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笔记（一）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１７７６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
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１０本书之一”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
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天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应该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来源）。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
8.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
9.赋税四原则：1公平2稳定3征收便利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国富论读书笔记（二）
文/匡庐
人总是有种惰性，能躺着决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读书也是这样，能看视频的懒得看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看《三国演义》不看《三国志》，而愿意听易中天来说三国，易中天还算一个不错的学者，但于丹亵渎了《论语》还不够，还要去玷污《庄子》，实在是让我想抓狂。这可能都是因为现代人的惰性吧，宁愿吃别人嚼过吐出来的东西，而不愿意自己去亲自品尝吧。
身边也有不少朋友爱读书，但总是只看一些畅销书，对于一些经典，总是躲开绕开，其实我自己也经常这样，以为自己看了不少书，但有重量的，够分量的实在有限。即使看了，但总是乱乱的收获不大。这就太可惜了，如同春天播种了，夏天施肥了，惊叹着秋天灿烂的麦浪，而忘了去收割。虽说以前也写过一些书评，但都只限于粗略的感想，而没有消化性的分析。所以，这种习惯必须改掉，得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那就从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开始吧。
今晚（09年3月13日），终于把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看完了，翻到最后几页时，还隐隐然依依不舍。这本书我看了挺长时间，断断续续的快两个月了，看的挺细，一想到斯密几乎花了30年时间的积累，整整写了8年，我这么快就看完，实在过于仓促。真所谓，“看书难，写书更难”。这本书值得我，值得每一个经济学人每年都看一遍，找到来时的路。
我看的这个版本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版本了，商务印书馆出的，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总计约60万字。分上下两册，上册是72年一版一印，是我去年8月在南岭书市时买的，好像是花了5元钱吧，实在是太值了；下册是从图书馆借的，74年一版一印。
没能找到英文版，但从中文版看来，可以说全书字字珠玑，实在达到了“字不得减”的境界，这可能与译者也有关吧，这本书早在1931年就由郭王二人翻译过了，65年又加以修订，所以非常好，郭王两人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前辈，现在厦门大学的WISE指的就是“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此乃题外话了。英文版日后一定要想法弄到，某新版本的译者在序言中说，他实在是太惊叹斯密的文笔了，所以我的好好学学，说不定还是我英文写作的典范。
也许本就是怀着崇敬的心态去看的，也许如钱钟书说的信而好古，“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进步。”后来看到哈耶克[1]在《自由宪章》中这样的一段话才觉得道出实情，我们在看古人的作品时，总是感到“英雄所见略同”，其实使这些略同的观念早就从古人以来已渐渐成为人们的常识。这本书也让我不断的惊叹，难怪连一向在经济学界以个性著称的弗里德曼都在斯密的坟前喃喃自语，我们一直没能走出先生的思想范畴，却时不时的走错方向。
在阅读时，我脑海中不断翻腾的经济学概念几乎一一的都能从这找到出处，虽没有后人的修饰，精确，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但也许这还不是最终的来源，也许压根就没有来源，“真理具有朴素性，一旦说出来，人人似乎觉得无需证明”。斯密将西方几千年的经济学思想做了一次梳理的功劳还是无人能及的，如同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所谓集大成者就是这样。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能到英国去，能到斯密的坟前拜祭一番，表达我无比的敬意。
客套的话就不多说了，说内容吧，这本书分为序论和正文五篇：
第一篇主要讲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包括分工的研究，货币的起源及效用，商品价格的组成，劳动工资，资本利润等这基本囊括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面。由于1776年之际，农业占国民财富的主要部分，所以第十一章“论地租”占了非常大的篇幅。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大派可能就是这里的一章节，比如杨小凯[2]的超边际分析学派，基本思想就是多第一章“论分工”的细化研究，杨小凯非常看重分工，斯密也很看重分工，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而且指出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也就是市场越大，分工越细。市场的本质在于交换，用后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术语来说，就是交换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能够达到互利。（说到这，我要感谢一些李嘉图，感谢一下曼昆，就是因为这个“比较优势”的感念，才让我彻底决定转向经济学，因为它解决了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比较优势”，我就找到了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武器了，此乃后话，以后详述）。
看完这章，我联系中国的情况，产生一个想法：60年代初大饥荒，所谓的自然灾害，之所以为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其实最大的祸首就是对于市场的破坏，对市场的割裂，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我还需要数据来验证，这就留待研究生时再研究吧。但这话题可能有点敏感，有点危险。关于市场的割裂，其实在明朝也是非常严重的，明初，朱元璋称帝后，他非常害怕像他一样的农民来反他，于是在各地都派有驻兵，他想了一个贻害无穷的招数——各地驻军的供养由附近的人民供养。这表面上看来能够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由于失去了牵制驻军的力量，所以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苦难，更严重的是阻碍的市场的发展，使中国从此进入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据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科技史》的数据表明，宋朝末年，也就是清明上河图画的那个时代，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人均产值也是后代的元明清所没能超越的。民间传说，朱元璋仇视商人，杀了鼎力资助过他的沈万三。有点研究，但我坚信，市场的扩大会促进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地租这一块，由于大陆受马克思的毒害实在是太深，有必要重新构建地租学说，特别是中国现在已开始恢复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不然将来意识形态将会是一个莫大的阻力。
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这一篇讨论了资本，对资本进行了分类，后来的李嘉图，以及马克思继承他的分类方法。对资本不是我感兴趣的，其中我尤其对于“利息”感兴趣，似乎所有的文明都对这样
下册明天就要完了，先写完下册吧：
下册比上册更有意思，更好看更好懂些。主要侧重于现在的制度经济学，或者说公共经济学的，其中系统的讨论了政府的各种职能，驳斥了当时流行的，现在仍然存在很多人的脑中的“重商主义”的观点。“重商主义”认为，黄金白银是一个国家财富的象征，所以国家应该尽量的积累黄金白银，这样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鼓励出口，压制进口。
这一点，不知道何时也不知不觉的成为渗透中国人血液的观点。也许源头可以从历史书上找到，近代史上我们会看到“出超”“入超”这样两个概念，无论是历史书，还是老师似乎都隐隐约约向我们灌输这样的一个观点：“出超比入超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会这么的热衷于“创汇”，以至于现在都有不知道该怎么花的钱。这是好吗？一点都不好，隐患无穷，我真担心中国会成为这次金融风暴的中心，美国大概花两年时间就能走出危机，而我们中国也许至少的花三年，我甚至有时悲观的认为，中国走不出去。当然也许是我自己情绪低落时的悲观判断吧，因为一个人都世界的判断往往不是在于这个世界客观是怎样，而是在于这个人对自己的信心。因为我忽略了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忍耐力，不可思议的惰性，经济学上可以称为粘性。
今年是个敏感的年份，我也得小心自己的言论，说不定那天就被人叫去“喝茶”，当然我写的东西，看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可能除了我自己之外，不知道还会有谁，不管哪，那就自己玩吧，象兰晓龙说的“我从来就在和自己玩”。还是回到斯密吧，第七章“论殖民地”尤其精彩，说说当时的背景吧，作者写到这时大概是1775年，要知道1776年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时候，当时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是以为，北美的那帮人肯定是数典忘祖，居然干预反叛自己的国家。但斯密居然能够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分析这个新新政府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的趋势，对这个政府更多的是持宽容的态度，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时候不能不让人感慨，这世界有太多的巧合，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和《独立宣言》的发表无疑也是一个巧合，更巧合的是，《国富论》几乎是这个新兴国家的治国纲领，更准确的说是后面《美国宪法》形成的思想基础。从而也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可谓人类伟大的杰作。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对“司法”和“教育”的论述尤其精彩，提出了法庭也应该想商店一样引入竞争机制，而不能以地域来进行垄断。(www.shancun.net)这样如果各法庭就会迫于生存压力而会做出相对公正的判断，如同我们的宋朝时“包青天”那样，就因为大家觉得包拯的断案具有相对的公正。这对中国当下的司法尤其具有参考性，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出现很多的人民有冤无处诉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人要“上访”的缘故，人民已经很没有安全感了，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什么“躲猫猫”，唯有叹息。
关于教育，我实在也有太多的想说的，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支出的部分，而我们居然能够想出教育产业化来，实在是用卑鄙下流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我们的教育支出从来就没有超过国家岁入的3%，2007年占2.09798%，2008年占2.607%，教育法都规定了至少4%，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台湾达到9%——12%，可见我们口口声声喊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政府实在是太太太……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教育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尤其是高等教育，由原来的入学率3%提高到20%，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近30年来，我们的大学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不断的减少，我们不过是将原来的“中专”提升为“大专”，将“学院”变为“大学”，高中以上的学校数量反而可能没有增加。这就如同说在鱼缸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不断的往鱼缸放入更多的鱼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动不动就是好几万人，比人家一个国家的人可能还有多，一个国家大了可能不是坏事，但一个学校大了，绝对不是好事。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详加论述吧，这里面牵涉到独立办学的，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中国的大学是不能走上独立的，也就是没有出路的。这个问题日后必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