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默 权 的 立 法 思 考 沉 默 权 的 立 法 思 考 沉 默 权 的 立 法 思 考
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根据美国学者的解释，沉默权的特定含义包括三项基本内容 ：1.被告人……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关于争夺沉默权的斗争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早期。正如美国学者莱纳德·利维在《第五修正案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沉默权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边是支持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普通法，它逐渐发展形成公民不得被迫回答导致自我归罪问题的权利；另一边是罗马法传统以及适用审讯制度的英国教会法庭，它的执法者们强烈反对沉默权。”也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与教会法混合形成的大陆法对于沉默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英国特权法庭和宗教法庭受到这种法律的影响，沉默权首次提出是在宗教法庭。教会法认为，人们只应向上帝承认他们的罪过，而不应该向其他任何人坦白罪行。故教会法有一条原则：没有人可以被迫自证其罪，因为没有人必须揭露自己的耻辱。普通法的支持者们正是通过迫使宗教法庭遵守教会法中关于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逐步确立了沉默权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承认和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却并未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虽然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建立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 。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权利。而自从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引进说。认为将沉默权引进我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
二、否定说。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在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
三、折衷说。它是引进说和否定说的综合，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同时应对沉默权进行适当的限制。由此可见，虽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是加速我国法制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我国在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时候，“切不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在西方国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足以无限对抗司法机关的沉默权，不能把国外已经修正了的旧‘轨道’作为我们‘接轨’的标准” ，而应该考虑到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项基本任务，考虑到国家、被害人、被告人三者的利益平衡，考虑到法的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的综合实现。正如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所说，沉默权实际上使被告人和司法机关处于公开对抗的位置，仅仅确认一些法治理念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这些程序性的制度有效保证的话，反而会使被告人面临更大的危险。我国有些学者对于在立法、司法上设置和完善沉默权制度提出了以下设想 ：
1.在案件侦查阶段。这一阶段应做到：第一，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第二，在讯问内容上，对侦查人员提出的关于是否有犯罪行为、陈述有罪的情节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第三，认为侦查人员有逼供、诱供、骗供等行为的或希望得到律师帮助的，在得到帮助前有权保持沉默。第四，严格限制讯问时间，禁止夜间讯问，讯问时不得随便变换地点，对讯问手段进行监督和控制。第五，犯罪嫌疑人对本案外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沉默权。
2.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向检察机关陈述辩解的权利，检察机关有义务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沉默，检察机关应立即终止讯问。
3.在法庭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应做到：在检察机关宣读起诉书后，由审判长告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也要同时一并告知被告人有替自己辩解的权利。
在设置沉默权制度的同时，亦应该设置其例外，我国沉默权的例外应包括以下内容 ：
1.在侦查阶段。第一犯罪嫌疑人陈述有关犯罪发生时间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损害结果之发生是因意外，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及证据等内容时，不应享有沉默权。第二，犯罪人正在实施犯罪，或其身上找到相关证据，此时，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
2.在审判阶段。第一，对法官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如表明其身份的年龄、单位、住址等问题，以及是否行使法定权利的问题，如是否申请回避等，不应享有沉默权。第二，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必须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的澄清时，此时，被告人仍坚持沉默，法庭可以根据案情认定控方指控成立。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不应该建立沉默权制度，理由如下 ：
1.沉默权不适合我国的诉讼模式。沉默权产生于英国、流行于美国不是偶然的，在对抗制诉讼中，诉讼被视为政府与个人的争讼，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并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该诉讼模式注重攻击与防御的作用与反作用。而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是兼顾法官纠问式与对抗式，其与对抗式诉讼模式有着明显的基础性差异，不科学的引进，只能对基础功能造成破坏。
2.沉默权的科学性尚需研究。如英国1994年颁布的《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改变了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传统做法，代之以要求嫌疑人回答讯问，否则允许法官和陪审团作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推断。因而我国对设立沉默权应持慎重态度。综上所述，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以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上述英国对于沉默权的限制中我们可以看到，沉默权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保护无辜，又可以被真正的罪犯利用来逃避司法制裁。而目前我国的刑事侦查资源不足，特别是人员的缺乏，科技含量、物质条件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另外，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如果因沉默权制度设置不当而导致口供大量的减少，对于犯罪控制将十分不利。此外，因为沉默权制度是一个通过其他制度配合才能发挥效用的制度，它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和社会治安状况等方方面面，而我国是一个广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法律民主观念也随地域而有差别，警察、检察机关等司法人员素质不尽相同，因此我国要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虽然我国建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但由于目前国内的刑事侦查手段和技术的不足，以及我国证据制度的不完善，我国在现阶段还不适宜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主要参考资料：
1. 《证据法学》 刘金友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论沉默权在中国确立》 作者不详 新浪网
3. 《对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作者不详 北大法律信息网
4. 《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龙宗智 《法学》2000年2月
5. 《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 陆文洪 法律之星网站
6. 《应逐步确立沉默权规则》梁欣 法制日报1999年9月9日第七版
7. 《再谈沉默权》 宋英辉 北京青年报
8. 《简论沉默权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 曾耀林 《人民司法》199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