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辩护中，如果律师和被告人在辩护策略和目标问题上意见相左，辩护决策权谁说了算?律师还是被告人?有人会说，律师的工作就是用专业知识、经验制定合理的辩护策略和目标，当然听律师的。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没那么容易回答。例如，当被告知道自己可能会承受不利诉讼结果，却不愿公开某些对自己案件走向有利的事实，全然不顾自己可能身陷囹圄的法律后果，也不考虑自己入罪可能会影响辩护律师职业声誉的问题。此时，辩护策略和目标该由谁来掌控?
2016年日本律政剧《99.9刑事专业律师》的剧情就展示了这个问题。吉田是公司的会计，她和公司老总、分管副总都掌握着公司保险柜的密码，柜内总有一定数额的备用金。某天，保险柜内的备用金不见了。由于总经理和副总在保险柜打开的前一天，有出差在外的不在场证明，警方初步判定吉田有重大作案嫌疑，检方的搜查结果也对吉田不利：吉田手袋里有装有备用金的信封，家里有超过合理收入的大笔现金。但是，坚称自己无罪的吉田却不愿向接手案件的律师说明现金来源。
律师调查发现，在吉田幼年时，母亲因不堪家暴丢下吉田离家出走，怨恨母亲的吉田却一直牢记着要和母亲在大房子里生活的约定。于是，在本职工作之外，吉田还在收入可观的风月场所兼职，努力挣钱。综合吉田的收入情况来看，基本可排除吉田在家中藏匿盗窃款项的说法。当律师建议吉田向检方和法庭说明收入来源时，吉田反对这个辩护策略。律师们只好向吉田解释说明了可能的不利后果，并强化了调查备用金失窃原委的方案。
后来，律师们得知吉田的母亲已经身患癌症，他们劝吉田说明收入来源，以无罪身份堂堂正正地去见母亲，吉田表示同意。但是，由于案件审理需要时间，吉田担心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她提出转变辩护目标，按照检方要求签署认罪协议，以换取其尽早出狱，而将自身声誉和案件实情抛在一边。剧中的吉田因自身处境变化，不断地指示律师们改变策略和目标，实践中的辩护律师们也时常会遇到需要尽力平衡案件决策权的情况。
律师既不能仅仅把被告作为案件证据的来源之一，对被告的意见置之不理，也不能完全听从当事人主张，沦为法律玩偶。两种做法都破坏了被告人和律师的代理关系，前者是将自己意志凌驾于当事人之上，后者则使辩护人丧失诉讼地位。英美法和大陆法解决辩护决策权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的律师地位相对独立，可以凭借法律知识和经验自主决定辩护策略和目标。但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国家采用了当事人控制诉讼的模式。当事人和律师之间是私法上的契约和代理关系，律师要尊重当事人决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当事人利益。毕竟，由于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甚至信仰的不同，当事人才能亲身感受自身利益是否得到了最大化保护。原则上说，涉及法律的诉讼策略听律师的，诉讼目标则由当事人决定。具备专业知识的律师是当事人的参谋助手。
本片故事的发生地日本虽属于大陆法国家，却侧重采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案件决策权由当事人控制。在盗窃案里，被告人吉田不愿公布自己在风月场所兼职赚取可观收入的事实，因此，律师虽然对辩护策略和手段有一定决策权，却必须和吉田进行沟通，将案件进展、证据和可能的不利后果告知吉田，保证吉田不仅仅是证据的来源，更是辩护所服务的对象，说服吉田采纳法律上的辩护策略。当吉田改变诉讼目标，以认罪换取自由，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时，虽然律师们不赞成吉田认罪，但是，由于无法完全感受吉田那种有可能见不到生母的痛楚，律师必须尊重吉田的目标，只能尽力规劝吉田坚持无罪辩护，却不可代替吉田决策。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如果被告始终不听律师规劝，坚持辩护过程由自己把控，律师的处境岂不是很尴尬?当事人控制辩护的模式当然有保护律师的机制，实在和被告谈不拢，尽到合理规劝义务的律师可以选择退出代理，让当事人另请高明。所幸剧里的律师没有遇到需要退出代理的困境，吉田听从了劝解，律师们通过缜密调查，搜集证据还原了真相，帮吉田洗尽冤屈，吉田终于见到了生母的最后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