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去年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让人眼花缭乱的应对举措，而要求完善相关法规、加强制度建设的呼声也充斥各种媒体。 人们对民工权益的关注并作出的努力应当肯定，但从一个劳动法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上述举措或呼吁只停留在劳动关系的外部，而并未触及劳动关系的内在机制，仅就解决民工工资这一问题而言，并没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其实，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们认识上存在着一大误区，即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并导致法律适用发生了错位。 笔者曾留心过媒体的报道，发现不论是用人企业、国家机关还是媒体，在很多场合下都把民工称为“劳务工”，把他们的应得报酬称为“劳务工资”，甚至还出现了“ⅩⅩ法院劳务工资执行款发放大会”的场景。看来，许多人认为民工就是劳务工，与用工企业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那么，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到底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时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关系。劳务关系则是当事人之间因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表面上看好象差不多，劳动者都付出了劳动，也都会得到报酬，但是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劳动关系的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双方的关系依据劳动过程发生，而劳务关系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的关系依据劳动成果的实现过程发生，由此又导致了以下三点不同：1、劳动力的支配权不同。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服从的地位，其劳动力的支配权由用人单位行使，双方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在劳务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以由劳务提供方自行组织和指挥劳动过程。2、风险责任承担者不同。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被单位雇佣提供劳动，只需要对劳动过程负责，并不对劳动成果的实现过程即经营风险负责，而用人单位享受劳动成果价值实现的结果，因此由用人单位承担风险责任；在劳务关系中，双方关系依据劳动成果的实现过程发生，因此劳务提供方应当自行承担风险。3、劳动报酬的性质不同。由于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不承担经营风险，所以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劳动报酬具有分配性质，不完全和不直接随市场供求情况变动，其支付形式往往特定化为一种持续、定期的工资支付；而劳务提供方因平等的劳务关系而取得的劳动报酬则是商品价格的一次性支付，商品价格是与市场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因此其支付的数额和方式往往是不定的。 可见，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不对等的社会关系，后者是平等的社会关系。两者区别的关键后果则是前者受劳动法的调整， 遵循“保护劳动者的原则”；而后者受民法的调整，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 如果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务关系，根据上述标准，出现先工作，后付酬以及劳务报酬随行就市的情形似乎还可以理解。但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民工到用人单位做工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内核，自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行的那天起，就应当被毫无差别地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鉴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不承担经营风险，劳动报酬具有分配性质并特定化为持续、定期工资的特点，劳动法已经对工资支付作出了严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按月足额支付给劳动者，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可见，只要我们将对民工的保护纳入劳动法保护的范畴，只要劳动监察部门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每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民工工资拖欠的难题便会不攻自破，根本用不着殚精竭虑地去考虑所谓制度健全、法律完善的问题。 然而，大多数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在我们眼里，农民工是一个不入流的群体，怎么能与我们这些体面的城里人同样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范畴呢？于是乎，“劳务工”这个用人单位发明的专用于农民工的名词一产生就赢得了广大的市场。用人单位打着这个旗号，将农民工推出了劳动法的保护伞，可以达到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目的；不需要向民工负责的地方政府为了“GDP政绩”也对此采取了默认甚至是放任的态度，平时“特殊处理”、年终“秋后算帐”已然成了各级政府的潜规则；而我们看到民工的权益在“劳务工”的名义下被“另当别论”，也觉得很正常，谁让他们是一个地位最低、见识最少、声音最小的群体呢？正所谓柿子捡软的捏吗！没有人去探究这其中的蹊跷，付出的代价便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显而易见，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最关键问题是转变人们的观念，理顺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到了这一点，根本不需要推出一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举措，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就可以迎刃而解。 华东政法学院·李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