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何绍先在《对联汇海》中说:“考古家谓对联即桃符遗制,始于蜀孟昶而盛于明孝陵(按即朱元璋),不知此指门联而言。若堂室之题句,则诸葛武侯之‘淡泊以明志’,孔北海之‘座上客常满’,已为滥觞。”何绍先认为,孟昶题联只是门联(亦春联)之始,而非整个对联之始,这是不错的。但他把对联之始推至汉末,又未免早了一些。因为在律诗尚未形成之前,即算象孔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样对得很工的句子,也只能算一般对偶。
而今的所谓“对联”,当出自唐代,不会迟于晚唐。因为在初唐与盛唐之际,律诗已完全定型,不管是五律还是七律,都要求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为求对仗工整,还有一整套规矩。这就为对联的出现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由诗的对仗发展为对联,当是从摘句开始的。六朝时就有从一篇作品中将精彩的句子摘出加以评论的情形,锺嵘的《诗品》就是代表。但当时还并非只摘对句。律诗臻于完美,佳对日出,专摘对句的情形,就日益增多。这对对联在唐代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个促进。再和美妙的书法相结合,对联也就开始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至于专摘对句的书籍,据说隋末就有了。传杜公瞻曾奉隋炀帝之敕撰进过《编珠》四卷,但隋志、唐志均未载,至宋志始著录,而宋人未见引用亦无旧刻旧钞流传于世,而今只能从清康熙年间高士奇家刊本,得见其大致面目。据高氏所称,此书得于宫廷内库废纸堆中,但“世颇疑其依托”(梁章钜《巧对录》)。此书若实有,对对联在唐代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唐人又喜欢书壁。李白(?)《草书歌行》说怀素写字时:“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陈彬龢《中国文字与书法》亦云:“(唐)文宗尝于夏日集学士联句,命(柳)公权题于殿壁,字径五寸。”此事《新唐书·柳公权传》有载。而唐人在写诗时,有的将先得的一个佳句写在纸上或者壁上,慢慢求对,对上了就配上去,在今天看来,这就等于在做对联。加上桃符的启发,对联便开始发展起来。唐人酒令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令〕鉏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答〕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这个酒令见《渔隐丛话》卷二十一。鉏麑,作鉏麛、鉏之弥,春秋时晋国力士。据《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恨大臣赵盾多次进谏,派鉏麑行刺赵盾。鉏麑清晨前往,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忍下手,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豫让,春秋战国间晋人,初事范中行氏,复为晋卿智瑶家臣。《史记·豫让传》云:赵襄子灭智氏,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自哑,多次谋刺赵襄子,欲为智氏复仇。被赵襄子所获后,赵问他何以不事中行氏而反事智瑶,答日:“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愿伏诛,请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而击之后,自刎而死。“木”“鬼”,“槐”也。“山”“灰”,“炭”也。这个酒令同后来的析字联就没有什么两样。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出对联的一些端倪。《全唐诗话》卷四“温庭筠”条的例子,尤其有说服力: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此事南宋绍兴间湘西提举吴炯在其《五总志》中亦有记载,只“赵公”为“邵公”。“赵公”、“邵公”,均未详。“郭令”,郭子仪。“考”,即考课,乃古时按一定标准考察官吏的功过善恶,分别等差予以升降赏罚的制度。如果说酒令还不很正统,那么李义山(商隐)同温庭筠的出对,就是地道的对联了,只未书于门柱而已。在晚唐,象这样彼此属对,已非个别情形。《全唐诗话》“温庭筠”条同时就有这样的记载:
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类此。
宣宗求对,虽为“赋诗”,但象这样彼此属对的流行,也进一步促使了对仗句从律诗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金步摇”与“玉条脱”,“白头翁”与“苍耳子”,就看不出诗句的痕迹,而只是两副三字联。
再看《明道杂志》的一条记载:
世传朱全忠作四镇时，与宾佐出游,全忠忽指一地方曰:“此地可建一神址。”试召一视地工验记,而召工久不至。全忠甚怒,见于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视之。工再拜贺曰:“此所谓‘乾上龙蛇尾’,建庙固宜。然非大贵人不见此地。”全忠喜,薄赐而遣之。工出,宾僚或戏之曰:“若非乾上龙尾,定当坎下驴头矣。”
朱全忠,即朱温,曾参加黄巢起义军,降唐后赐名全忠,封梁王。哀帝天祐四年(907年),篡唐自立,国号梁;从此五代开始。视地工,看风水的人。乾和坎都是八卦卦名,乾象天,坎象水。宾僚们将“坎”作砍,嘲讽这个风水先生巧于奉承,才保住了条性命。宋文莹《玉壶清话》载,后唐进士范质曾在素扇上题过这样一副对联:“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和上述朱温宾僚的戏题之联,正可视为对联由唐到五代孟昶题联之间的一种过度形式。
再说,后蜀题写对联也不是广政二十六年才开始的。《宋史·蜀世家》云,孟昶“每岁除”都“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孟昶是公元九三四年即位的,若从此时算起,《宋史》所载对联的题写时间又可上推三十来年,离李唐的灭亡不过四十年左右,距李义山和温庭筠也不过七十来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对联也不例外。春联由仅具雏形,至朱元璋时有名有实,其间就经过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在五代时,如果对联尚未发展到被社会接受的地步,作为一国之主的孟昶是肯定不会把它贸然写到门上去的。孟昶以“以其非工”为由,否定辛寅逊的题联,很重视对联的写作技巧,这也说明对联已发展了一个相当的时期。只是一般人没有孟昶这样的权威,在这以前即便写了,也没有谁替他们录到史书里去加上只有两句的对联,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诗文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又没有大人物首肯,登不得大雅之堂,于是自生自灭,埋没了。这恐怕就是我们至今没有从正史里看到比孟昶题联记载更早的对联的原因。
