法中70个死刑罪名的立法统计，其死刑适用情节有以下四种：第一种：规定一种适用情节。据统计在70个死刑罪名中，有背叛国家罪、集资诈骗罪等46个罪名只规定了适用一种情节，占死刑罪名的65。7％。其中，规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或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21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7个；"造成严重后果的"4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4个；"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4个；"情节严重"或实为"情节严重"3个；数额持别巨大的，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1个；"数额特别重大，情节特别严重，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1个；"投降后为敌人效劳的"1个。第二种：规定两种适用情节。据统计在70个死刑罪名中。有生产、销售假药罪等8个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1。4％。其中规定为"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2个；"情节严重或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民兵枪支、弹药、爆炸物的"1个；"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1个；"致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1个；"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或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1个；"驾驶航空器、舰船叛逃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1个；"出卖、转让大员武器装备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个。第三种：规定多种适用情节。据统计在70个死刑罪名中，有强奸罪、抢劫罪等14个罪名是规定三种以上多至八种适用情节的，占死刑罪名的20％。其中：规定为"使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遭受重大损失的"5个；"致人重伤、死亡或致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1个；"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数额持别巨大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1个；"致入重伤、死亡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1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的"2个；五种适用的情节有强奸罪等3个；有八种适用情节的有抢劫罪1个。第四种：没有规定具体适用情节。据统计在70个死刑罪名中，有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两个罪名占死刑罪名的2。9％。适用死刑的情节，是该种犯罪中最严重、最恶劣、危害最大的情节，绝不能任意穿凿，无限上纲。情节中有单一情节、并列情节、选择情节之分，其中并列者必须是并列情节同时具备，缺一不可；选择者只要具备选择情节之一即可适用死刑。死刑罪名中的法定刑立法方式，现行刑法较之79年刑法，已有较大的改革，不仅增设绝对法定刑的形式，而且对相对法定刑的幅度，也作了一些调整，70个死刑罪名的法定刑方式有以下四种：1、规定为"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的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有15个罪名，占死刑罪名的21。4％。这其中，"处死刑"的有如情节特别严重的暴动越狱罪，贪污罪等7个罪名；"可以判处死刑的"有如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等8个罪名。在适用这种"必处死刑"或"得处死刑"的绝对法定刑时，必须慎之又慎，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要轻易把犯罪分子归入这个量刑幅度内。2、规定为"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相对确定法定刑的有19个罪名，占死刑罪名的27。1％。这种死刑法定刑的特点是，死刑并非唯一刑罚，而是一种死刑选择刑，只不过是选择范围较小，只能在无期徒刑、死刑两种刑种之间选择。如数额巨大并给国家、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集资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传授犯罪方法罪等。3、规定为"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相对确定法定刑的，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个罪名，占死刑罪名的1。4％。这种死刑选择刑有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种选择余地，选择范围较宽。4、规定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或"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相对确定法定刑的有35个罪名，占死刑罪名的50％。对挂有死刑的重刑中，采用死刑选择刑最多的、适用范围大的是前者，它是一种传统法定刑立法方式，在适用顺序上应该是按照罪行轻重的不同层次，由低到高的选择适用，首先适用10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其次是适用无期徒刑，最后对个别"罪行极其严重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对于死刑选择刑中的后者，只有故意杀人罪采取这种立法方式，其原因是故意杀人行为是古今中外法律公认的最严重的犯罪，是重视人权的典型体现，但又鉴于故意杀人情节复杂，主观恶性差异大，仍然规定了我围较宽的死刑选择刑，但在选择适用顺序上，首先要考虑适用死刑，其次再考虑适用无期徒刑，最后)再考虑处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少杀、慎杀的思想指导下，准确认定犯罪性质、犯罪情节，正确适用量刑等级，就能实现限制死刑适用的最佳效果。3、认真执行死缓制度，坚持少杀死刑适用中的所谓"少杀"，是指在法定死刑罪名的范围内，科学地理解立法精神，"凡介于在可杀不可杀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坚持少杀，就是"杀人愈少愈好"。"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倡导少杀政策，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所坚持的政策。当今，我们在刑事司中，不仅要贯彻这一政策，而且要执行得更好，才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死刑思想的发展趋势。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简称死缓。世界上最早提出死缓设想的，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建立死缓制度，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个人。国家可以通过试验的方式进行尝试，如果效果良好，不妨成为一种制度⑥。但真正的死缓制度是我国创制的。1951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针对如何处理反革命案件时指出："要严格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要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要犯错误。"对那些"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⑦。在我国，死缓形成法律制度的初期，适用对象只限于反革命罪犯，不久，国家便认为死缓制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52年"三反"运动中，就开始适用于其他刑-事犯罪。如何评价死缓制度呢?毛泽东同志说："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农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⑧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死缓制度是贯彻"少杀"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判处死缓的罪犯得到改造，化消极因素成为积极因素，符合我国刑罚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目的。同时，死缓符合世界限制适用死刑的趋势，表现了我国刑罚的特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和正确认识死缓制度，高度重视执行这一制度。97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条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死缓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罪该处死。如果犯罪分子所犯罪行，不应当适用死刑，也就不能适用死缓。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与死刑属于同一刑种，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相同的。二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是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也是适用死缓与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相区别的关键所在。但怎样认定"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法律并未具体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时，有的同志曾提出：这样的规定不明确，建议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作出具体规定，以减少执法的随意性。但修订时未能解决，仍然保持了原来的表述。所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是指虽然犯了死罪，但根据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不是一定要立即执行死刑。这应当从犯罪分子的罪、责、刑三方面综合考察，即：从罪行上看，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与必须立即执行的相比，后者罪行的情节、手段、社会危害程度，要比前者严重；从刑事责任上看，同等的罪行，一般来说要负同等的刑事责任，但如果该罪犯具有某种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刑事责任就应适当减轻，所判死刑也就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虽然都是死罪，情节千差万别，刑事责任的轻重上也应显示差异；从量刑上看，要从犯罪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全面衡员，把可杀不可杀的犯罪分子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人判以死绥。所以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应当将罪、贵、刑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正确地加以认定。在适用死刑刑罚中，如何区别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的界限，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难于界定的难题。我们之所以说它十分重要，是因为它涉及一个人"生"与"死"的大事；之所以说它难于界定，是因为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由于执法者观念差异，素质差异，司法实践中的随意性。同样一种性质、情节的犯罪，甲地判死刑、乙地判死缓的事并不少见。所以，从理认与实践上着力探索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之间的界限，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课题。如何探索出这个重要界限的基本规律?经笔者多年研究，下列五个方面应属于界定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应遵循的、带规律性的界限：(一)罪该处死，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判死缓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是指刑法总则、分则中明文规定在员刑时必须予以考虑从轻、减轻处罚的各种事实情况。但与适用死刑相关的，主要是以下四种：1、罪行极其严重但属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刑法第18条第3款规定：不能完全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人格变态、精神障碍的人犯故意杀人、放火等罪该处死的罪，一般应处死缓。2、罪行极其严重但属犯罪未遂的。刑法第23条规定，对未遂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某甲利用邪教，诱骗16名妇女、儿童进山洞，堵住洞口，绝食"升天"，饿到第三天时被当地公安机关发觉救出，16名均抢救脱险，某甲罪行极其严重，考虑是未遂而处死缓。3、罪行极其严重但犯罪分子自首的。刑法第67条规定，对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笔者认为，可以从轻判死缓的自首，是指对应判处死刑之罪的自首，如犯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罪后主动投案自首，而不是一般的余罪自首。4、罪行极其严重但犯罪分子立功的。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立功者，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二)罪该处死，但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判死缓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是指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刑事政策，由司法机关根据审判实践概括出来的，在裁量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时，应予以考虑的可以从轻处罚的事实情况。这些情节种类很多，诸如犯罪动机、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犯罪手段、对象、结果，犯罪时间、地点等等，这些酌定情节，虽不具有强制性、必然性。但是，这些情节对于恰当量刑、公正司法具有重大价值，其中有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甚至还可以减轻处罚，在决定适用死刑与死缓时应当予以关注。与适用死刑相关的情节有：1、犯罪动机不属卑鄙恶劣的。如基于义愤的，大义灭亲的，不堪虐待、迫害反抗等而杀人的一般不适用死刑。如山林、水利、宅基、邻里、债务、合同等矛盾激化引起斗殴而造成的杀人案件，一般可以考虑适用死缓。2、犯罪前一贯表现好、犯罪后又真诚悔罪的。犯罪前一贯表现好偶尔失足的犯罪人，主观恶性弱；则应是适用死缓的对象；犯罪后坦白认罪，积极退脏，采取措施抢救受害人；挽回损失，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等，不仅在客观上能减轻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而且有利于国家对案件侦破与处理，亦反映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降低，易于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所以，这些应当是考虑适用死缓的对象。(三)罪该处死，但社会危害性未达最极端严重程度的应判死缓"罪行极其严重"这个死刑总标准，虽然分则条文是用"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规定具体化到各种死刑罪名的，但在适用上毕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且这种"极其严重"也是有层次性、可比性的。必须从实际出发，判断是否已经达到同种犯罪判死刑应具备的最极端程度。虽然这还是个有一定模糊性的概念，但经过长期审判实践总结，这个"度"是可以掌握的。下述一些情形，就是罪行未达到"最极端"程度的犯罪，应当适用死缓。1、受害人在本案中有过错的。故意杀人、伤害致人死亡、绑架等重罪中，有的是基于私仇宿怨，有的是临时起意，有的则是受害人的过错引起的，甚至是受害人首先挑起事端而造成严重后果的。2、犯罪手段不是特别恶劣的。犯罪手段虽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但却常常是量刑时要注意的情节。恶劣、残忍、暴力的犯罪手段，是犯罪分子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一种反映，是从重处罚的情节；如非暴力型的、智力型的犯罪手段，相对而言，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较小，可以是适用死缓的对象。3、危害程度还不是极端严重的。这里所指的危害程度主要是指的社会后果，如贪污、贩毒罪的数量、杀人罪的社会影响等，个案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别。如刑法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海洛因50克以上，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按照这个规定，数量达50克以上就可以杀头。这里的"以上"是没有封顶的，如果满50克就杀的话，那么百克、千克、万克的也是杀，这是不科学的，应当总结出一个处死刑的合理数量标准,求得司法合理公正。又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贪污10万元以上"情节持别恶劣的"处死刑。有的地方10万元就判死刑，而有的地方100万元才判死刑，差距太大，显失公正。可见数额是判定危害程度基本依据，当然也要考虑其他情节，但基本上应确定一个合理的适用死刑的数额(比如100万元)，作为犯罪"极其严重"的界限，否则，随意性太大，杀人太多。4、在共同犯罪中不是首要分子或不是最重要的主犯的。(四)罪该处死，但证据尚不够充分的应判死缓证据充分是正确判刑的基础，是适用刑罚的根本。在司法实践中有个别案件，被告人承认罪行，事实清楚，主要证据也是确凿的，但总有某些环节、证据无法核实，有的矛盾不能排除，某种其他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仍有争论，犯罪分子犯罪时是否已满18岁无法查清，犯罪分子是否具有某种精神病无法确诊，某种物证、书证无法核实，等等，总之，从万无一失、留有余地的角度出发，也应判处死缓为宜。(五)罪该处死，但从政治上、外交上考虑需要按照国家特殊政策对待的应判死缓我国宪法和法律、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宗教、华侨、归侨和侨眷的保护和处罚，都有一些特殊规定。国际交往中情况极为复杂，某些涉外案件的惩处，也要从实际出发，取得好的国际影响。1、考虑国内外的社会影响，或为了保留活史料，活证据，从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特殊需要出发，以判处死缓为宜。如我国处理末代皇帝溥仪，特别是审理与判处的"四人帮"案件，为国家处理这类案件树立了典型。2、为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得不到当地同胞理解的案件，以判处死缓为宜。3、为照顾群众的宗教感情，维护民族团结，在判处宗教界的犯罪分子时，以判处死缓为宜。4、华侨、归侨、台港澳同胞的犯罪，只要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型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走私贩毒的犯罪，从团结广大侨胞和台港澳同胞，促进祖国统一大局出发，一般也以判死缓为宜。5、来华投资经商、参观旅游、工作学习的外国人，触犯我国刑律，考虑到国际影响等因素，考虑到他们本国有的已废除死刑或很少适用死刑，只要不是极个别非杀不可的，应尽量适用死缓。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②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③胡云腾著《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④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7页⑤⑦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40页⑥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引自《刑法学全书》第8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