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你的回信我是永远收不到的，我要死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后一些日子的情形，带着这种希望我会更轻松地离开人世。
起初我很害怕，可是后来我想，你在安全的地方，这是幸运。
勒令犹太人搬迁的通告只准许带十五公斤的东西。不搬迁者，格杀勿论。我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你送给我的一个碗、一把调羹、一把小刀、两个碟子。我又带了几样医疗器械。带了你的信和一些照片，带了普希金、都德、莫泊桑的书、一本小字典，我向房子告别，向小园告别，又向邻居告别。我恳求巴桑柯家的人，如果战后你来打听我的情况，请他们对你说详细一点儿。
我的病人舒金来帮我提东西，给了我三百卢布，并说每星期要给我送一次面包。因为许许多多白包袱、白枕头，一条街都变白了。生病的便由人搀着。一个年轻人抱着老母亲。有一个年轻人没有带东西，头抬得高高的，面前拿着打开的一本书，脸上是一副傲视一切和镇定的神气。
我听到一些妇女同情的叹息声。我看到许多熟悉的脸。有些人轻轻向我点头告别。有几次我也看到哭红的眼睛。
在隔离区入口处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别，他给我指了指铁丝网边一块地方，说以后给我送东西就在那儿会面。我跟我的同事、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土坯房里。施佩林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施佩林弄到褥垫、DE煤油、一大车劈柴。夜里又弄来一袋面粉、半袋豆角。他对我说，应当在隔离区办学校。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语，每节课报酬一碟子菜汤。我答应了。
在这灾难的日子里，我心中充满了对犹太民族的母爱。我常常上病人家里去，小小的屋子里往往挤着几十个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
德国人在疯狂杀犹太人。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轮到我们了。可是，你要知道，我虽然知道是这样，还是继续为病人看眼睛。我还在教尤拉法语。不久前我们这儿还举行过婚礼。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就不相信：难道我们都是判了死刑在等死的人吗？理发匠、鞋匠、裁缝、医生、修炉匠，都在干活儿，甚至还开设了接生小屋。人们还在洗衣服，晒衣服，做饭，孩子们从九月六日起又上学了。
一个熟识的师范学校女学生来找我，她掩护着一位肩膀受伤、又烧伤了一只眼睛的中尉，经过我治疗，就不会化脓了。他讲我们的军队，他想休息几天之后，就穿过前线到那边去。有好几个小伙子要跟他一块儿去。啊，维克托，我要是能跟他们一块儿走该多好呀！一些人给他送来土豆、面包，有一个老奶奶还给他打了一双毛线袜。
德国人赶着年轻男子去干活儿，据说是挖土豆。一个熟识的农民从铁丝网外面路过，说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离城四里的地方，靠近飞机场，就在去罗曼诺夫镇的路上。维佳，你记住这个地方，将来你可以在那儿找到合葬的坟墓，妈妈就在那里面。
孩子们每天早晨去上学，聪明的眼睛，黑黑的鬈发，在他们当中，应该有未来的学者、物理学家、医学教授、音乐家，也许还有诗人……
维佳，我这封信就要写完了，就要拿到铁丝网跟前，交给我的朋友。这是我最后的告别。哪有人类语言，能够表达我对你的爱？在幸福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时候，都有母爱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爱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