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宪法监督司法化的功利价值并非仅局限在这两个方面，应当还多一些，例如下一节将讨论的“转移价值”，从节约社会成本或增进社会收益的角度上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功利价值的体现。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功利价值并非是宪法监督司法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其他一些宪法监督体制，例如在立法机关或最高权力机关内设置相应的宪法监督机构，同样可以收到节约的功利之效，但实践证明，这种省则省矣，只是监督成效欠佳，甚至全无成效，以至于失去了更高的可欲价值。可见，这些体制虽有功利价值，但并不可取。 （二）政治斗争转换为法律辩论——转移价值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转移价值一向受到重视。例如，在心理方面当一个人的心理或情绪处于盛怒之中，激动的情绪难以克制的时候，假如他还保留一定的理智，他就应当立即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通过关注其他的事物而使自己愤怒的情绪得到缓解。他的亲朋好友，甚至心理医生也都会引导他这样做。在当今多发的抑郁症的治疗过程中，心理医生也会经常使用转移的治疗手段予以治疗。在政治方面，政治家们也惯常采用转移的方法，把公众甚至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以减少人们对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热情，以达到使有关问题得到冷处理，或者使自己摆脱困境的目的，例如，在2009年初由美英等国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由于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同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严重毁损，激起了全球的反战热潮，在美英等国国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军事当局甚至两国政府首脑都在大谈对伊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战后伊拉克重建问题，甚至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这些问题除了其本身的意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或许就是为了转移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使人们不至于过度关注战争的极端残酷性。不过，应当指出，政治上的转移并非全是正面价值的体现，有些甚至往往是负面的，是政治家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而玩弄的政治把戏。 无论怎么看，将一个社会和国家内的激烈的政治斗争通过转移成为法律辩论或法院裁决，都可以实现正面的、积极的价值目标。这不难理解，如果政治斗争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巨大的政治利益会驱动政治家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斗争，斗争的手段也会激化，甚至酿成流血的武装冲突。这类事例在人类的政治史上连绵不绝，即使在当代，在那些法治不发达的国度，政治派系之间、部族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至今战火连连，多年不断。武装征战和杀戮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民众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还造成了当代世界令人头痛的成百万、上千万的难民潮，给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压力。这还是可见的损失，至于战乱给社会和国家带来的潜在危害更是难以估量和计算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和平的发展，社会和国家的进步更是无从谈起。即使是政治斗争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其结果虽然可以分出高下、输赢，但赢家未必就能获得政治上的全赢，而输家同样未必在政治上全输。最终受到严重损害的，还是社会和国家整体的政治声誉、政治权威，甚至是政治信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在政治高层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今天看来，正好可以支持上述的分析和判断。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一味地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也并非一概地认为政治斗争一定会激化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战祸，我们只是认为，政治斗争存在着产生消极后果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被无数事例证明极有可能发生的；更进而认为，一旦发生必然造成或轻或重、往往是重多轻少的弊害，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有可能，应当尽量减少政治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和国家弊害；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种弊害甚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找到解决政治问题和政治争议的恰当方式或途径，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是可以得到缓解或消融的。这种方式或途径之一，就是将政治斗争转换成为法律辩论，变成法官们在密室中讨论和裁决的过程，而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政治家所需要做的，就是给予法官们充分的信赖、尊重和服从他们所做的裁决。这样做的结果，就可能是大事化小，甚至化干戈为玉帛了。不妨把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的争议看作是这种转移的成功范例。可以想见，两个候选人历尽千辛万苦，在即将到来的决定谁荣登总统宝座的关键时刻，只是因为计票上的误差而可能造成得票多者落选，或者得票少者当选的结果，不仅会使当事者本人，就是公众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如果处理不好，此事完全有可能激化为政治骚乱，就像非洲一些国家为争夺总统宝座而大动干戈一样。但美国毕竟是一个宪法传统深厚、宪政发达的国家，通过及时启动司法对宪法的控制机制，由九名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法律辩论和投票裁决中，成功地化解了这一危机，使这一重大的政治争议既没有在争执过程中激化，也没有在日后引起轩然大波，社会各方面、国会的政治家们、甚至当事人之一的戈尔都平静地接受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除了媒体中少数好事者自发地进行对有争议的选票的人工统计的验证究竟谁得了多数选票之外，无人再提起异议，最终使这次看似剑拔弩张的总统竞选之争和美国少见的宪法危机，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辩论和5∶4的裁决中得到成功化解和消融。这一事例生动地体现了政治向法律转移的重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